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霞 ， 赵 媛,2 ， 管卫华 ， 王玉娟,3

(1.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210023； 2.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南京210097； 3.盐城工学院 土木学院，江苏 盐城 240001)

江苏省人口—经济耦合与经济发展阶段关联分析

吴连霞1， 赵 媛1,2， 管卫华1， 王玉娟1,3

(1.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210023； 2.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南京210097； 3.盐城工学院 土木学院，江苏 盐城 240001)

运用灰色关联法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第五次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定量评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及特征，并将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研究耦合类型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0年江苏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各县域大致划分为低水平(14个)、拮抗型(29个)、磨合型(20个)3种类型耦合区；2010年全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各县域分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和协调型(12个)3种类型耦合区；耦合类型空间分布以长江为界，苏南与苏北两极分化明显，长江以北耦合类型水平较低，长江两岸耦合类型中等，长江以南耦合类型水平较高。从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间的关联来看，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区域的耦合类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依次升级，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越高，其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则越趋向于协调一致。

人口与经济；经济发展阶段；耦合类型；灰色关联法；江苏省

0 引言

人口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1]。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变化是区域差异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多采用协调度来分析协调发展的情况，协调度(在0～1之间)达到某值(约0.6)就协调，否则就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发展的建议措施[2-21]。耦合度与协调度则不同，仅反映二者间关联的密切程度，二者间因矛盾尖锐而密切还是因协调而密切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人口和经济耦合发展研究为例，耦合度愈高仅反映二者关联性愈强，但二者可能愈趋向同步发展，亦可能是矛盾冲突异常激烈；同样地，耦合度愈低仅反映二者关联性愈弱，二者可能同向发展，亦可能异向发展[22]。因此，研究耦合发展能更深入地探索问题本质。

近年来学者较多关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人口和经济的空间耦合态势[23-30]、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耦合关系[31-33]、人口迁移承接与经济社会结构的耦合关系[34]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错综复杂，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与经济水平、国内外贸易等多方面。本研究拟从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较全面综合地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特征。吴连霞等已对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进行了研究[22]，江苏省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强省，对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经济耦合类型演变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将人口—经济耦合类型的演化特征同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研究不同耦合类型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江苏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强省。全省总人口从2000年7 327.24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7 869.34万人(图1)，10年间增长了542.10万人，年均增长率0.72%，略高于全国同期0.57%的平均增速。人口密度从714人/km2增长到767人/km2，年均增长率约0.72%，也略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0.59%)。2010年江苏人口总数在全国列第5位，人口密度列第4位。21世纪以来，江苏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2000—2010年全省GDP年均增长率为17.09%。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41 425.48亿元(图1)，按可比价格计算约是2000年的5倍，略低于广东省，位居全国第2名；人均GDP 52 840元，远高于全国29 762元的平均值，次于上海、天津和北京，列第4位。

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第五次及第六次人口普查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与关联特征。江苏省行政区划在不断调整，从2000年的77个县域调整到2010年的63个，为便于2个时段的比较分析，以2010年的63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将2000年多出的14个县域划分到对应的市辖区(如将南京市的江宁县、江浦县和六合县划至南京市辖区)。

图1 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趋势

1.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交互作用强，但二者间内涵和外延不十分清晰且不具有明确的函数关系。鉴于灰色关联分析法(GRA)能够针对性地处理这类数据，能够量化分析发展变化系统的动态过程及发展态势，更能准确反映各因素间的亲密程度、相互作用和空间分布规律[35]，故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模型，主要公式如下[22]：

；

式中：Rij(t)为江苏省各县域单元t时刻第i个人口指标与第j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系数；Xi′(t)，Yj′(t)分别为江苏省县域单元t时刻人口与经济指标的标准化值；ρ为分辨率(一般取ρ=0.5)，可削弱最大值过大而失真的影响；γij为关联度；k为样本数据；di为人口系统的第i个指标与经济系统的平均关联度；dj为经济系统的第j个指标与人口系统的平均关联度；C(t)为耦合度。

关联度γij的取值在0～1之间。γij值越大，关联性越大，两系统的相对变化越接近，耦合性越强，反之亦然。其中，当0<γij≤0.35时，为低关联，两系统指标间耦合作用弱；当0.35<γij≤0.65时，为中等关联，耦合作用中等；当0.65<γij≤0.85时，为较高关联，耦合作用较强；当0.85<γij≤1时，为高关联，两者的相对变化几乎一致，耦合作用极强。耦合类型的划分依据主要是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全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情况。

分别建立人口与经济的指标体系，依据频度统计等方法设置并筛选[36-37]，最后选择人口总水平、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人口流动8个人口系统指标和经济总量、经济水平、工业经济、农村经济以及国内外贸易5个经济系统指标，分别构建人口指标体系和经济指标体系(表1)。

表1 江苏省人口与经济耦合系统指标体系

2 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演变

2.1 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

2.1.1 2000年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依据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模型，计算2000年各县域耦合度，利用ArcGIS 10.0将耦合度聚类分析(图2)。2000年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为0.660，属于中等关联，63个县域耦合度介于0.619～0.942，其中，苏中地区耦合度介于0.701～0.850，苏南及苏北地区耦合度介于0.651～0.700，耦合度在0.650以下的地区零星分布在内陆地区；耦合度最高的是盐城市区(0.942)，最低的是淮安市区(0.619)。进一步考虑人口与经济发展情况，把人均GDP与耦合度叠加，再结合人口—经济系统各指标全面调整，得到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类型[31]。2000年江苏省63个县域中，低水平型耦合区有14个、拮抗型耦合区29个、磨合型耦合区20个(图3)。耦合类型分布大致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主要是低水平型和拮抗型耦合区，长江两岸分布少量的拮抗型与磨合型耦合区，长江以南则主要是磨合型耦合区。人口—经济耦合类型的划分是多指标综合考虑的结果，耦合类型与耦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耦合度的高低仅说明关联程度的密与疏，而耦合类型则存在等级，从低水平、拮抗型、磨合型到协调型依次升级，体现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程度越高，二者关系越和谐、越趋向协调发展。所以，耦合度越大并不代表其耦合类型越高级，但也有其普遍规律，一般来说，协调型耦合区的耦合度最小，拮抗型耦合区的耦合度较大，磨合型耦合区的耦合度较小，低水平耦合区的耦合度有可能最大也可能最小。例如，2000年全省耦合度最大的盐城市区属于拮抗型耦合区，主要是由于徘徊于经济产业结构与人口就业结构的拮抗限制阶段，二者关联非常大，矛盾异常突出。再如，全省耦合度最小的、在0.618～0.650之间的地区中，一部分经济较发达、城市化进程较快，人口与经济发展处于适应与磨合阶段，属于磨合型耦合区(如无锡市区)；另一部分地区经济较落后，人口众多，人口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矛盾，但二者关联性较小，属于低水平耦合区(如兴化市、沭阳县)。

图2 2000年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

图3 2000年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

2.1.2 2010年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计算2010年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并进行聚类分析(图4)。2010年全省耦合度为0.676，比2000年略有提高，属较高关联。63个县域耦合度介于0.631～0.955，其中4.76%属于中等关联，93.65%属于较高关联，1.59%属于高关联。由此可见，县域尺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耦合度最大的依然是盐城市区(0.955)，最小的是昆山市区(0.631)。进一步划分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全省63个县域中，属于拮抗型耦合区的有40个、磨合型耦合区11个、协调型耦合区12个(图5)。长江以北为拮抗型耦合区，长江两岸主要为磨合型耦合区，长江以南主要为协调型耦合区和少量磨合型耦合区。与2000年相比，全省耦合类型整体升级，长江以北低水平耦合区全部转变为拮抗型，长江两岸拮抗型亦主要升级为磨合型，长江以南则由磨合型为主升级为协调型为主。

图4 2010年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

2.2 耦合类型变化

从全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来看，2000—2010年中等关联的比重从9.52%下降到4.76%，较高关联则由88.89%上升到93.65%，高关联维持在1.59%。耦合度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密切。从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看，2000年江苏省63个县域分成低水平型耦合区(14个)、拮抗型耦合区(29个)、磨合型耦合区(20个)3种类型；2010年则分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协调型(12个)3种类型的耦合区。2000年有低水平耦合区，没有协调型耦合区，2010年有12个协调型耦合区，没有低水平耦合区，全省整体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等级提高，说明人口与经济的矛盾缓和，二者关系由于趋向协调而更为密切。

图5 2010年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

具体分析各县域耦合类型的变化(表2)，耦合类型升级的有：① 14个低水平耦合区全部升级为拮抗型耦合区，② 5个拮抗型耦合区转变成磨合型耦合区，③ 12个磨合型耦合区转变为协调型耦合区；耦合类型降级的有：连云港市区和徐州市区从磨合型降至拮抗型。

表2 2000—2010年各县域耦合类型变化

3 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3.1 经济发展阶段变化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显著，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往往呈现不同的特征[38]。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罗斯托、钱纳里、诺瑟姆、弗里德曼、霍夫曼、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39-44]。综合参照相关学者多角度研究[45-53]，依据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综合判别，2000年江苏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到2010年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对2000，2010年全省63个县域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2000年全省有60.32%的地区未进入工业化阶段，到2010年全部进入工业化阶段，且仅有12.7%的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41.26%处于工业化中期，有14.29%和4.76%的地区分别处于发达经济初期和发达经济时代(图6)。

3.2 耦合类型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影响耦合类型变化的因素很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总体来看，一个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升级，当经济未进入工业化阶段或工业化起步阶段时，耦合类型处于低水平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区域就没有低水平型耦合区，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区域的耦合类型呈现协调型。

从省域尺度看，2000年江苏省经济处于工业化初期，有14个低水平耦合区，没有协调型耦合区；2010年全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有12个县域呈现协调型耦合，已无低水平耦合区；全省经济发展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升级到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亦由拮抗型为主向磨合型过渡。而江西省在2010年属于工业化中期，则包含低水平型、拮抗型、磨合型和协调型4种类型，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类型主要是低水平型，其次为拮抗型[22]。说明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人口—经济发展耦合类型的差异性非常显著。

从县域尺度的耦合类型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看：(1)经济发展阶段缓慢升级至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县域，其耦合类型几乎都升级为拮抗型，如2000年尚处在低水平耦合区的泗阳县等14个地区，经过10年的经济发展，睢宁县等7个地区升级至工业化初期，泗阳县等7个地区升级为工业化中期，其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转变为拮抗型。(2)经济发展阶段较快速升级至工业化中期或后期的县域，其耦合类型大都升级为磨合型，如溧阳市等5个地区经济快速升级为工业化后期，耦合类型从拮抗型转变成磨合型；一般来说，当区域人均GDP落后于全省平均经济水平，人口和经济发展则具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该区域处于拮抗型耦合区；当区域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较缓和，该区域处于磨合型耦合区。此外，部分地区还因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口质量、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等指标关联耦合程度不同而处于不同的耦合类型区，如金坛市虽然人均GDP 8 475美元，略低于省平均值8 491美元，经济从工业化初期升级至工业化后期，但其城市化水平近50%，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均为“二、三、一”，人口与经济正处于相互磨合发展阶段。(3)经济发展阶段快速升级为发达经济初期或发达经济时代的县域，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人口规模亦迅猛增长，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其耦合关联有质的飞跃，如南京市区、扬州市区等5个地区工业化初期升级为发达经济初期，太仓市等4个地区工业化中期升级为发达经济初期；张家港市等3个地区由工业化中期升级为发达经济时代，这12个地区耦合类型均由磨合型升级为协调型。(4)经济发展阶段虽有升级，但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变化不大。如阜宁县等24个地区依然属于拮抗型，其中东海县经历10年经济发展阶段仅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升级为工业化初期，可见经济发展之慢；泰州市区等6个地区经济发展从工业化初期缓慢升级为工业化中、后期，耦合类型依然是磨合型。有的甚至降级，如连云港市区、徐州市区虽然经济阶段由工业化初期升级为工业化后期，但耦合类型却从磨合型降至拮抗型。(5)亦有极个别地区出现特例，虽然经济有所发展，经济发展阶段缓慢升级，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矛盾更突出，如徐州市区，由2000年的磨合型转变为2010年的拮抗型，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占55.20%，落后于其“三、二、一”的就业结构，导致其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更为激烈，因此，作为江苏省唯一的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其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迫在眉睫。

图6 2000,2010年江苏省经济发展阶段

4 结论与讨论

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特征，2000—2010年全省县域由低水平(14个)、拮抗型(29个)、磨合型(20个)3种类型耦合区转变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和协调型(12个)3种类型。低水平耦合区消失，从没有协调型耦合区到2010年有12个县域呈现协调型耦合。空间格局基本上符合南北空间分异的规律，以长江为界，苏南与苏北两极分化明显。长江以北耦合类型水平较低，长江两岸耦合类型中等，长江以南耦合类型水平较高。2010年，长江以北为拮抗型耦合区，长江两岸主要为磨合型耦合区，长江以南主要为协调型耦合区和少量磨合型耦合区。

人口—经济耦合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联具有一定规律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与经济耦合类型不同，其耦合类型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耦合类型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依次升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越高，耦合程度越高，其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越趋向协调一致。以发达地区的江苏省与发展中地区的江西省为例，江苏省2000年处于工业化初期，有14个低水平型耦合区，尚没有协调型耦合区；2010年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有12个协调型，已无低水平耦合区；而2010年江西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则有低水平型、拮抗型、磨合型和协调型耦合区4种类型。再如江苏省内部，从2000—2010年，经济发展阶段缓慢升级至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县域，其耦合类型几乎都升级为拮抗型；经济较快速升级至工业化中期或后期的地区，耦合类型大都升级为磨合型；经济快速升级为发达经济初期或发达经济时代的地区，几乎都升级为协调型。

探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经济耦合类型演变的普遍规律及其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关联规律，可以针对不同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类型找到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内具体存在的问题(例如低水平型中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落后且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以及人口数量过多、拮抗型中可能存在人口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或人口素质过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等问题)，或针对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推断其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类型，从而调整措施以促进其人口的合理发展、经济的良性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经济发展阶段升级，同时注重调整人口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以推动人口与经济耦合类型转向更高水平，探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意义重大。首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拨款等措施，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其次，正视南北两极分化长期存在且短期内很难改变的现状，在区域非均衡性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发展，坚持“T”型发展路线，通过推进“长江沿岸经济带”发展增强全省整体实力，通过沿海与沿陇海线开发建立苏北城市群“发展极”促进苏北经济起飞，完善城乡医疗与养老等保障体系一体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再次，优化人口结构，提倡优生优育与“男女平等”观念，通过教育来延长“人口红利”期，开发老年产业，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并在人才引进时注重性别平衡和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人口产业结构以满足经济结构需求。最后，提高人口质量与技术创新水平，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精、尖”技术型人才，注重知识创新与技术成果转化，以科技激活传统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化，提高工业化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

[1] Smith A.The Wealth of Nations[M].New York:Bantam Classics,2003:35-40.

[2] 刘秀丽,张勃,杨士弘.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人口分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以晋西北地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30(6):22-26.

[3] 于潇,崔仟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人口学刊,2011(5):25-31.

[4] Zhang P Y,Su F,Li H,etal.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Population,Economy,Space,and Environment in Shenyang Since 1990[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18(2):115-119.

[5] 陈正.陕西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21(5):10-14.

[6] 赵媛,沈璐.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J].地理科学,2012,32(5):557-561.

[7] Xiong Y.Uncertainty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hangsha City[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1,21(6):1123-1137.

[8] 韩瑞玲,佟连军,朱绍华,等.基于ARMA模型的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地理科学,2014,34(1):35-39.

[9] 李芳林,臧凤新,赵喜仓.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基于环境安全视角[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22(7):832-837.

[10] 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等.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2):141-146.

[11] Yang Q,Zhang B.Research on the “Two-oriented” Social Composite Index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ndex[C]//IEEE.2010 the 2n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Piscataway,N.J.:IEEE Press,2010:476-481.

[12] 周鸿,李冠军.广西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分析[J].南方人口,2006,21(3):26-31.

[13] 张春丽,佟连军,刘继斌.三江自然保护区耕地与湿地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J].地理科学,2008,28(3):343-347.

[14] 李正,武友德,蒋梅英.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分析及对策——以云南省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0,26(3):49-62.

[15] 郭文炯,安祥生,王尚义.山西省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4,24(4):454-458.

[16] 吕世辰,程慧栋.农村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探析[J].经济问题,2007(12):87-88.

[17] 吴相利,庄海燕.黑龙江省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协调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1):164-169.

[18] Guo S L,Liu S Q,Liu B T,etal.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Resource,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ontiguous Areas of Sichuan,Yunnan and Guizhou,China[C]//IEEE.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19th).Piscataway,N.J.:IEEE Press,2012:1077-1083.

[19] 石培基,杨银峰.人口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甘肃省武威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24(11):1-6.

[20] Zhang Q F,Wang L,Wu F Q,etal.Quantitative Evaluation for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Case Study of Chinese Loess Plateau[J].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 Development,2012,138(4):328-334.

[21] 杨晶,金晶,吴泗宗.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分析——以珠海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10):105-118.

[22] 吴连霞,赵媛,马定国,等.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J].地理科学,2015,35(6):742-747.

[23]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87-95.

[24] 许月卿,李双成.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变[J].人文地理,2005,20(1):117-120.

[25] 徐建华,岳文泽.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J].地理科学,2001,21(5):385-389.

[26] 沈续雷,王桂新,孔超.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不均衡性对比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15(6):69-73.

[27] 徐艳艳,于洋.甘肃省人口与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变及其对比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09,33(2):249-252.

[28] 秦振霞,李含琳,苏朝阳.河南省1987—2006年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及对比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1):16-19.

[29] 钟业喜,陆玉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2):195-200.

[30] 张广海,张华勇,刘佳.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64-70.

[31] 毕其格,宝音,李百岁.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5):995-1004.

[32] 赵晓明.河北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分析——基于VAR模型[J].北方经济,2011(10):17-18.

[33] 何海林,涂建军,孙祥龙,等.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关联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5(10):140-145.

[34] 李红锦,李胜会.人口迁移承接与珠三角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耦合[J].经济地理,2013,33(8):46-51.

[35] 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34-42.

[36] Huang J C,Fang C L.Analysis of Coupling Mechanism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J].Geographical Research,2003,22(2):211-220.

[37] 刘耀彬,李仁东,宋雪峰.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5,60(2):237-247.

[38] 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3-18.

[39] Rostow W 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40] Chenery H,Robinson S,Syrquin M.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1] Norham R M.Urban Geography[M].New York:John Willey & Sons,1979.

[42] Friedmann 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Boston:MIT Press,1966.

[43] Hoffmann W.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

[44]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5] 齐元静,杨宇,金凤君.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地理学报,2013,68(4):517-531.

[46] 杨宇,刘毅,齐元静.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1-6.

[47] 李月,邓露.有效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再判断——从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谈起[J].南开经济研究,2011(2):100-117.

[48] 李占雷,杨金廷,李少波.邯郸市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与判断[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0(3):84-86.

[49] 张健.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148-153.

[50] 王洋,修春亮.1990—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8):1037-1046.

[51] 赵伟.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三个视点的判断[J].社会科学战线,2007(5):42-49.

[52] Redding S,Venables A J.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2(1):53-82.

[53] 陈一鸣,全海涛.试划分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166-120.

Association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Types between Pop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Wu Lianxia1, Zhao Yuan1,2, Guan Weihua1, Wang Yujuan1,3

(1.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GinLing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3.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40001, China)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mographic profile and economic profile in Jiangsu Province, thanks to gray relative analysis method, with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census data, from county scale, coupl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set up, the coupling mode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coupling types, and featur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evaluated quantitatively. What’s more, by associating coupling with economic growth stage, the laws of coupling types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can be researched.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In spatial ser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ndard, in 2000, at the stage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63 counties (cities, downtowns) of Jiangsu Province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low-level coupling (14 districts), conflict (29 districts), amelioration (20 districts). However, in 2010, at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middle to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another three types: conflict (40 districts), amelioration (11 districts)and harmony (12 distric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types follows the law of north-south spatial variation, of which the boundary is the Yangtze River.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South Jiangsu and North Jiangsu is very evident, north of the Yangtze is low level coupling type, medium level coupling type is on both sid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high level coupling ty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e coupling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an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an be emerg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the higher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er the degrees of coupling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he more coherent betwee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types in spac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stages; coupling types; gray relative analysis method; Jiangsu Province

2015-03-13；

2015-12-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28)；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创新课题项目(KYLX15_0742)；住建部软科学研究项目(2015-R2-007)；江苏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2014ZD20)

吴连霞(1986-)，女，江苏丹阳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E-mail)wlx_goahead@126.com。

赵媛(1963-)，女，江苏南京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能源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E-mail)zhaoyuan@njnu.edu.cn。

K901.3; F127

A

1003-2363(2016)01-00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