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性别、社会与教育：清末民国的潮汕女子兴学

张丽

摘要：女子兴学是清末民国潮汕女子教育发展的突出特点，女性是推动女学发展的基本力量和骨干力量。潮汕女子兴学在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风俗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边互动中，获得自身发展，体现自身价值。女子兴学既是潮汕社会近代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潮汕特色；又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推动了潮汕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女子教育；性别观念；清末民国；潮汕社会

有关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历来不乏力作，学者们关注的目光大多集中于从整体上梳理和分析女子教育思潮、发展历程、影响等方面①相关研究主要有：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出版社1995年版；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万琼芳《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区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办学、施教群体角度出发研究女子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教育家的女子教育理念和实践，如侯杰、秦方：《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以吕碧成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事实上，女子教育因不同的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潮汕地区是地处东南沿海的“省尾国脚”，也是兼具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双重性格的著名侨乡。在其女子教育发展中，女性是办学和施教的主要参与者，是女学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这种女子兴学的局面是怎样产生、如何表现的？其自身有什么样的特点？女子兴学与潮汕社会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基于这些思考，本文以清末民国潮汕地区的兴学女子群体及其女学实践为考察对象，对其发展概况、特征及其与潮汕社会的关联与互动进行探讨，以期充实和丰富近代女子教育研究。

一、女子兴学概况

潮汕女子兴学得益于晚清教会女学对部分女性的教育启蒙③晚清潮汕地区共有9所教会女校：汕头明道妇学院、淑德女校、正光女校、揭阳晨光女校、宗光女校、静远轩、潮阳真原小学堂、树德女学、培德女学。，教育与相对优越的环境熏陶使得一部分女性成为女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她们逐渐形成了兴办女学的女子群体。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通过筹资建校、参与管理、亲自执教、创办报刊、组织团体等各种方式开展女学实践。

（一）兴学女子群体

女子兴学的首要阵地是女子学校，在兴学女子中，表现最为醒目的是筹资创校和出任校长的女性。

表1　女子自办（或主办）专门女校概况①表1和表2据1949年潮州修志馆发行、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教育志下》及潮汕各县市教育志、方志、妇女史资料汇编、《汕头文史》第九辑、第二十二辑等相关资料整理统计而成，为不完全统计。表2中有些女校先后有几任女校长，笔者选取其中一任制表。

表2　女子出任校长概况

据统计，至清末，潮汕各地女校共有12所，其中9所为教会女校，3所为私塾性质的旧学。民国新开办的专门女校先后约有50所，其中中等学校5所，2所为教会创办，3所为官办；师范学校3所，2所官办，1所私立；职业学校5所，2所有教会背景，2所官办，1所私立；余者均为初等或高等小学，其中官办9所，有教会背景的5所，村众创办1所，余皆为私立（华侨或侨属创办的9所）。从表1和表2可知，在清末民国潮汕各地女校中，私立女校几乎全部由女子创办或参与主办，公立女校、教会女校则基本由女子出任校长。

女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也大多任用女性。如教会女校，自约翰生夫人担任美国浸信会第一所女学教师开始，此后半个世纪中，在该会担任女学教师的全部是传教士夫人；[1]114英国长老会的淑德女校始终只有一名被称为“国文佬”的男教师[2]79，1940年法国天主教会开设的晨星女中同样也只雇了一名男教师陈二云。[3]141自办女校也不例外，饶平黄冈中山女子初级小学开办初小4个班，全用女教师，后因请不到女教师任教，只开办了2年。[4]842可见，在专门女校中，女性既是推动女学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核心和骨干力量。

正规学校之外，还有部分女性通过开办妇女识字班、妇女平民学校、女子夜校等机构对女子进行扫盲和教育。这些机构的教师全都是来自各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女学生，既有失学的女知识青年，也有夜校或识字班中的高年级女生。[5] 318-319

就女子个体来看，有些女学人一生女学实践极为丰富。有的人同时身兼数职，如，女校创办人往往集创办者、校长、教师身份于一身；也有人身份几经变化，如闺秀女校创办人陈宝莲，28岁即创办该校，后该校因经费拮据而停办，但她仍立志办教育事业，只身到桂岭豪厝围任教，教农家妇女识字，并传授裁衣、绘画等技能。[6]20-21毕业于教会正光女校的邢瑞鸣受教会所托，于1910年负责主办宗光女校。1913年，她离开该校，自行创办一所普通女校，即静远学校，自任校长。该校开办至1932年，历时20年。1918年，她与人另办揭阳职业女校，两年后离开该校。1919年，宗光女校改为真理女校，聘请邢瑞鸣任校长。1932年，揭阳开办县立女子中学，她受聘为教师兼舍监。后来，县城女子读书已较为普遍，她又到农村办短期识字班，教妇女识字，每个乡住43天，在短短3年时间里，深入到了潮汕的许多穷乡僻壤。①参见更生：《揭阳静远学校创办者邢瑞鸣》，揭阳妇运资料汇编之一(内部资料),1988年。

由此不难看出，清末民国的潮汕女学几乎为女性所创办，女性是其时女子教育办学和施教的主要参与者，是推动女子教育发展的首要力量。正是在这群兴学女性的孜孜追求和辛勤汗水的浇灌之下，潮汕女学实践得以逐步发展壮大。

（二）女子兴学理念与实践

潮汕女子兴学的理念与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由浅入深、逐步丰富和发展完善的过程。

在理念方面，早期潮汕女学致力于培养贤妻良母。清末教会“妇学”主要课程是读经，学生全部是教徒家庭的女孩。如，1899年揭阳静远轩女子班教学内容是《三字经》和从《圣经》中摘编的“十诫诗”，培养学生从小信仰基督教，成为男传道者合格的妻子。[7]89-92女子私塾则教授“识字”、“家事”和“劳作”方面的内容，培养学生写信、育儿以及刺绣等基本生活技能。民国之后，随着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女校的创建，女学开始致力于培养“新女性”。由于教育理念不统一，其“新女性”的内涵也颇为多元，既包括服务于宗教或社会慈善机构（医院、孤儿院等）的福音女性，也包括开明家庭主妇、职业女性、女社会活动者乃至女革命家。各类女校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新的拓展。教会女校与私塾逐渐增加文化课程，直至完全采用当局教育机构颁发的教学章程，与新式女校及男校所开课程相同。如，1926年以后教会晨星女中的学校设置就与普通中学没有差异，只是高中部每周增开一节家政学课程，由修道院修女传授烹调等技能。[3]142女学理念的变化，展示了其时兴学女子的思维角度逐步从家庭的小圈子转向社会，开始自我觉醒的历程。

在实践方面，早期女学只有教会女校和女子私塾，不仅规模小、层次低、类型单一，而且大多开办于城市。如，私塾性质的闺秀女校最初只有20多个女生，且大多是“富裕人家的女子和陈厝亲族的闺女”。[6]20而教会女校大多只收教会内女子读书，人数有限，普及面小。为了增进女学发展，女子们开始尝试兴办新式女校，提高办学层次，增加办学类型，除初等小学外，还开办高等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等，使受过初等教育的女子获得了极为珍贵的深造机会。为使女学受惠者不再局限于少数富家女子，她们将女学从城市向农村推广，通过开办不同类型、层次的机构对女子进行扫盲和教育。例如，有的在妇女比较集中的绣花场或“资娘仔间”举办妇女识字班；有的在晚上分班级学习，即为夜校；有的在中午进行，称为女子学校；在村落分散、人数较少的地方则进行小型辅导，称之为识字小组。三四十年代这种性质的女学分布较广，1938年全区妇女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共有43000多人，学员主要是失学或未进过学校的青少年妇女、童养媳、家庭妇女、老妈妈等。②参见汕头市妇联：《汕头市妇女志》,1989年。为了争取更多的女子入学读书，许多女性不辞劳苦深入荒村僻壤进行宣传和发动。“学校的女教师杨昭玲、林君旭等千方百计地接近穷苦的女青年，经常到她们家里促膝谈心，向她们解释妇女受压迫剥削的社会根源，指出学文化、争取解放的道路，同时注意做通那些妇女的父母的思想工作。”③参见：《培养锻炼妇女的革命熔炉——记抗战时期水流埔妇女识字班》，汕头地区妇运史资料, 1983年。此外，为实现“新女性”培养目标，女学师生们还通过组织女子团体、创办刊物、发表论说等方式进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思想的宣传，对女性进行思想启蒙。如，女校长陈舒志于五四时期在《爱国周报》上旗帜鲜明地发表呼吁妇女解放、针砭歧视妇女时弊的文章。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她又对文字改革提出了一些精辟见解，如对“他”字代词，她指出应增加“她”字，专指女性，以显示男女有别。[8]76-77南侨中学的女学生们组成妇女呼声社，创办《妇女呼声》壁报，还经常邀请教育界资深教师来为女同学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妇女探讨中国革命与青年、婚姻、恋爱等问题的关系。①参见：《忆南侨中学的妇女活动——南侨“妇女呼声社”部分社员在汕头座谈会的记录》，汕头地区党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2年。

二、女子兴学的特征

潮汕女子兴学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潮汕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有属于其时女子教育发展的普遍特性，又显示出鲜明的潮汕文化特色。

（一）从兴学女子群体来看，参与兴学的女性在出身、受教育程度、思想认识和政治倾向上个体特征鲜明，差异显著，是其时兴学女子群体的一大特点。她们中既有社会中上层的官宦妻女和名门之后，也有出身一般家庭的女性；既有如陈舒志、林质兰、马岱侬等接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也有魏拯文等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宦家属；既有谢娟、冯铿等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女性，也有黄瑞英、黄韵香等思想保守、礼教观念强烈的女性，还有秦爱梅等深具教会背景的宗教界人士。[9]208-218

“双重身份”是兴学女子群体的另一特点。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形势下，女校教师往往要接受政治性再教育。国民党汕头市党部为培养妇女干部人才，唤起妇女信仰三民主义，常常举办妇女运动训练班，“凡小学教师或高小毕业以上女学生皆得入学”。②参见：《汕头妇女运动大事记（1919.5—1949.10）》，汕头市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内部资料)，1990年。同时，因女学师资严重不足，许多尚在接受教育的现任女学生也投身于女学推广中，既当学生，又当教师。遍布潮汕各地的妇女识字班、妇女平民学校、女子夜校等机构，其主要师资便是这些女学生。梅峰中学的女学生常常要走八九里甚至十里以上的山路去为学生上课、演讲、作抗日宣传。[10]93南侨中学的女生“通过参加办民众夜校的方式，走上与工农结合之路，先后在石牛埔附近办成了数十个民众夜校”。③参见：《忆南侨中学的妇女活动——南侨“妇女呼声社”部分社员在汕头座谈会的记录》，汕头地区党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2年。可见，其时兴学女子们大多具有“双重身份”：她们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既为启蒙者，又为被启蒙者。

（二）从兴学实践来看，女性首倡是特点之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最初多由男性倡导和创办，由女子发起创办的并不多见，但潮汕的情形颇不相同。1905年，揭阳女子陈宝莲创办潮汕第一所女子私塾。陈宝莲没进过学校，但她刻苦自学文化知识，思想进步，反对女子缠足，常为男人可以读书、女子不能进学堂而愤愤不平。她不愿嫁人，执意在陈厝祠堂昭武第办起了女子学堂，将其取名为闺秀女校，并亲自写招生广告张贴在四个城门。此事当时轰动全城，闺秀女校也成为揭阳女子学校的雏形。[6]20-21无独有偶，1912年，潮汕第一所近代新式女校也由女性开创。创办人陈舒志是香港潮商硕彦陈开泰的幼女，她亲身感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为女子被剥夺受教育权利而愤愤不平，偷偷在深闺自学，恳请“母莫为女备妆奁，宁将需款充学费”，放缠足，易时装，负笈省城，进入广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毕业返汕后她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力谋自创女校，终于在汕头崎碌创办私立坤纲女子学校。该校被称为潮汕“第一所近代的女子学校”，陈舒志被誉为“女子文化先锋”。[8]72-77可见，无论是旧式私塾还是新式女校，潮汕近代自办女学都是由女性首先发起创办的，她们在女学发展中显示出比男性更为自觉、主动和积极的姿态。

侨资兴学是素有“百年侨乡”之称的潮汕地区女学发展的另一特色。除了那些由女性归侨或侨属所办女子学校经费全部来自侨资外，其他各类女校在筹资建校和办学艰难之时也或多或少地依赖侨资资助。私立女校校长陈舒志、林质兰、黄嫫妽等在筹办建校和办学困难时期都曾积极奔走于东南亚，向华侨、开明绅士及自己的海外亲朋好友筹募办学资金。[11]26汕头市立女中、教会所办真理女子中学也都曾向华侨筹资办学。甚至连那些妇女识字班、女子夜校也不例外，一些乡村向华侨及富户发起募捐，以解决识字班经费问题，如马来西亚华侨陈天禧等人就曾捐款支持办识字班。[5]137-138远离乡土的潮汕华侨纷纷捐资助学，女学兴办者们也勇于承担重任，“华侨为天之骄子，国内同乡，以此重视我们，然则我们岂可不尽尽力”。[12]可见，正是在侨资的支持和帮助下，潮汕女学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和其时全国多数地方一样，潮汕女学发展相当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女校的创办上。其一，城乡差异显著。女校绝大多数设在市县城中，乡村专门女校甚少，多数只有妇女识字班或女子夜校。其二，各县市差异甚大。汕头市先后新办14所专门女校，潮安也有10所之多，而普宁、南澳都只有1所。其三，女校办学层次较低，类型较为单一，除仅有的两三所女子中学和职业女校外，绝大多数是小学。其四，女校创办者多出身社会中上层，或为官宦妻女，或为名门之后。接受正规女校教育的女学生多数也来自县市较为富裕的家庭，只有极少数来自一般家庭。

三、女子兴学与潮汕社会

潮汕女子兴学是伴随着潮汕社会和教育近代化的历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它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由浅入深的发展转变以及在发展转变中所体现出的自身特质，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潮汕社会的土壤之中的，在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观念的互动中获得自身发展，体现自身价值。

（一）女学既为政治所引导，又积极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

清末民国的潮汕时局混乱，政系变幻，先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过的各种党政团体，如外来宗教、立宪派、保守派、国民党（后为国民政府）、共产党、汪伪政权等均有（或曾有）其生存空间。各派势力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和胜利，纷纷希望争取并主导妇运人心，因此给予女学相当程度的重视。其一，占领和争夺兴学女子群体与女学阵地，成为当时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内容之一。政治势力的介入使得女学常常充满了“火药味”。如，冯铿到澄海县立女校任课时，女校校长是蔡姓豪绅的姨太太，由于当时学校风气不好，她组织学生整顿校风，却被女校长告以“赤化”、“捣乱”，终被当局开除教职，之后她在陈家祠办起东方学校，很快又被当局勒令解散。[13]127-128朝阳里美的“三校之争”更是政治势力争夺女学阵地的典型事件。马淑辉、马岱侬姐妹创办的启智女校因“引导学生阅读高尔基、邹韬奋的著作，使学生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令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同在当地的区校校长是国民党参议兼区分部书记，他多方阻拦女子入学，甚至一度散布谰言，用种种手段恐吓女校学生。后来共产党在里美乡创办乡校，并特派几位女党员经常与启智女校师生接触，对她们进行抗日宣传和启发。眼看这两间学校逐步靠拢，区校便一反常态，想方设法拉拢女校，孤立乡校。①参见：《把智慧献给家乡姐妹——记归侨创办的启智女校》，抗日战争时期妇运史专辑，1985年。其二，各派势力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的考量，纷纷引导女学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宣传、扩大声势和培养各自所需人才的重要阵地。宗教势力着意培养女性的福音气质；国民政府试图将女性原本属于家庭领域的贤良美德扩展于公共领域的社会服务中，鼓励女性成为开明家庭主妇和从事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的职业女性；共产党希望动员起妇女激昂的革命斗志与解放诉求，培养她们成为社会活动者和革命家；汪伪政权则倡导奴化、亲日教育，等等。多元的政治格局造就了女学理念的多元化面貌，不同政治派别所掌握的女学阵地因其意识形态、妇运和女学理念的差异而有着各自不同的女学内容，呈现出各自迥异的精神气质。前述兴学女子群体所具有的鲜明个体特征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而形成的。

女学并非单方面被动地受政治引导和左右，它反过来又积极对政治施与影响。在其时“救国至上”为目标导向的时代里，多数女校贯彻教育救国理念，寓政治教育于文化教育之中，在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水平的同时，对她们进行政治启蒙，并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之中。启智女校即从一个普通的私塾，逐步发展成为培养妇女进步力量的抗日女校，在潮汕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鹳巢女子学校开办了成年女子学校，开展妇女工作，在女学生中发展学生党员，这些党员又带动当地妇女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使该乡成为潮安妇女抗日救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316-317女学师生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强烈，那些有抱负、有志气的女子们成为勇敢的弄潮儿，在政治舞台上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女学生领袖许玉磬（后成为澎湃夫人）、陈名卿、陈名闺、黄质、蔡楚吟、吴文兰、侯素华等团结一批妇女骨干，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尚在汕头友联中学读书的冯铿，积极参加办刊物、写文章、印传单、编话剧、演节目等爱国活动，她在自己主编的《友联期刊》开篇语中号召同学们：“言行一致，担负起改造社会”的神圣职责。[13]126-1271925年广东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潮安女子高小校长谢娟带领学生参加东征胜利祝捷大会、公祭东征阵亡将士大会、收回教育权示威大会等政治活动。[14]147可见，其时潮汕女学具备一定的政治功能，它自身便是一支政治力量，对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女学既受经济制约，又重视开发自身的经济功能

潮汕女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经济发展为女子兴学提供资源和条件，制约女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而女学反过来又十分重视开发自身经济功能，通过培养专门人才和提高女性素质来促进经济发展。

潮汕地区有近代中国较早的开埠通商口岸，其经济状况呈二元结构，即通商口岸地区发展起来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和内陆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当时混乱恶劣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之下，处于“省尾国脚”的潮汕始终缺乏经济资源和建设资金，不能给予女学发展以足够的经济支持，因此女学大量仰赖华侨捐资和侨汇。但即便有人数众多的华侨支持，女学发展仍然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难以展现充沛的活力。其一，办学经费不足成为女子兴学的主要障碍。许多办学者只能将学校设在寺庙、祠堂或是自己家里，因而，规模小、校舍不合格、校具缺乏、经费拮据、发展缓慢是各类女子学校的普遍现象，有些女校因为经费困难而中途夭折。陈舒志为了坤纲女校的维持和发展，在急难之时不得不多次变卖自己的闺中首饰。[8]75其二，女学生也面临家庭经济的困境。女子上学意味着家庭更多的教育支出与劳动力的丧失，一般的家庭只有在衣食有余的情形下才会给女孩提供教育机会。许多女校为了吸收女生，帮其减少家庭负担，往往免收学费，有的甚至提供粮食等各种补贴，而这样的措施又进一步增加了女校的经济压力。可见，没有坚实的经济支持，女学很难得到迅速发展。

经济困难虽然制约女学发展，但也引发了女学对自身经济功能的重视与开发。当时的潮汕女子较少从事农田耕作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多以挑花刺绣或抽纱的收入来补贴家庭，这是拥有“潮绣”这一传统工艺的潮汕地区经济特色之一。故各类女子学校皆注重对学生进行相关技能培训。职业学校不但免缴学杂费，还赠给学生相应课本簿籍和工料，以便她们读书和习艺。除文化课程外，女生工科课程主要有刺绣、织布、织衫和织袜等。这种学制在当时被认为是“学有所用”和“用有所学”，尤其为社会所推崇，师生勤工俭学的收入甚至成为学校的主要办学经费。[15]29-32一般女校也纷纷开设缝纫、编织、手工、刺绣等相关课程。陈舒志在办学艰难之时就曾亲自教学生绣花，又将精美的绣品举办展览会，以展览出售绣品的收入补充学校经费以渡过难关。[8]74林质兰所创澄海第一女子学校，“将传统的‘女工’技艺传授方法进行改良，开始尝试改变家庭母女相传或作坊的师带徒传统模式，纳入科目教学，将图画、手工二者结合融入传统刺绣的学习中，由学生自创画稿自绣，创下不少佳作，使刺绣技艺的传播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11]27-28这种应用技术的改良与发明，对潮绣产业的工艺创新突破极为重要，其经济功能不言而喻。当然，清末民国潮汕女学在女子职业、技能领域的开发是较为狭窄的，只集中于美术、缝纫、编织、刺绣、医护、师范等领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浅显。但是，教育是一种智力投资，受教育女性毕业后无论是步入职场还是回到家庭担负培养后代的重任，其所受到的不同于传统妇女的教养和被提升了的女性素质都会作用于家庭和社会，从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

（三）女学既受观念文化和风俗的影响，又致力于社会观念与风俗的改造

伴随社会近代化，潮汕社会观念与风俗也处于变迁之中，其对女子兴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女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潮汕社会受西方和外来文明浸润、社会风气渐次开放的产物和表现。女学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与各地区观念进步、风气开通程度不同有关，思想相对开明、风气更为通达的地方比闭塞保守之地的女学更为发达。另一方面，潮汕近代女学由女子首倡、女性对女学的“独占”很大程度上是潮汕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下的产物。性别隔离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男性过番”的移民传统和大批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存在，导致潮汕地区对女子严守男女大防、“三从四德”的要求更为严苛。相比其他地区，潮汕女性角色被更加强固地局限于家庭之中，操持家庭劳务、生儿育女、奉养家公是她们的普遍“缩影”。这种传统而保守的性别文化观念和风气使女学发展格外艰难。在清末民初开办新式女学的陈舒志，“不仅思想封建的人物说风凉话，对她冷嘲热讽，甚至有人竟唆使流氓地痞捣乱，把猪牛骨、垃圾掷进校舍”。[16]260民国中期，还有人污蔑潮安县立女校“滥招娼妓为学生”。[14]147更有甚者，有些女校顾及民众想法，一律聘请女教师任教，请不到女教师就只能停办。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一般男性知识分子也对女子受教育感到不屑。曾受过高等教育的曾德荣，其丈夫受教育程度也颇高，但始终认为女性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在一次争吵中将她的毕业证书撕成碎片。[2]59从事教育事业20多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并曾热心支持和帮助创办静远女校的开明绅士郑惟一，因为怕女儿读了书要“出事”，只叫女儿去学缝车、纺纱等手艺。①参见王少惠：《揭阳县第一个女党支部书记——郑玲》，揭阳妇运资料汇编之一（内部资料），1988年。可见，其时的女学为知识男性所漠视甚至蔑视，他们对女学的热情和参与度不高，正因如此，女性成为推动潮汕女学发展的首要力量。

在传统社会观念与风俗阻碍女学发展的反面，是女学致力于开通社会风气、变革社会性别文化观念、改造不良风俗的努力和追求。移风易俗虽然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但女校及女学师生都十分重视以自身实践影响和改造社会，她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改造社会观念和风俗。普宁女师以“考取的学生既免收学费还享受粮食补助”的方式，“多少转变了农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②参见普宁县教育局：《普宁教育志》，1989年。南澳农工女子学校呼吁女同学人人剪长辫、废缠足，学生们“走街串巷，在妇女较集中的洗衣场等地方，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阐述穿耳缠足的害处，使许多妇女废弃缠脚陋习”。在她们的带动下，“县城妇女掀起了一股向封建礼教宣战的热潮”。③参见林俊聪：《渔岛明珠焕异彩——记南澳县妇运先驱章吟春同志》，汕头地区妇女运动史资料，1987年。女校长邱琼英组织话剧演出，她亲自上台演出并做演讲，动员女子读书，批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宣传男女教育平权，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在场观众深受教育”。④参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普宁妇女运动概况》，普宁妇运史资料，1984年。冯铿在报刊上发表《改造家庭之我见》《妇女运动之我见》等一系列反对封建观念和旧道德的具有强烈斗争锋芒的文章，得到广大妇女的强烈共鸣。潮安县高小学生陈琼华率领同学三十多人参加纪念会，破除旧观念，开展男女社交公开的先例。[17]3,12汕头女师学生余哲贞利用假日向家乡姐妹宣传“国家兴亡，女子有责”的道理，动员她们冲破家庭束缚，争取读书的机会，做独立自主的人。为了说服别人，她带头剪辫子、脱耳环、穿裙子、自由恋爱、自主订婚，“她这种新女性的勇敢行为，在当时女青年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⑤参见余春生：《汕头市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余哲贞同志》，汕头地区党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2年。从中不难看出女校师生对变革社会观念与风俗的热情与决心，正是在她们的努力和影响之下，潮汕社会缠足、迷信等陋俗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男女平等观念、婚姻自由的风气也日渐传播开来。

总而言之，近代女子教育因不同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而呈现出各自迥异又生动具体的特征，清末民国潮汕地区女性成为女子教育办学和施教的主要参与者，成为女学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形成了女子兴学的局面。兴学女子群体以非凡的气魄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冲破阻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女学实践。正是她们的不懈努力，使女学适时地纳入新式教育体系，丰富了潮汕教育近代化的内涵，也使得教育类型多样化。潮汕女子兴学在与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风俗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边互动中，获得自身发展并体现出自身价值。女子兴学是近代潮汕社会变迁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潮汕社会的痕迹和烙印，体现出潮汕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它又是潮汕社会近代化变迁的动力，推动了潮汕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撼动着潮汕数千年根基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加速了潮汕地区妇女解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Lida Scott Ashmore.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i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M].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20.

[2]杜式敏.20年代的基督教会女校——以淑德女校为例[D].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李德纲.建国前后汕头市唯一的女子学校——私立晨星女子中学[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汕头文史第九辑[M].1991.

[4]饶平县志编纂委员会.饶平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5]黎莉云,许昌敏.浅谈抗日战争时期潮安的妇女识字班[A].潮州市妇运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潮安妇女运动史料汇编（1919-1949）[M].1991.

[6]孙悦卿.辛亥革命前后揭阳女子学校简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揭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揭阳文史第一辑[M]. 1985.

[7]陈卓坤.近现代潮汕女子教育概观[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2）.

[8]陈启川.潮汕第一位女校校长陈舒志[A].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潮州文史资料第15辑[M].1996.

[9]蔡香玉.坚忍与守望：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姿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0]郑淳.追忆抗战初期的普宁梅峰中学[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汕头文史第九辑[M], 1991.

[11]陈志民.民国初“澄海第一女子学校”的创办及美育特色[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汕头文史第二十二辑[M].2012.

[12]辅导家乡教育[N].潮州乡讯，1947-10-01.

[13]王振泽.血染的鲜花——冯铿及其作品[A].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潮州文史资料第12辑[M].1994.

[14]蔡丽真.大革命时期我在潮安活动的点滴回忆[A].潮州市妇运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潮安妇女运动史料汇编（1919-1949）[M].1991.

[15]苏诒埙.抗战前澄海县立职业学校记略[A].政协澄海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澄海文史资料第六辑[M].1990.

[16]郑仁章,陈建民.巾帼俊秀兴学先驱——汕头坤纲女校校长陈舒志生平[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汕头文史第九辑[M].1991.

[17]吴雄华.“青年图书社”与潮安早期革命运动（1917-1928）[A].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潮州文史资料第4辑[M].1985.

责任编辑：董力婕

Gender, Society and Education: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Chaoshan Reg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ZHANGLi

Abstract:Female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roved outstanding in the Chaoshan Reg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in its interaction with soci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It is the direct result and engine ofmodern social change and reflects local customs.

Key words:women’s education; gender culture; Qing Dynastyand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etyof Chaoshan region

作者简介：张丽，女，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妇女史。515078

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2-0034-08

DOI:10.13277 /j.cnki.jcwu.2016.02.004

收稿日期：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