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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的隐秘的活动相比，现在恐怖主义集团更倾向于公开化的行动。建立分散的媒体办公室、向潜在受众众包社交媒体宣传，恐怖主义就像一个毒瘤，利用现代科技网络，在全世界征集他们的信徒。

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赛义德·法鲁克和塔什芬·马利克的住宅里，凶手六个月大的女儿的房间。这张堆满绒毛玩具和毯子婴儿床的照片是法鲁克和马利克深重罪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ISIS包装宣传凶手勇气的工具。

2016年3月22日上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系列爆炸袭击，导致至少34人死亡，逾18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称对该事件负责。近来，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自杀式袭击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外的恐怖袭击：巴黎恐怖袭击、土耳其恐怖袭击，还有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三次爆炸中至少有两次是自杀式炸弹。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极端组织利用其打起了一系列的洗脑宣传，让被洗脑的信徒义无反顾地参与到这些经过精心计划的恐怖袭击之中。

鼓动信徒投奔伊斯兰国

2015年12月初，赛义德·法鲁克和塔什芬·马利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市枪杀了14个人，两天后，房东邀请媒体去到这对凶手夫妻的家里。在那栋放着简单家具的联排住宅里，摄制组把镜头对准了厨房水槽里放满的脏碗碟和壁橱上堆着的阿拉伯语书籍。但每位记者的目光都被铺着蓝色地毯的那间房所吸引，那是凶手六个月大的女儿的房间，因为她的父母选择拼死于跟警察的枪战，小婴儿现在成了孤儿了。房里那张堆满绒毛玩具和毯子婴儿床，即刻成为了法鲁克和马利克深重罪孽的标志。

婴儿床引起的情感共鸣也出现在了所谓的伊斯兰国定期发行的英文电子杂志《达比克》（Dabiq）上。2016年1月在社交媒体上刊发的那期杂志里，《达比克》用了两页纸来赞颂法鲁克和马利克。马利克曾于圣贝纳迪诺市枪击开始几分钟后，在脸书上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的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该报道用那张臭名昭著的婴儿床做配图，反过来歌颂了凶手的勇气：“尽管有个女儿需要照顾，赛义德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停止履行义务。”

跟伊斯兰国的其他宣传一样，那条消息经过精心编造不仅是为了吸引潜在的信徒，还为了提升该极端组织的恐怖品牌—强化西方人的残忍印象。所有的恐怖组织都在打造这类的形象，因为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激发人们恐惧心理的能力，那种恐惧跟他们实际上能作出的威胁不成比例。但只有伊斯兰国成功做到了那点，凭借对现代数字工具的运用，改变了黑暗宣传的制作和传播。

伊斯兰国通过运用各种平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像推特、脸书之类的社交网络，像Telegram和Surespot 之类的即时聊天工具，还有像JustPaste.it的内容共享系统。更重要的是，它分散了媒体的运作，社交网络更新的内容来自各地的匿名人士，从西非到高加索都有，从地理上看不只局限于ISIS。

今天的伊斯兰国既是军事力量又是媒体集团。根据一个反恐报告《虚拟伊斯兰国纪实》，该极端组织平均每天发布38条新资讯、一条时长20分钟的短片、长篇纪录片、图片专题报道、音频片段和小册子。使用的语言多样化，从俄语到孟加拉语都有。跟该组织最像的同行，不只是其他的极端组织，还包括那些西方品牌、市场营销公司和出版机构—从百事可乐公司到BuzzFeed—不断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希望跟顾客联系。像这些企业一样，伊斯兰国用一些屡试不爽的技巧来提高用户参与度。比如该组织运用分众传播—制作迎合小众受众的内容。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中只有一部分内容是描绘该组织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相比之下更为常见的是公共工程项目、经济发展、军事胜利等。诸如此类的内容是为了向潜在的新成员表明其核心叙述的正确性：帝国稳定又顽强地发展着。到目前为止，数字化宣传已经鼓动了超过30000人，那些人抛弃一切千里跋涉进入危险区域，投奔到传说中的天堂。

除了大规模的宣传自身，伊斯兰国也向“个人”众包了它在社交媒体的宣传以及它的暴力行动。它并不是在暗地里操作，而是在人们最喜欢的互联网上公开进行。事实上，它已经变成开源操作系统给那些绝望的和被蛊惑的人所用，让人们创作和阐述被迫害经历或者愤怒。有些人会因此沉迷于那些故事中，从而计划以伊斯兰国的名义进行杀戮，相信那会让他们混乱的生活回到正轨。一些人把个人或真实或虚幻的挣扎和忧伤投射到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里，从而巩固了该组织所传递的讯息。那些荒唐的圣战者，来自世界的各行各业，造成了不少的威胁。

通过网络招募新成员

今年1月，伊斯兰国发布了一个题为《稳定的意义#2》的视频，视频中出现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正站在装满炸弹的货车旁边。男子头戴面罩，显然即将在利比亚一个城市引爆自己和炸死路人，这种场景在这类视频里很常见，他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但这是首次伊斯兰国人肉炸弹的最后时刻被无人机拍摄到。一分钟之后，人肉炸弹跟他的战友拥抱告别，无人机升到他的卡车上空，他驾车穿过城市街区并引爆炸弹。视频展现了广角拍摄的暴行现场，然后镜头切换到一个人拿着手机在播放刚才无人机拍到的爆炸场景。他们希望以此招募那些对此类跟残忍的行动感到兴奋的极端分子。

ISIS极端组织在其新一期的宣传刊物《Dabiq》（Dabiq）中附上了参与巴黎恐袭案的9名恐怖分子海报。

ISIS还建立了一个分散的媒体集团，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媒体办公室，有摄影师和编辑制作本土化的内容。一个摩洛哥裔的前伊斯兰国摄影师在采访中说，他每个月薪水是700美金，比普通武装人员高出好几倍。省级媒体办公室也负责运营报刊亭或者流动车向新占领区的民众发布灌输信仰的内容（通常是用USB盘或者SIM卡）。因为伊斯兰国严控网络和手机，极端组织的视频音频内容是被占区唯一的合法播出内容。

为了鼓动外国人移民到伊斯兰国，他们制作了殉教和强调其乌托邦式层面的文字和视频，特别是远离任何宗教迫害的自由。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和《恐怖主义心理学》的作者约翰·霍根说：“他们说的是‘你不要只是把伊斯兰国藏在心里，它是真实存在可以触摸的，你来到这里可以发展得很好，还可以带上家人。”在一个针对巴尔干地区的长达21分钟的题为《荣誉圣战》的视频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微笑地抱着扎着辫子的女儿，站在满是水果的露天市场里。他向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同胞保证，如果他们来到伊斯兰国，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警察在半夜突袭时“发现你的妻子们暴露了”。

那些辛苦跋涉到战乱地区的外国人并不都是要加入战斗的，伊斯兰国也欢迎白领们，力求吸纳更多有经验的媒体专家，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强。曾在美国念计算机科学的阿布萨姆拉就成为了该部门一个好手，他擅长非阿拉伯语的内容。（有谣言说他去年已被杀，但FBI仍在悬赏五万美金捉拿他。）专业人才的引进提升了伊斯兰国的媒体输出：比如GoPro相机被装在了AK-47冲锋枪和阻击步枪上，拍摄了类似电子游戏《使命召唤》的枪手视角场景。更重要的是，此类内容通常把普通武装人员当作主角。反恐专家詹金斯说：“他们把焦点从精英转到了普通圣战者。”该叙事角度的转变迎合了新一代，他们习惯于自己创作和分享内容。当年青一代观看伊斯兰国的视频时，他们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伊斯兰国的媒体策略也从高科技领域倾向透明化之中吸取经验。《虚拟伊斯兰国纪实》中写道：“过去，圣战组织喜欢用有密码保护的阿拉伯语论坛来分享和交换意见。”相比之下，现在的伊斯兰国更鼓励信徒在公开网络上活动”。

像小强一样的社交媒体账户

一位推特用户以@abuionian账户身份发布的信息里写了数百条推文，他从不含糊，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方的仇恨。作者是伊斯兰国的狂热支持者，他用英语俚语写作，这个线索表明他并非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住在巴格达。就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间， 他先后发文庆祝德国旅行者死于伊斯坦布尔爆炸;幻想让一个英国记者成为其性奴;还欢呼莱姆病在美国蔓延。推特后来暂停了他的账户。伊斯兰国通过把很多宣传事务众包给这种网友，从而得以在各种渠道上广泛传播。

@abuionian很可能也没有从推特上消失太久，那些“圣战键盘手”很为自己一次次重返服务的能力而自豪，那是他们在自己社区中提升地位的方式。乔治华盛顿大学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关于极端主义的研究报告说：“大多数暂停账号的案例，他们会在几小时之内变种重新注册一个或多个账户。”根据该研究项目的一个研究人员说，类似的极端言论的用户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网络上作出了很多努力，伊斯兰国为保证他们得到神圣嘉奖费尽苦心—目的是“打击当地的非信众”。

那些像小强一样的伊斯兰国社交媒体拉拉队难住了美国的执法部门。今年一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跟硅谷顶尖公司的代表们开会，请求高管们协助想办法甄别极端主义者。但即便最聪明的算法也不可能挫败大多数伊斯兰国的网络推手， 因为他们会努力绕开各种反宣传措施。

伊斯兰国通过策略性地发布资讯推动了自身社交媒体自由职业者的增长。该团体允许在内部选择可信的人跟外部支持者联系，通常通过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或者Surespot，被选中的使者反过来会成为网上小圈子的名人，因为他们可以收到拉卡市或摩苏尔市日常生活的内幕消息。研究人员说：“能接触到那些资讯的人会变得权威和有影响力。”这些精英用户，或者说“节点”， 帮助伊斯兰国在众包对象中保持一点影响力。

社交媒体也降低了极端组织的招募门槛—好奇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伊斯兰国的多语言宣传，也能轻易联系上中间人，协助他们前往伊斯兰国。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学生被指控试图加入伊斯兰国，她声称自己就是用推特账号跟圣战遗孀建立了一对一联系，并被他们安排前往叙利亚的行程。

如何有效地反宣传？

负责反恐的伦敦警察厅副厅长马克·罗利说，越来越多有精神疾患的人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目标，因为患有精神疾病的恐怖分子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反恐分队正在跟精神病专家联手工作。2015年英国据反恐法逮捕的339名疑犯，77%是英国籍，14%是女性，13%年纪在20岁以下。罗利说这在前几年不会发生，跟极端主义的宣传不无关系。英国警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反恐指南，告诉民众遇到枪击事件“跑出去，躲起来，讲出来”。警察厅的特别部门每天从网络上删除300条伊斯兰国发布的资讯。据网络反恐部门统计，2013年他们从网上删除了17，541条恐怖主义资讯，而这个数字在2015年增加到了55，556条。 而今年的第一季度，他们已经在网上删除了26，000条资讯，覆盖了斩首解说、炸弹制作说明和鼓动暴力的演说。今年四月，英国反恐官员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反恐宣传活动，鼓励网民举报圣战资讯，警方删除的很多资讯都来自网民的举报。

在美国，很难在每一个公共设施都加强安全，执法部门倾向于在恐袭发生前逮捕疑似同情伊斯兰国的人。执法部门常常通过有偿的线人来获取资讯，很多线人因为自身就有犯罪记录所以熟悉执法部门的运作。那些线人经常向FBI举报那些有精神障碍的嫌疑人，他们也更容易为诱捕行动所抓获。FBI反复抓到明显需要心理治疗的人，给了伊斯兰国以借口说外界在迫害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信徒就曾发不过关于此类诱捕行动的推文，评论说“种族歧视的FBI正在做它最擅长的事：陷害穆斯林/少数族裔”。但尽管FBI积极地利用线人，袭击还是持续发生。

恐怖主义就像一个毒瘤，利用现代科技网络，在全世界征集他们的信徒。为了和恐怖分子打网络游击战，各国还在不断尝试。例如美国政府早前就推出了“再想想，拒绝它”公关活动，旨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宣传，最近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务院办公室，旨在打击暴力极端组织的破坏性消息。

回顾最近的一些严重的恐怖袭击，类似的亲属关系在恐怖分子之间一再出现。恐怖分子不只是武装组织里的兄弟关系，而是更亲密的关系，如亲生兄弟姐妹，以及情侣、夫妇。反恐专家分析，这种亲属共同犯罪符合已知的极端化规则。因为小圈子的动态、亲戚关系和友谊纽带变得极端。

为什么恐怖主义

偏爱采用自杀式袭击？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反恐专家罗伯特·佩普解释道，自杀式袭击特别适合达成两个目的：

“强迫目标政府回撤它的军事力量，自杀式袭击能杀死更多人—这是恐怖主义里的肺癌，它能比非自杀式袭击杀伤力大十倍。”公众会被伤亡的庞大规模和自杀行为的残忍本质吓到，按照这个逻辑，他们的政府会迫于压力从占领区撤兵，从而恐怖分子的目的达到了。

在恐怖分子控制的区域，“自杀式袭击很适合摧毁被占区的安保设施”，这些安保力量，不管是美国的、伊拉克或是别的，通常都有比恐怖分子更先进的装备，“自杀式袭击可以平衡那种战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