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真

细微之处见精神。极重自身道德修养即“革心”的周恩来，其一生虽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却始终视自己为共产党人中的普通一分子，时时刻刻关爱着他人，想着怎样更多更好地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可谓洒满人间都是爱。这是他身上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高贵品质。邓颖超曾用朴实的语言评价说：“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周恩来写传记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谈及周总理这一美德时，也曾感叹地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以下信手拈来的便是体现他仁爱精神的几则感人故事。

西花厅，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过26年之久的住所。坐落在中南海西北角年久失修的一幢旧式宅院，灰色条瓦，方砖铺地，斑驳陆离，阴暗潮湿。

俞标首次进入西花厅，是以一个普通警卫的身份奉命去执行一项特别勤务——设法减轻噪声对西花厅的干扰。

西花厅偏处一隅，西北两面分别紧临府右街和文景街，昼夜车水马龙，喧嚣不息。文景街边某单位内安装的高音喇叭，对周总理的工作和休息影响颇大，俞标认为这是可以力争避免的，于是持着中央机关的介绍信，向该单位领导婉言阐明来意，顺利地得到对方理解，改善了音响装置。

借鉴这次交涉经验，俞标又曾奉命到府佑街派出所调查居民情况，并提出了一份对部分居民净化搬迁的动议申请，受到了北京市委的重视和批准，改善了一些周边环境。

像西花厅这样的旧式宅院，其实早该维修，但周总理坚持不让，连地毯也不许铺。每当身边的秘书和警卫们提起这个事情时，周总理总是摆双手阻止。卫士们多次认真地据理力争：“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来开会，要连累他们犯腰腿疼的！”最后，周总理沉思良久才说：“那好吧，办公室里铺地毯，来客可共同受益，但卧室内不准铺，以免浪费。”这样，才勉强铺了一块地毯。

由于地面潮湿，周总理常闹腿疼，办公室内的地毯也生了虫子。秘书何谦看着心疼，跟邓大姐通气后又向周总理提议：“房子太破旧了，应加维修，否则房梁塌下造成更大损失。”周总理望着蛀蚀的房梁，终于点头说：“正常维修是必要的，这事就由你来办，但要注意节约。”

1954年4月下旬，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乘他出国期间，有关部门决定对西花厅进行简易修缮。这次简修只用了20天时间，主要翻掉了大块青方砖，换上了粉红色的小缸砖，截接了已腐烂的柱子，粉刷了墙壁，油漆门窗柱子，改善了取暖及通风设备。

根据日内瓦会议的统一安排，6月底会议暂休期间周总理回到北京，看了修缮后的房子说：“为什么要换上新的窗帘布，原来的窗帘布不是好好的嘛，仍然可以用嘛！这是谁出的主意？”在场的何谦回话：“是我的主意。”俞标赶紧附和着说：“是我们的共同主意。”这次修缮是由何谦负责的，俞标是受警卫处的指派参与其事的。周总理有些生气了，严肃地说：“换上原来的窗帘布，新的窗帘布由你们去处理。”

西花厅前后两院，中间有长廊连接，长廊中建有一个亭。周总理有时在前院前厅会客或接见外宾，后院则用来办公和休息。

好在西花厅有一个出众的绿色环境：绿化面积广，品种多，环境优美。这些人为的努力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花厅的环境不足。尤其是周总理最钟情的海棠花，在花树丛中出类拔萃。每年5月，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时，周总理和邓大姐都会邀请友好国家使节和李富春夫妇、薄一波夫妇、陈毅夫妇、郭沫若夫妇、何香凝等宾客，一起共赏海棠。

国内外有许多人不理解，一国总理为什么长期寓居在一个简陋嘈杂的院落？邓大姐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对此有过解释：“你（周总理）不是喜欢海棠花么？解放初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

然而，以俞标等这些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眼光观察，颇持肯定态度地断定内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周总理为人历来坚守“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的准则，他在中南海主持住房分配，再次印证了他具有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崇高品德。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周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来是安排在前排正中间的。但是，周恩来不肯，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来访的客人们坐在正中间，并微笑着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

1958年12月26日，是全国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会接见完这些空军标兵后，按照惯例众人合影留念。拍照时，周恩来拉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手，习惯地提高嗓音笑着说：“今天毛主席请假缺席，你是主人，你就坐在（刘少奇）主席身边。”刘亚楼听后连忙推辞。

可是，经周总理连说带拉，最后，刘亚楼还是坐在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中间。依次是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当时在场的空军积极分子代表们亲历了周总理对下级干部那么无私关爱，态度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58年7月1日至7日，周恩来到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而且连住7天，这是他一生较罕见的一次下基层调研日久的经历。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事出有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十分重视，便专门带了一位专家于6月30日飞赴广州，又转来新会。并风尘仆仆地直奔田家地头，在实验田旁见到了这位农民。

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和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是让周总理坐在小竹椅上的。可是，周总理一到就一屁股坐在了小凳子上，把小椅子推给了周汉生，还关切地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架子。

周恩来始终严格遵守我党早年就订立的“一不做寿，二不送礼……”等规矩，从不给自己过生日、更不允许别人为他祝寿，却总记着党外许多人士的生日并贺之，送去党的关怀温暖。

著名画家齐白石生于1863年农历癸亥年十一月，1953年是他90整寿。他在75岁时由于听信星相先生的话，将年龄增加两岁，以求消灾祛病。因此1951年便在家里做了90生日。

1953年1月7日，北京文艺界为齐白石90齐奏岁寿辰举行祝寿会，周扬代表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荣誉奖状。晚上，百忙中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齐白石补庆90大寿，并由木偶剧团做了专场演出。中华全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央各文化单位的各方面人士参加庆祝会，人们纷纷向老人问好、祝福，会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庆祝会开到热烈时，周总理赶到了会场，大家都起立鼓掌。

周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径直走到齐白石身旁，俯下身来亲切他说：“衷心地祝贺你93岁寿辰。祝你健康长寿！”

齐白石和客人们听到周总理的祝词，都会意地笑了。对于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程前来，齐白石喜出望外。他异常兴奋地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太不敢当了。”说着，眼眶里闪烁着泪花。

周恩来说：“您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您为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接着，周恩来仔细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艺术创作，并关切地嘱咐道：“听说老人家近来画兴很浓，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解放后生活安定，没有顾虑，愿意为人民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是90高龄的人了，今后要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最后，风趣地说：“我还等着为您做百岁大寿呢！”

196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政协礼堂主持了一个“百老庆寿大会。”100位70岁以上的在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欢聚一堂。

周总理准时到会。周恩来与何香凝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一进会场就立即向老寿星——83岁高龄、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走去。何香凝忙起身相迎。但老人动作不便，不慎把手杖失落在地。

周恩来加快脚步疾趋向前，一面弯腰为何香凝拾起拐杖放好，一面热诚地与老人家握手、祝寿，并向到会的老人一一问候。

宴会开始后，周恩来举杯，诙谐地说：“今天到会的百位老人，年龄平均80岁，加起来就有‘八千岁，人生望百……，20年后，我们百位老人再集体祝寿，大家要真正地高呼‘万岁了。”

这次别出心裁的祝寿会，充分反映了周恩来与何香凝等彼此互相敬重、互相关心的浓浓友情，也正是数十年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胆肝相照的真实记录。

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得借钱帮他人，也许人们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据在周总理身边当过炊事员的李志秀回忆，一天，周总理发现他脸色不太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李回答说：“老伴病了。周总理便找到身边工作人员孙越，对他说：“你从我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李志秀同志，他的爱人病了，家里有困难。”孙告诉周总理：“您没有钱了。”周总理又问：“我和邓大姐不是每月有几百块钱工资吗？”孙把一个账本拿来，告知周总理，你给谁和谁批了多少钱，现只剩下一点生活费了，总共不足100元。周总理说：“那你借给我100元，下个月还你。”

自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能拒绝吗？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承受不了耀眼的摄影灯在眼前闪来闪去。

对此，周恩来非常着急，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时间一到立即关灯。

此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足见，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