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悦 ， 杨振山， 蔡建明， 王兰英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36;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西宁 810001)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规模时空演化及机制

丁 悦1,2， 杨振山2， 蔡建明2， 王兰英3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36;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西宁 810001)

借助SPSS 16.0和ArcGIS 10.0软件，分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经济规模与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东多西少、东密西疏、沿长江和沿海呈“π字型”密集分布是国家级经开区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2)全国范围看，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在城市间和三大区域间的差异持续减小，但区域内部差异增减变化的情况不一。(3)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经济规模体系由“倒梨型”发展为“纺锤型”，但规模等级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相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呈现为中部不断变粗的“纺锤型”，极高和极低区在空间上发生东西倒置。(4)国家级经开区规模等级体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程度在不断提高。(5)区位、开发区所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区域政策和全国性产业转移是近年来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6)未来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将迅速发展，引起经济规模空间分异格局的相应变化。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规模；规模等级体系；空间格局；机制

0 引言

城市开发区依托母城建设，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1]，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地域单元。在全球化和国家体制改革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从1979年开始建设城市开发区。经过30多年发展，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为代表的城市开发区承担了落实中国区域发展政策基本工具的重任，成功促进了中国的对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中国学者对城市开发区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国外理论经验[1-2]介绍、开发区选址和规划[3-5]、开发区建设途径[6-7]等方面。近些年，则转向开发区效益评价[8-10]、开发区土地利用[11-12]、开发区与城市和区域的关系[13-15]及开发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16-18]等方面。方法上，定性、定量研究兼具；地域上，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对象上，多选择已经步入成熟发展阶段的单体开发区。少有将全国开发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尺度上的宏观研究或比较研究。本研究通过地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和定性分析，揭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NETDZs)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化格局及综合影响机制，为判断未来国家级经开区发展形势提供一定参考。另外，由于中国大多数地区处于第二产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城市工业生产，又通常分布在区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所以，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区域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分异格局。

1 指标设计、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采用单指标测算方法，力求高效简便客观。

(1)国家级经开区普遍走过了单纯发展工业和出口创汇阶段，以城市新区、新城或城市副中心的形式参与城市发展的趋势明显[18]。所以，用GDP值刻画绝对经济规模比其他指标更为全面、准确和简洁。

(2)以开发区GDP占城市GDP比例刻画相对经济规模，体现国家级经开区在城市中的经济影响力。

(4)用变异系数测度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区域不均衡程度和变化情况。变异系数可以消除单位和平均数不同对结果的影响，已经在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数学表达式为：

社会经济数据通过《中国开发区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级开发区官方网站获取。基本城市矢量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基于经济数据和矢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选取分布在7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及其所在城市为研究对象。

2 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和分布

中国国家级经开区的设立具有明显的批次性，大致可以将集中建设国家级开发区的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表1)。由于中国从2008年开始启动了省级开发区升级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所以，2010年以后，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猛增，尤其是2010，2013年最为迅速。

表1 1984—2013年不同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Tab.1 Number of NETDZs in China from 1984 to 2013

说明：根据商务部、国家开发区网、工信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到2013年，全国共有国家级经开区210个，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比例分别为49%，29%，22%。空间分布以东部地区为主，并集中于沿海一带；从东向西，开发区分布的数量和空间密度都不断降低；内陆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呈沿长江、黄河集中分布。总体而言，东多西少、东密西疏、在沿江沿海地区构成“π字型”密集排列带，是多年来国家级经开区空间分布的宏观格局(图1)。

图1 1984—2013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空间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NETDZs in China from 1984 to 2013

3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时空演化

3.1 绝对经济规模

3.1.1 时空差异。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开区的平均绝对经济规模分别为154.63亿，283.57亿，323.58亿元，变异系数分别为1.04，0.96，1.09。整体而言，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减缓，城市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分异状况变化不大。地区分解变异系数(表2)表明，2004—2012年，三大地带内部差异皆小于地带间的差异，东部差异度减小，中部差异度缓慢增大，西部差异度增大较快。2004—2012 年，三大地区内部差异由东部最大变为西部最大。这一变化趋势从侧面反映出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缓慢缩减，东部区域发展均衡性相对较高并不断趋于均衡，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差距还处于扩大阶段。

表2 国家级技术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变异系数 Tab.2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of NETDZs

3.1.2 绝对经济规模体系演变。以单个城市中开发区的绝对经济规模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作为绝对经济规模指数(absolute economic scale index，ASI：用IAS表示)，用于比较国家级经开区绝对规模的变化情况(表3)。2004—2008年，中国没有新设国家级经开区，从规模指数分级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的整体经济规模有所提升，尤其表现在ASI高值集团和低值集团所占比例的明显变化上；相比之前，国家级经开区总数在2012年出现巨幅增长，由于新的经开区经济规模较原有经开区通常较小，所以其出现逆转了ASI高值集团和低值集团力量的变化趋势。

表3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绝对规模指数分级变化Tab.3 Grading changes of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index of NETDZs

总体而言，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规模等级体系逐渐由“倒梨型”发展为“纺锤型”，绝对经济规模的两极分化程度有所减小，尤其是绝对经济规模极高的开发区所占比重下降变化最为明显(图2)，是差异度不断减小的表现。

图2 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Fig.2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system of NETDZs in 2004，2008 and 2012

3.1.3 绝对规模空间分异变化。空间上，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规模始终表现为由东向西递减，绝对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经开区始终分布在沿海一线(图3)。

(1)ASI极高型城市都位于东部沿海，所占比重在2004—2008年保持稳定，2008—2012年间快速下降。由于大量新增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较小，所以其出现降低了原有大规模国家级经开区在规模体系中的地位。ASI极高型城市构成的稳定性较强，大连、苏州、广州、上海始终都稳居规模体系顶层，2012年青岛和天津也加入其中。这些城市由于拥有大型港口和对外贸易口岸，对外开放早，劳动力充沛，工业基础好，城市开发区发展的先天条件优越。加上开发区发展历史长，这些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全国新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地，金融、保险、地产等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良好的基础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是其维持庞大经济规模的保障。

(2)ASI高值型城市所占比重先减小后增加，所处地域由东逐年西移。2004年ASI高值城市为烟台、宁波、青岛；2008年杭州、沈阳加入其中，2012年北京、西安、长春加入其中，青岛退出。西安和长春在建国初期曾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现在也是所在区域工业发展的重心。在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的推动下，这两座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焕发出无限生机，迅速进入高水平行列。

(3)ASI中值型城市所占比重逐步上升。2008年后新增的开发区多数为中值型。中等规模水平团队的壮大引起中值区范围在中部地区显著扩张，同时也削弱了绝对经济规模的全国性差异。

(4)ASI低值型城市占总数比重小幅增长后有所下降，空间上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东部沿海有零散分布。中部远离海岸线的区位条件和较为落后的区域经济水平限制着开发区的发展，但随全国范围产业转移的推进，中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热点。东部的ASI低值城市多为工业发展历史短、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如绍兴、嘉兴、锦州等，加上国家级经开区设立时间短，所以，开发区的经济规模还较小。

(5)ASI极低型城市比重基本不变，略有降低。西部地区是其主体覆盖范围，2012年超过50%的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为ASI极低型。这些城市设立开发区的客观条件有限，其建设更多地是政府意志使然，而政策又难以控制投资主体对投资区位的选择。因此，多年来开发区的经济规模提升困难，徘徊在全国最低水平。漳州、牡丹江等东部城市位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相对区位劣势明显，周边地区强烈的极化效益制约了开发区的发展。

图3 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空间格局变化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index of NETDZs in 2004, 2008 and 2012

3.2 相对经济规模

3.2.1 时空差异。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开区的平均相对经济规模值分别为9.35，11.45，10.92；变异系数分别为0.71，0.61，0.69。城市间相对经济规模差异性小，且差异变化缓慢；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先减小后增大。分地区分析内部差异性变化(表4)表明：东部先减后增；中部逐年减小；西部快速增加。2004—2012年，三大地区内部差异由中部最大演变为西部最大。

3.2.2 相对经济规模体系演变。以单个城市中开发区的相对规模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作为相对经济规模指数(relative economic scale index，RSI：用IRS表示)(表5)。可以看出，2004—2012年，相对经济规模指数呈现连续的变化趋势，无论是否出现新增开发区，都表现出高值及以上集团所占比例减小、中值及以下集团所占比例上升的状况。

表4 国家级技术开发区相对经济规模变异系数 Tab.4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of NETDZs

表5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规模指数分级变化Tab.5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index of NETDZs

总体而言，相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始终保持“纺锤型”，除中等集团比例不断壮大外，其他4个集团所占比例都不断缩小，纺锤体越来越扁(图4)。说明国家级经开区在各自城市中的经济地位趋于相似，尤其是高值区的缩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城市经济已经逐步走出依靠开发区的工业发动机引领增长的阶段。

图4 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Fig.4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system of NETDZs in 2004，2008 and 2012

3.2.3 相对经济规模空间分异变化。2004—2012年，相对经济规模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图5)，尤其是极高和极低值区在东西方向上发生倒置。

(1)RSI极高型城市数量少，所占比重逐步减小。2004，2008年为大连、营口、芜湖，2012年为营口、芜湖、西宁和金昌，都是ASI中值型城市，但城市发展历史和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开发区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大连、营口、芜湖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城市产业依港而生，现都发展为区域性物流和对外交往中心；国家级经开区建设早，选址和产业发展很好地利用了原有基础，自然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高地。金昌是产业结构极其单一的重工业城市，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地位格外突出。目前，东部园区产业链整体转移落户中西部城市园区日渐成为全国性产业转移的新趋势，芜湖和西宁正是因为地处皖江城市带和兰西城市带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区，所以，国家级经开区迅速在城市中崛起。

(2)RSI高值型城市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空间上从集中于东部转为在全国零散分布。相比RSI极高型，这些城市规模较大，产业结构体系完整，开发区建设早，已经走过了单一的产业园发展阶段，国家级经开区产业和空间形态上的高级化及多样化增强了其综合发展能力，已经成为城市最为重要的综合型地域单元。

(3)RSI中值型城市占总量比由51%增加为64%，在五类地区中变化最大。东部较为成熟的国家级经开区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和其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匹配性正不断增强，成为城市中稳定的经济空间，所以，2004—2008年，ASI中值区稳定在东部；2008—2012年，大量新增国家级开发区还未步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城市经济发展引擎的作用还未显现，暂时也处于中值集团，所以，中值集团的数量和覆盖地域范围都迅速扩大。

(4)RSI低值型城市所占比重减少较快。空间上看，2004，2008年的西部集中区在2010年消失，低值区范围东移，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除北京外的其他城市，都是ASI低或极低型城市，区位差，发展时间较短，毗邻特大城市或与城市自身产业匹配性不强是这些开发区在城市中经济地位不高的原因。北京经开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相比城市自身庞大的经济系统便显微不足道。

(5)RSI极低型城市数量少，空间分布分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的建设时间短，如牡丹江、太原、重庆、常德等；加上开发区产业类型和城市原有产业类型偏差较大，制约了其整合城市工业、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的作用，所以，开发区很难成为城市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单元。

图5 2004，2008，201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经济规模空间格局变化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index of NETDZs in 2004, 2008 and 2012

4 经济规模分异及演化的宏观机制

4.1 区位因素：奠定基础格局

区位是影响开发区发展的基本要素[8]，也是决定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分异格局的基础性因素，它奠定了中国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的基础格局。从绝对区位上看，东部城市拥有对外交通便利、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经济和政治体制优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劳动力充沛、科技发达、创新气氛浓等利于开发区发展的先天优势。因此，2004—2012年绝对经济规模始终没有打破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分异格局。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是中国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地。目前，一些东部开发区还出现了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分工合作，如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和浙江海宁经济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天津京滨工业园等，随着协作范围的扩大、协作水平的提高和协作内容的深化，东部国家级经开区根深蒂固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强劲的区域性产业优势。因此，由宏观区位奠定的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的空间差异格局仍会进一步获得强化。但相对区位的优劣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绝对区位造成的局限或优势，对部分开发区经济规模的影响比较显著。在近年来全国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乌鲁木齐、西安、太原等中西部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逐步体现出相对区位的优越性。作为保障国家发展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这些城市的开发区正在迈向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内部的经济规模分异度未来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以漳州、牡丹江等地为典型代表，东部一些毗邻特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在周边地区强烈的极化效应和要素剥夺下，国家级经开区的生境则变得不佳，要素集聚能力差，经济规模难以扩大。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只有通过积极承接或配套于周边大城市开发区的产业，将相对区位劣势转化为优势，才能摆脱这种发展困境。

4.2 区域发展政策：引导格局演变

中国的城市开发区是制度设计的产物，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直接引导开发区在不同地区的建设过程。国家级经开区更是中央政府实施区域开发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发展变化情况也最迅速和直观地体现出宏观区域政策的变动。在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非均衡发展阶段，沿海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不论从城市、区域还是全国尺度讲，都扮演了增长极的角色，在带动区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沿海和内陆、有开发区的城市和无开发区的城市、开发区和城市一般地区以及开发区之间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分异程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中国宏观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国家级经开区的建设范围普及到全国，优惠政策也逐步泛化。2004年后，一方面由于协调发展战略步入全面落实阶段，部分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在多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经济规模迅速提升，成为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局地增长极，并起到了平衡地区间开发区经济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在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陆续到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的吸引力。所以，政策演变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在三大地区间的分化趋势，政策重心所在的中西部地区也成为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差异扩大和相对经济规模迅速提升的区域。“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全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未来长期奋斗的目标，进一步抓住宏观区域发展战略赋予的财政、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和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进一步提升经济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综合发展水平的又一契机。

4.3 开发区发展阶段：决定变化趋势

城市开发区是非均衡发展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区域开发手段和区域经济类型，其发展经历区域经济增长的起步、加速增长、平稳发展、转型或衰退的生命周期[19]，并遵循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间的倒“U”型关系规律。中国国家级经开区在三大地区的设立具有明显时段性，地域间发展阶段差异大，地域内基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发展阶段成为决定区间和区内差异变化状况的重要因素。全国层面上，国家级经开区整体步入稳定期和转型发展期，绝对经济规模区域差异度变化趋缓，空间分异格局保持稳定。东部开发区普遍处于转型阶段，绝对经济规模水平高，但政策优势弱化，吸引投资数量逐年趋稳，由开发区建设诱发的城市产业空间结构重构过程也基本结束，所以，开发区的相对经济规模将会逐步减小，地区内经济规模差异也会有所减小。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要素的集聚能力大大高于城市其他地区，经历着引导城市原有工业向园区集中和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阶段，开发区绝对经济规模虽小但增长迅速，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逐步突出，区内差异快速扩大。最为显著的表现是ASI和RSI中值区范围空间上的大幅扩张和RSI极值区在东西方向上的倒置。未来，中部地区新增开发区将步入快速成长阶段，可能引起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分异在三大地区间减弱，而在中部进一步扩大；ASI和RSI中值集团的数量减少，空间范围在中部压缩。

4.4 城市产业特征：奠定发展环境

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从产业、基础设施、政府管理能力、人才、科技水平和资源环境基础等方面影响开发区对投资的吸引能力和产业规模，从而影响开发区的发展。同一区域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其国家级经开区的ASI普遍较高，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类型对国家级经开区的经济规模影响较大。城市经济系统庞大、产业结构体系完善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规模大但相对规模处于中间水平。城市产业结构类型单一且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如金昌，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规模虽小但相对经济规模偏大。开发区产业与城市主导产业或区域资源基础匹配性较差的城市如常德、绍兴、岳阳、昆明，国家级经开区不能起到有效集聚要素及整合城市产业空间的作用，绝对经济规模和相对经济规模都较小且提升空间不大，若不采取相应措施，这些开发区将继续保持在规模等级体系的最低端，甚至走向衰退。对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而言，一方面，应该重新定位和积极调整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尽量增强开发区主导产业和城市优势产业的吻合度；另一方面，挖掘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级经开区的合作潜力，以“飞地”的形式承接一些配套产业，提高本地国家级经开区的经济规模和发展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引擎。

4.5 产业转移：促进跳跃发展

资源环境制约下，“保增长、调结构”成为近年来东部城市和其开发区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近年来，大量企业、产业甚至产业链从东部开发区整体转移到中西部国家级开发区，有效促进了如西宁、兰州、芜湖等产业基础好、资源优势突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起步早的地区开发区的快速崛起。在空间上表现为ASI和RSI中值区在中西部地区范围扩大。未来，随着全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将日渐凸显，可能成为决定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首要因素。中部地区新增的国家级开发区具有区位、政策和资源上的三重优势，将是下一阶段的增长热点地区。所以，位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处于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国家级经开区，应当切实把握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政策赋予的有利时机，因地制宜地积极引入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结合经济发达地区的管理优势和市场优势，有效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提升开发区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定位，促进特色产业园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

5 结论和讨论

国家级经开区空间分布受国家宏观区域政策调整的影响强烈，东多西少、东密西疏、沿江沿海密集分布是其基本格局。2004—2012年，绝对经济规模在城市间和三大地区间的差异不断减小；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扩大，东部缩小；绝对经济规模体系由“倒梨型”发展为“纺锤型”，五类绝对规模等级区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中值区的扩张和极高值区的缩小显著。相对经济规模城市间差异度的变化不大；东部和中部的内部差异性减小，西部扩大；相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始终保持为“纺锤型”，但中值区膨胀强烈，五类相对规模等级区的空间格局变化剧烈、极高和极低值区在东西方向上发生倒置。国家级经开区绝对经济规模体系和相对规模体系中，中值区域势力的逐步扩大过程和趋势说明，国家级经开区逐步迈入区域均衡发展阶段。由于国家级经开区分布于区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并且是所在城市第二产业的集聚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不断提高。近年来，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为区位、开发区所处发展阶段、所在城市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区域政策及全国性产业转移推进步伐。多重因素影响下，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可能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分异格局产生影响：城市间和三大地区间以及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性进一步弱化，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性增强；经济规模等级体系中段变窄，中值区的空间范围在中部地区有所压缩。

受统计资料更新时效性的限制，全国尺度空间经济规模分析只能以2012年的数据为最后阶段。未来有待于资料更新后，对基于现有资料得出的结论和推测进行验证。此外，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分异机制的定量研究。

[1] 何兴刚.城市开发区的理论与实践[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3:7-8.

[2] 王金祥.建立内陆经济开发区的实践与思考[J].城市问题,1993(1):58-62.

[3] 姜永波.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位分析——莱州市和昆山市的比较[J].经济地理,1991,11(3):56-58.

[4] 徐崇嘉.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与建设[J].城市规划,1992，16(5):20-23. [5] 王缉慈.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机制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13(2):26-29，63.

[6] 夏牧.开发区的投资及其战略选择[J].城市开发,1995(6):7-12.

[7] 崔凤军.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条件与产业构建[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15(1):39-43，48.

[8] 王兴平,崔功豪.中国城市开发区的区位效益规律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3(3):69-73.

[9] 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带动效应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6(2):20-25.

[10] 朱传军,卢新海,韩长生.基于模糊积分的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5):53-58.

[11] 李焕,徐建春,李翠珍，等.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以浙江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0(4):122-126.

[12] 韩璟,卢新海.基于开发区级别的企业土地利用差异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6):96-99.

[13] 张晓平,刘卫东.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J].地理科学,2003,23(2):142-149.

[14] 王慧.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J].地理学报,2006,61(10):1011-1024.

[15] 王宏伟,袁中金,侯爱敏.城市化的开发区模式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2):9-12.

[16] 吴志军.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关系分析——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J].经济地理,2010,23(7):1148-1153.

[17] 冯章献,王士俊,张颖.中心城市极化背景下开发区功能转型与结构优化[J].城市问题,2010,17(1):161-164.

[18] 买静,张京祥.开发区向综合新城区转型的空间路径研究——以无锡新区为例[J].规划师,2012,27(9):20-25.

[19] 皮黔生,王恺.走出孤岛——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概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97.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NETDZs’ Economic Scale in China

Ding Yue1,2, Yang Zhenshan2, Cai Jianming2, Wang Lanying3

(1.Chin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6, China; 2.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Party School of Qingha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Xining 810001, China)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scale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NETDZ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2 wa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with the software of SPSS 16.0 and ArcGIS 10.0. Larger quantity and higher density of NETDZs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along Yangzi River and Yellow River is a stable spatial pattern for China’s NETDZs in recent years. The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grade system changed from a pear-shaped to a spindle-shaped, bu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5 NETDZs classes divided by absolute economic scale kept relatively stable. The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grade system changed oppositely, and the 5 NETDZs classes divided by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experienced a dramatic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economic scale disparities of NETDZs between cities and among regions were shrinking yearly, but changing differently within different regions. To some extent,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scale system and their spatial disparities show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s in China are shrinking in recent years. Location,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streng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ts host city and the 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economic scal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NETDZs. The rapid growth of NETDZs in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will cause great change in the economic scale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NETDZs; economies scale; spatial pattern; scale system; mechanism

2014-05-28；

2015-06-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8)

丁悦(1987-)，女，青海西宁市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工业化和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dingy.12b@igsnrr.ac.cn。

杨振山(1979-)，男，新疆博乐市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产业发展、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yangzs@igsnrr.ac.cn。

F291.1

A

1003-2363(2016)01-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