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

“和而不同”
——中华文化中的全球治理之道

□范玉刚

今天，中国崛起不再是一个愿望，而是基本事实，中国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以其实力和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价值诉求参与全球治理，必然引发世界普遍关注。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他进一步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不仅契合了这种变化，还为全球治理贡献诸多智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而“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

中国历来重视“和”的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准则，改革开放后更是不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时则增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内容。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不断崛起的中国所主张和诉求的全球治理基本基调就是“和”——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普世性价值诉求的关键词。

《论语》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对于事物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于人来说是合于观点与意见，是观点与意见的多样性统一。“同”意味着同质事物的绝对同一，即把同质的事物叠加起来。“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必苟同于对方；“同而不和”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附和别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和而不同”，是全球治理追求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所谓“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全球治理原则需要各国协商。可见，“和而不同”所显现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

只有实现了“和”，才能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中曾引用这句经典，被评论者认为“这是国与国共处之道，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真能做到“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以此理念建构全球治理原则，世界就迈入了善治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