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时期漕运对苏北地方信仰风俗的影响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运河的流经在促进苏北运河沿岸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沿岸地区信仰风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繁忙的漕运和因保漕而实施的河工是导致苏北黄运沿岸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由漕运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苏北民间社会风俗由淳朴节俭日益走向浮华奢侈。晚清漕运废止后，苏北社会风俗再次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由漕运所带来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的变化成为明清苏北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明清时期；苏北；漕运；河工；信仰风俗

1明清苏北段运河及漕运发展情况

明清时期苏北段运河从北向南主要由徐州、淮安、扬州三段组成，运河的流经以及伴随运河而来的漕运对苏北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漕运的刺激下，明清苏北运河沿岸城镇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尤其是淮安和扬州更是成为运河沿岸著名的商业城市。

1.1徐州段运河的发展变迁

徐州古称彭城，因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中心。古代徐州水系纵横，在中国水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流经徐州最主要的河流为泗水和汴水。无论是中国有史以来记载的黄沟、鸿沟、通沟和邗沟，还是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元明清时期的黄河及京杭大运河，都与流经徐州的古泗水或古汴水有紧密关联。自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后，徐州泗水河道被黄河侵占。明代前期实行借黄行运政策，徐州黄河河道长期用作运河河道。

明代徐州段运河是当时京杭运河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就上奏称徐州段运河：“国家运道，全赖黄河。河从东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淮之流浅阻，则运道塞。此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1]正统《彭城志》记载：“徐居南北水陆之要，三洪之险闻于天下。及太宗文皇帝建行在于北京，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2]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更是称：“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3]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徐州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明代万历年间，为避开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黄河险段，明代政府开凿了泇河，运道的东移使得徐州商品经济迅速衰落，但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前仍有部分漕船和商船经徐州运输漕粮。

1.2漕运与明清淮安城市的繁荣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明清时期，这里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是 “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地，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因得漕、盐之利，淮安在唐宋时代经济比较繁荣，白居易曾称誉楚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南宋以至元代，淮安迭经战乱，经济时而陷于凋敝，时而又有所恢复，但始终未能臻于唐宋盛时之景况。元朝末年，淮安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明朝建立后，淮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永乐年间，姚广孝途经淮安，写有《淮安览古》诗，盛赞淮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大量漕船和商船由此往来，繁忙的漕运促进了淮安商品经济的繁荣。明淮安知府李幼滋在其《灾伤奏蠲税疏》云：“窃惟淮安一郡，为南北咽喉，国家漕运所经，设文武重臣驻节于此，非他郡比也。先年地利沃饶，人物丰富，故钱粮视庐、凤独多。”[4]淮安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5]天启《淮安府志》卷2《舆地志·形胜》称：“淮盖江北大都会云。二城雄峙，辅车相依。跨淮南北，沃野千里。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左襟吴越，右引汝汴，水陆交通，舟车辐辏。”[6]光绪《淮安府志》记载：“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7]美国学者黄宇仁在《明代的漕运》中列表当年的全国18个大城市，淮安位列第九。[8]清康熙三年(1664年)，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其旅行日志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明清时期设置了许多与漕运管理有关的官职。其中最重要的管理官职，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漕运总兵官、协同漕运参将，都以淮安为治所。此外淮安府城及辖区内还设有理刑刑部主事、监仓户部主事、管厂工部主事、提举、巡漕御史等官员以及漕运总督府、运河钞关、运河水次仓、清江造船厂等一大批漕运相关机构，使得淮安成为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最为重要的漕运枢纽之一。

1.3漕盐转运与明清扬州城市的发展

扬州，唐代称广陵，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其商品经济的繁荣，以至于唐代晚期曾有“扬一益二”之说。宋元时期，扬州城市规模扩大，同各地经济往来日益加强。明初经过战乱，扬州商业曾一度衰落，成祖以后，伴随漕运的繁忙，商业又趋繁盛，在城东商业区加建新城。清代扬州商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史称“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为东南一大都会”。所谓“以地利言之，则襟带淮泅，镇钥吴越，自荆襄而东下，屹为巨镇，漕艘贡篚岁至京师者，必于此焉。是达盐策之利，邦赋攸赖。”[9]繁忙的漕运使得扬州商贾聚集，户口繁衍。乾隆年间，“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10]扬州府所属高邮州，商业发展也很迅速，史称：“为漕挽要道，帆樯南北，日夜灌输于京师者十分之七八，诚水陆之通衢，扬楚之咽颌也。”[11]

2漕运对苏北民间信仰的影响

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繁忙的漕运和南北往来的客商在带动沿岸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沿岸地区民间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导致了水神信仰的盛行。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是漕运必经之地，也是受黄河破坏最严重、治黄保运河工最为频繁的地区，正因为如此，苏北各地的地方官员和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崇敬和祭祀金龙四大王、天妃、晏公等水神的祠堂和庙宇，这些都是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表现。

2.1金龙四大王崇拜

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金龙四大王为水神，传说该神名谢绪，排行第四，浙江人，金龙山是其读书处，南宋亡，赴水死。明太祖征战群雄时，据说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水神。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续文献统考》、《杭州府志》以及文人笔记《涌幢小品》、《陔余丛考》、《通俗编》、《九曜笔记》、《矩斋杂记》等著作中均可见到有关谢绪由人到神的转变过程及历代朝廷对其敕封的记述。

由于黄河和运河在此交汇，作为漕河保护神的金龙四大王在明清苏北运河区域受到了当地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崇敬膜拜，因而苏北运河沿线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的数量极为众多。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记载当时的徐州铜山县境内金龙四大王庙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12]。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又大王庙一在中渡口，一在东关，一在小杨庄”[13]。淮安下属的清河县因地处黄淮运交汇处，水患极为严重，所以弹丸之地居然有17座金龙四大王庙。扬州的江都、宝应、泰州、东台等地也都有金龙四大王庙的分布。江都金龙四大王庙“在西门外文峰塔湾”。[14]甘泉县金龙四大王庙“在东门外黄金坝西岸”[15]。泰州金龙四大王庙：“在北门外西坝口”[16]。东台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县治西门外海道口”[17]。

表1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天妃祠庙分布情况表

2.2天妃信仰

天妃，也称妈祖、天后、天后圣母，民间俗称海神娘娘，是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性神灵。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关于天妃的来历和身世，据史书记载，生卒年就有六种说法，只是稍有差异而已，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续文献统考》、《杭州府志》、《莆田县志》、《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闽书》、《使琉球杂录》、《夷坚志》、《七修类稿》、《东西洋考》、《陔余丛考》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其生平事迹、神迹传说、历代皇帝敕封等情况的记载。

基于海运和漕运的重要性，自宋代开始，统治者便不断对天妃进行加封。南宋绍兴年间敕封她为灵惠夫人，后又进封为灵惠妃。天妃本身是海神，元代因倚重海运，故官方和民间都进一步尊崇天妃，极其重视对此神的祭祀。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永乐七年(1409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后，天妃信仰逐渐在运河沿线区域传播，祭祀天妃的庙宇也开始纷纷建立。清朝建立后，漕运愈发显得重要，于是沿袭明朝的传统，更是不断对天妃进行加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年间先后10余次对其加封，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民间对此神的信奉也尤为虔诚，东南沿海及运河沿线区域民众纷纷建庙立祠，定期举行祭祀。明清官府的倡导和推动，再加上来往于运河沿线区域漕军、渔民、船工、水手、商人等社会群体的影响，使得明清苏北黄运沿线地区的天妃信仰极为盛行。

由表1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天妃庙宇共有20余处，主要分布于黄运沿岸地区，因天妃是海神，盐城、海州等沿海地区也有天妃祠庙的分布。天妃祠庙的地域分布并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徐州、淮安等漕运繁忙、河工频繁地区，如徐州下属的沛县竟有天妃行宫10处之多，淮安府山阳县境内也有3处天妃庙。天妃信仰起源于福建，故福建商人在天妃信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迁天后宫在新盛街，即福建会馆。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区该信仰的天妃神已逐渐由原来的海神演变为河神，官方和民间赋予了天妃保漕、护航、御坝、捍患等实际功能，这也是天妃作为水神长期存在于苏北黄运沿岸地区的重要原因。

2.3晏公信仰

晏公，名戌仔，江西临江府人，原本是江西地方性水神，明初因朝廷推崇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晏公的生平事迹：“公姓晏，名戌仔，江西临江府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知乎？’其为人敬惮如此。大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其扬驺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涌，商贾叩投所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18]道光《重修仪征县志》也记载：“公名戌仔，临江府清溪镇人，浓眉虬髯，面如漆，嫉恶如仇，人多敬惮。元初以人材官文锦局堂长，因疾归，登舟而卒，柩未返里，人先见其衣冠仪从如生时，月余乃至，盖见之时即死之日也。启棺则以尸解，父老神之，为立庙，明封平浪侯，以灵显江湖云。”[19]晏公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因而在东南沿海和江河湖泊沿岸地区该信仰较为盛行。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黄运交汇，是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运河的流经也使得大量漕军由此北上或南下，再加上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晏公信仰自然十分盛行(见表2)。晏公本为江西地方性水神，且多为漕军所信仰，其之所以在苏北地区如此盛行，无疑和苏北地区繁忙的漕运有莫大关系。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共有10余处晏公庙宇，主要分布在黄运沿岸地区。由于晏公是明代统治者大力倡导的水神，且主要为当时漕运官兵、船工、水手所信仰，故晏公庙宇建立的时间多在明代。随着金龙四大王、天妃信仰的逐渐盛行以及黄大王、朱大王、栗大王等众多水神的出现，清代晏公信仰已逐渐呈衰落之势。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这几种最有代表性的水神之外，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所崇敬的水神还包括以治水名人、治河理漕有功官员为代表的水利人格神。运河的流经、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水神信仰的盛行为明清时期苏北民间信仰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表2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晏公庙分布情况表

3漕运对苏北社会风俗的影响

运河的流经带动了苏北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使苏北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及手工业者的数量逐渐增多，在外地商人的影响下，徐州、淮安等地的社会风俗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原本的淳朴节俭，日益趋向奢侈浮华。在持续了三四百年的繁荣之后，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漕运废止，苏北地区交通优势丧失，商品经济迅速走向衰落，社会风俗再次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

3.1漕运全盛时期的苏北社会风俗

运河的流经促进了徐州商品经济的繁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徐州风俗考》记载，当时的徐州城“一切布、帛、盐、铁之利，悉归外商”，“百工技艺之徒，悉非土著”[20]。受外地商人经营商业的影响，徐州本地弃农经商者日见增多，徐州当地社会风俗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嘉靖《徐州志》记载明代嘉靖年间的徐州“舟车会通，颇称津要，往往竟趋商贩而薄农桑，野有惰农，市多游食，稍以靡风相扇，浸失其淳庞矣。”[21]徐州所属沛县由于运河流经，运道变迁频繁，再加上靠近山东运河商业重镇济宁，大量漕船和商船往来于此，当地社会风俗同样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嘉靖《徐州志》对此也做了描述：“顾邑当会冲，懋迁者众，错处阛阓，挟重资以竞棼华，相沿受变，客亦不免乎尔。”[22]

商品经济繁荣，富商大贾麇集，同样使淮安俭风日衰，侈风日盛。《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淮安风俗考》记载：“楚俗轻剽劲悍，挟节负气，重然诺，履信义，士崇学问，人尚廉耻，衣冠礼乐之美，甲于东南。然豪右崇华黜素，竞势逐利，以财力侈靡相雄长，细民弃本事末，虽文物之盛倍蓰于前，而浑厚之风亦少衰替。明宣、正间，尚殷庶敦庞俭质，有从先进之风。嘉、隆以还，凋瘵日甚，俗渐浇漓。儇黠躁悍之为民害者，又从而鼓煽橐之，郡邑之间，寖以多故，词讼日滋，公行繁紊，奢侈诪张，此倡彼和，月异日舛，纵恣颓敝，嚣凌极矣。”[23]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当时淮安府城的奢侈之风：“市宅竞雕画，被服穷襳绮，歌伶嬉优，靡宵沸旦，居民从而效之，甚有破资坠业，以供一日之费。”[24]民国《续纂山阳县志》记载：“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商贩辐辏，榷关居其西北，搜括留滞舟车，真咽利之所在，百族斯聚。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25]淮安府城风气的侈靡化，对周围城镇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河县“嘉、隆以前，邑里方盛，而俗特简朴。士大夫家居无楼阁，出无舆马，衣无锦绮，妇人途行不妆饰，男子遇于道返避之。成童子皆缁撮青布，出入齿让，路见长者，则拱揖以待其过。或有不率，必为之责其父师，父师登门谢过。交际之礼，非纳采不用币，非耆艾不贺寿，而吊丧虽非士类，必变服携楮币亲往，赙奠之仪，犹约如也。岁时宴会之设，簋蔬不盈，醴酒小醉，一席之费，不过一二百钱，而情谊真笃，有古风焉。然地近淮浦，其大家连婚姻通交好者每每，渐染华风，以侈相尚，习俗渐变，虽贤者不免矣。”[26]

运河的流经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同样使扬州地区社会风俗发生了显著变化，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60“风俗志”记载：“国初，民朴质务俭，素室庐，佩服无大文饰，又跼蹐奉三尺，惮讼而勤业，婚丧交际虽间涉鄙陋，犹存淳朴之风。……今则四方商贾陈肆其间，易操什一，富贵者辄饰宫室，蓄姬縢，盛仆御，饮食佩服与王者埒”。[27]

3.2漕运废止后苏北社会风俗的变化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由于当时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无暇顾及河工，因而导致运河梗塞，漕运逐渐废止。苏北运河沿岸地区交通优势的丧失，使得商品经济迅速走向衰落，当地社会风俗相对之前也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淮安运河通时，“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靡。”[28]随着河运单微，原先的奢靡之风也发生了变化，民国《续纂山阳县志》记载：“自纲盐改票，昔之巨商甲族夷为编民，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皖寇陷清江浦，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由是四民知陈力受职，稍稍反朴焉。”[29]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漕运对运河沿岸民众思想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

4结语

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既是漕运必经之地，也是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漕运在促进苏北运河沿岸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苏北地区水神信仰极为盛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信仰等，这为明清时期苏北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得苏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苏北地区优越的水路交通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在外地商人的影响下，当地社会风俗也由以前崇尚淳朴节俭而变得日益追求奢侈浮华，对传统思想观念形成极大冲击。晚清漕运废止后，苏北地区的社会风俗再次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由奢华逐渐回归到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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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孝芬)

Influences of Water Transport on the Local Beliefs and Social Customs in Northern Jiangsu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 Yellow River, the Huai River and the Canal converged in Northern Jiangs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gion.While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here, the Canal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is region. The busy water transport and those frequent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s serving this purpose are the major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water god worship in this region.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brought about by water transport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the social mores from simplicity and thrifty to a indulgence in flashy luxury. With the water transport abandon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other marked change in the social customs occurred. The changes of the folk beliefs and social customs brought about by water transport ar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hanges of society at large in the Canal region in Northern Jiangsu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rthern Jiangsu; water transport;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s; beliefs and social customs

中图分类号：B933；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61(2016)02-0007-06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