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悦

在中国乐坛，谷建芬是一位殿堂级的人物，她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等千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当年，因为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她受到不少非议。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出口气，她开办了声乐培训班。在她的培训班里，相继走出了毛阿敏、那英、孙楠、苏红、万山红、解晓东等明星。在与这些明星弟子的交往中，她与毛阿敏的师徒情谊更是让外界唏嘘。大师亦是平凡人，谷建芬坦言，身后那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是她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为“出气”办起声乐培训班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最早为大家熟知的作品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给您带来了什么？

谷建芬（以下简称谷）：20世纪80年代初，我“海外关系”“右派”“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都摘掉了，我也能出国访问了。在南美的一次演唱会上，不相识的观众臂膀相搭，一起合唱的景象让我眼界大开：原来音乐也可以这样做，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回国后，我谱写了《兰花与蝴蝶》等歌曲。谁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一出来就被定为资产阶级音乐，要开批判会，禁唱。有人批判我专业上堕落了，那首《烛光里的妈妈》被批评说是毒草，连唱词都得改成“妈妈，你的眼睛是那么明亮，我们正走在你指引的航向上”。《兰花与蝴蝶》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朦胧意识。我很委屈，就到各大院校去开作品演唱会，让学生们打分。看到我的歌曲在青年学子中很受欢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不过，外界仍有很多对我质疑的声音。

记：当时您创办声乐培训班的目的是什么？

谷：我认为，国家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思想解放是顺理成章的。当时没人愿意唱我写的歌，电视台也不会放我的歌，别人也不会替我说话，只有自己找一些人，让他们唱我的歌。我办声乐培训班的目的是出作品、出人才，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学员身上。为办声乐培训班，我东拼西凑了5万块钱，免费培训学生。我的培训班开设八门课，视唱练耳、钢琴课等请的都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金铁霖老师也爽快地接受了邀请。金老师很认真，每次上课都是骑自行车来的，每堂课才拿15块钱的报酬。不过，金老师毫无怨言。我这个班有50多名学员，我对这些学生充满了感激。因为当时外界对我的骂声不少，他们没有嫌弃我，也没有考虑跟着我有什么样的不利，与我一起共患难。因此，我和他们的关系超过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孙楠在培训班的时候，我知道他喜欢吃红烧肉，经常做给他吃；那英、毛阿敏到大连，我让家人好好照顾她们。一次，毛阿敏发烧，我的小妹谷玲亲自照顾她的生活。

记：您这个培训班培养了那么多明星，您和他们之间的感人故事很多，能讲一讲吗？

谷：我对进培训班的学生要求很高，像那英，当时曾有人拿来她的一盒磁带让我听，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像苏芮，就问人长得怎么样。对方说长得一般。后来，在一次歌唱比赛中我见到了那英，觉得形象还行，就去后台找她，让她把行李搬到我那儿去。那英好玩，爱热闹，但人特别聪明，对音乐的悟性很高。对她来说，没有谱不行，完全照谱也不行。让她离开谱自由发挥，感觉反而更好，甚至超出了我当初写歌的预想。当时不少人说我在培训班里偏爱毛阿敏，一首新歌出来，我让那英唱小样，然后又给了毛阿敏去唱，让那英吃了不少醋。真实的情况是，我觉得那英人虽然聪明，但有时稳不下来，必须消磨一下她的性子才行。后来，我和她谈了几次，把那首《青青世界》让她到春节联欢晚会上去唱，那首歌被她唱红了。

记：男弟子中，您有不少高徒，像孙楠、解晓东，你是如何发现他们的？

谷：我的家乡在大连，我让妹妹替我留意一些当地的好苗子。1990年，孙楠还在大连一家歌厅当歌手，妹妹听了他的歌，就向我推荐了他。我让孙楠来家里看看，第一印象觉得他太胖，太胖会影响舞台形象。不过，他的那首《花瓣雨》比童安格唱得还好，声音很有张力，我就收下了他。当年解晓东和哥哥一起到北京发展，日子过得很苦，因为付不起房租，一个月搬了20多次家。他来我家时，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就像一见钟情似的。这孩子一直很有追求，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上了10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近年淡出了歌坛，办自己的公司去了。当年的那帮学员，现在都人到中年，都有了家庭和事业。那英和孙楠还坚持在一线，我到过那英当评委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现场，现在的内地乐坛青黄不接，我希望他们能接过我的棒，多为内地乐坛培养些人才。

人生路上与爱徒亦师亦母

记：您和毛阿敏的师生情谊圈内人皆知，当初是如何发现她的呢？

谷：我和毛阿敏相识在1987年2月的校园歌曲大赛上，比赛地点在广州，当时我是评委，听了她的演唱，对她印象挺好。那次比赛毛阿敏临场发挥不佳，没能获得一等奖。赛后，我主动找到她，耐心地开导她：“既然你选择了歌唱事业，就要全身心投入，演唱前要从各方面准备，演唱时思想要集中，排除杂念，重视感情表现，才能唱得有声有色。”当时，我觉得她是可塑之材，决定对她重点培养。

记：据说您和毛阿敏在国外参赛以母女相称，是这样吗？

谷：那年的12月，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开幕，前三届我国曾派歌手参赛，但成绩不突出。文化部拟从全国数百名歌手中挑选一两名新歌手参加比赛，经过我的竭力举荐以及筛选和考核，确定由毛阿敏代表我国参加国际音乐节比赛。参赛的歌曲必须是国内创作的新歌，我和王健就为那次比赛谱写了新歌《绿叶对根的情意》。为了帮毛阿敏理解这首歌的深刻含意，我和王健一起耐心启发她：这首歌是以马思聪、傅聪两位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为素材创作的。“绿叶”象征着在海外的两位音乐家，更象征着在异域的中华赤子；“根”则象征祖国母亲，不管儿女受多少委屈，总是要像绿叶对根那样充满深情，依恋不舍。毛阿敏了解了这首歌的深意后，每唱一遍感觉都不同。演唱被认可后，我很重视台风和衣饰，认为毛阿敏年轻，身材颀长，形象好，上台得有套非常合体且有民族气韵的服饰，要表现出高雅、娴静的形象和气质。我俩设计了一件无袖裸肩的银色旗袍，再披一条纱巾，既有前卫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到了贝尔格莱德，主办方不让我俩住一个房间，说怕我们是同性恋。我对他们说，我和阿敏是母女，才得以住在一起。比赛的日子里，我像母亲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毛阿敏不负众望，在高手如云的角逐中，超水平发挥，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记：成名后，毛阿敏经历过不少风波和挫折，您对她走好人生路给予过不少指点吧？

谷：香港一家唱片公司想和毛阿敏签约，她征求我的意见，说想到香港闯一闯。我告诉她，最好别去，因为她的歌唱事业最佳土壤在内地。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后来，她在香港录制了专辑《丢手绢》，回北京征求我的意见。我坦率地对她说：“你那个新专辑不太成功，把你以前特有的清新、端庄、自然的风格给丢掉了。我还是那句话，别忘了自己的根在哪儿，老百姓捧红了你，就只能唱老百姓喜欢的歌。”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她在香港的发展并不顺利。后来，她经历过两次涉税风波，尤其是后一次闹得很大。在涉税调查期的3年多时间里，她旅居加拿大，暂别舞台4年。她人在海外，深感寂寞、失意，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诉说心事，最大的慰藉就是和我通电话。我总是劝慰她，有什么委屈不要闷在心里，讲出来就能澄清，千万要对得起观众，争取早日回归舞台。她听从我的建议，两次悄悄回到上海，到税务部门说明情况。税务部门受理了她的行政复议，让她缴清了罚款，补交了税款，终于使那次涉税问题结案。风波平息后，我把她叫到家里，一边弹琴，一边教她唱新歌《我决不后悔》。这首歌的开头两句是：这段路我走得很累，这段路我走得很疲惫。正好折射了她当时的生活情景，唱的过程中她一直在流泪。

记：您和毛阿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如今你们联系还很多吧？

谷：在艺术上，我和她有着很好的默契，我深知她的特长，熟悉她的口味，心灵相通，我俩在艺术上能达到这个境地是非常不易的，这也来源于我们在人生路上的忘年情谊。她懂得感恩，经常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电话问候我，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只要有了难题她就打电话过来听听我的意见。前几年，听说我正筹办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她对我说：“老师，无论何时何地举办您的作品音乐会，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保证准时到场。”2013年，她到了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人生三级跳，从上春节联欢晚会到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又出版了《天之大》发烧大碟，我为她感到高兴。在我80岁生日时，她本来在国外，却专程回来为我庆祝生日，还演唱了那首《烛光里的妈妈》。我和她的关系就是亦师亦母。

晚年受总理委托为孩子们写歌

记：您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谷：我出生于日本大阪，刚懂事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看日本的歌伎表演，那时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那年，我随家人回到大连。当日本侵略者战败离开大连时，一些日本的钢琴商贩在街上把钢琴低价出售，虽然当时的钢琴价格很低廉，但父亲始终没有答应我买一架钢琴的要求。我太想有一架钢琴了，每次和父亲买菜经过那条钢琴街，我都坚持从这头弹着琴到那头，用这样的行动表达着我的决心。最终，父亲被我的执着所打动，用一顿菜钱换回了我梦寐以求的钢琴，那架钢琴打通了我迈向音乐殿堂的梦想之路。

记：听说您背后有个和谐的大家庭，能说说吗？

谷：我有两个女儿，虽然她们都没有从事与音乐有关的职业，但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有时间我就飞到上海看看外孙女，与孩子们在一起，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除了我自己这边的家，我在大连还有个大家庭。我兄妹5人，我是老二，我们兄妹之间感情特别好，我对每个兄弟姐妹都很照顾。小妹谷玲念卫校的时候，我每月从不多的工资中拿出20元钱寄给她，一直坚持到她毕业。姊妹们在一起，是我最放松的时刻，我经常逗大家开心，家人给我起了个“滑子”的称号，妹妹叫我“滑姐”。有一次，我买了3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另两件送给两个妹妹，要求她们都穿上，还要合影留念。到北京工作后，我经常回老家看望父母，每次都不忘给母亲带她最喜爱吃的“海菜饺子”。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年都要回家乡一趟，与家人欢聚一堂，身后那个友爱的大家庭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记：您生活中有什么爱好？有没有独特的养生之道呢？

谷：工作之余，我喜欢逛街，到跳蚤市场、早市夜市淘些小玩意儿，老伴说我像个小姑娘。平时我喜欢织毛衣，自己设计很多花样，妹妹们沾了我不少光。压力大的时候，我还喜欢打桌球、麻将放松一下，和其他老人一样，旅游也是我的最爱。在养生方面，我不信什么偏方，坚持锻炼，讲究营养饮食，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老了，快乐最重要。在这方面，我要感谢我的老伴，我和他感情一直很好。当年，因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我受了不少委屈，老伴坚信我的歌曲是健康向上的，为了调查年轻人对我的歌曲的接受度，他还陪着我到各大院校开作品演唱会，向广大青年学子发放调查问卷。有这样一个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老伴，我精神上很乐观。

记：您创作的歌曲整整影响了两代人，晚年为什么开始创作儿歌了呢？

谷：退休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属于孩子们的儿歌少得可怜，很多孩子一开口，唱的就是“老鼠爱大米”。2004年秋，中央召开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见到我，对我说：“现在的孩子能唱的歌曲不多，你以后别为歌星写歌了，要多为孩子们写歌！”总理的话点醒了我，是呀，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太丰富了，属于他们的歌曲太少了，如果能创作一些适合他们唱的歌，我也算在晚年为孩子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为孩子们写歌，从哪里入手呢？我发现，很多优秀的古诗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适合谱曲演唱，这也是我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于是，我决定让古诗词歌曲成为孩子们的“新学堂歌”。

记：现在，这方面进展如何？

谷：从2004年到现在，我已经创作了30多首“新学堂歌”，像《春晓》《明日歌》《相思》《长歌行》《静夜思》等歌曲，旋律动听，节奏明快，能让孩子们快乐地亲近、学习和传承我们祖先的经典。“新学堂歌”自创作以来，我亲自到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多个城市推广，每次演出都能得到家长的欢迎和肯定。除了台上孩子们表演外，坐在观众席上的孩子们也积极参与，那种千人齐声合唱“新学堂歌”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孩子们的表演经验不足，但是他们用心演唱，用心领会传统文化所散发出来的底蕴，这也达到了我创作“新学堂歌”的初衷。今后，我会用余生的精力为孩子们多写几首歌。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