鸿琳最近的三篇中篇小说《梨城叛徒》《寻找慈恩塔》《告密者》扑腾出不小的声响，频频被转载，或者获奖。读完这三篇小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物形象共同的标签：“叛徒”。

这三篇小说的主角是“叛徒”，可以说鸿琳以比较集中的笔墨塑造了这一类小说形象，让“叛徒”直扑目光之内。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好读。我一向认为，讲故事是小说的重要一极，如果文章连让人读下去的吸引力都没有，或者说达不到阅读快感，那可能是在极小范围内的艺术试验，这当然也有存在的价值，可达不到广为传播的可能。鸿琳的小说显然不是曲高和寡，他会讲故事。被认为是叛徒的“我二叔”李牧，最后是日本钓鱼计划的重要棋子，而烈士陈天放却是叛徒，指认特派员的“叛徒”王小海，最后却是来处决叛徒的地下党员（《梨城叛徒》）；告密者本来应该是被人深恶痛绝的，为什么猪笼寨的村民反而把朱满仓这样的告密者当成全村的英雄？章文为什么面对敌人的枪口没有挺身而出？他的自责是否是因为自己的怯弱？事实的真相是他背负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朱满仓的指认，章文被捕，全村的人除了被杀的五人之外都幸存下来，可是鸿琳的笔不仅如此，他更深一层，因为章文被捕，他的情报之路和解救之举戛然而止，清源山抗日部队近百名战士身亡（《告密者》）。为了保全谢家坊众多的生命，“我父亲”导演了一场戏，和陶梅芳等人引爆了炸药，炸掉慈恩塔，用无奈的举措婉拒了炸掉日军军火库的命令（《寻找慈恩塔》）。这三篇小说是三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信息量极其丰富。

在这三个小说中，鸿琳让自己走了进去。他不是在保持距离之外的审视，而是以一种寻找、解读的姿态出现，这种贴近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在场的感觉，会更吸引阅读的目光。而且，鸿琳注重视角的转换，现在和过去的穿插、融合，当下和以往的跳跃，加上推测、争论，可以说，鸿琳在小说中把事情复杂化了。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鸿琳无疑是搅起了一潭浑水，让事情的真相无法简单看穿，小说里的“叛徒”不再骨感，显得丰满并有褶皱。在他曲里八拐的叙述中，事情的真相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但又是在希望之中存有许多疑虑，在疑虑中又夹杂希望和渴望。这样的胶着让小说是个立方体，不到最后，无法轻言结局。可以说，无论哪篇小说，鸿琳都充分调动了读者的阅读神经。

故事再精彩，也离不开人。写故事是为了写人，因为有人物，故事就不仅仅是故事。鸿琳这三篇小说，写活了“叛徒”这特殊的人物形象，颠覆了对叛徒的简单化标签。这三篇小说中的“叛徒”不再仅仅是贪生怕死、逐利贪色，他们不再是扁平的，而是更为立体复杂。或者说他们活得更为痛苦、纠结，他们的选择是用刀在割自己，割肉体也割内心，因此他们的选择就充满疼痛。死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困难的是活下来。因此，尽管时过境迁，他们的活还是比死痛苦，活在自责、愧疚、痛悔之中。死去的人会上供台，接受景仰的目光，而活着却是疼痛。鸿琳的小说做了一个提醒，任何人、任何事物，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也许仅仅是表象或者事情的某个方面，妄下断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许就是对历史的误读。正因为如此，鸿琳努力想通过小说修正对历史的误读，我想这是小说家责任感在小说之中的体现。在鸿琳笔下，英雄、狗熊无法简单分类，人性也不是直通通的“一条道走到底”，正因为“多向”，小说因此丰富多彩。

盯着“叛徒”这个形象的多角度，或者探究真相的解读，鸿琳无疑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写小说，找到方向不容易，找到突破点不容易，鸿琳是幸运的，他的寻找不再茫然。同时，他的方志办工作岗位为他的寻找提供了帮助，鸿琳可以继续寻找。

如果要提点意见，我觉得鸿琳在某些地方文字可以更凝练一些，在众多的叙述条线之间的跳跃丰富的同时更为清晰一些，例如《梨城叛徒》。这或许有助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容易进入，或者更心无杂念地沉浸在鸿琳编织的小说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