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

不知道如何形容方厚枢先生（1927?2014），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非常合适，想来想去，还是用“老黄牛”吧。我与方先生作了三十几年的邻居，从小时候的印象到前几年最后见方先生一面，五十多年未有丝毫改变，永远缓慢的低沉的语气，永远没有一句工作之外的闲聊。

说来很巧，去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先生的遗著《出版工作七十年》，我是先在微信上看到书讯的，一看书前的油画“方厚枢85岁画像”，马上想到肯定是方先生的儿子方群画的，何其形神兼备。宋木文先生为《出版工作七十年》作序，题为“一个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宋先生写道：“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和‘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

老黄牛，老黄牛精神，看来是所有人的共识。

我早先并不清楚方先生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前几天和方群聊天，他也是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才知道父亲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三十多年前我开始喜欢收集些民国旧书刊，十七年的经典小说也在网罗之内，陆续发表点这方面的文章，甚至出了几本书，就这么着，我慢慢地接近了出版界，从而了解了方先生工作的范畴。我曾经说过，新中国的出版史有一个最权威的亲历者，就是方厚枢先生。

从新中国之初不间断地工作几十年，就算是在最特殊的那十年，方先生也没有停止或被停止工作，这于出版界是唯一的一位，这与方先生的特殊秉性有莫大之关系，所谓特殊秉性，即“不事张扬，只做不说”。出版界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出版家，可是像方厚枢先生这样近乎品格完美的人物，似乎很少。我们在纪念张元济、范用等出版界楷模之时，也不该忘记方厚枢先生这样的老黄牛。

方先生在书里写到：“1951年8月底，中图公司总管理处给商务南京分馆来函，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

前几天我再次向父亲证实一件事“方厚枢是不是您推荐之后才调进北京工作的？”父亲大声地喊（耳背的人说话声都大？）：“当然是我了！一九五一年‘中图公司有个内部小刊物，油印的，我是主编，方厚枢经常投稿，挑错字，提建议，字迹很工整，我向上推荐就调他来北京了。方家来北京就分在按院胡同60号，咱家住西屋，方家是南屋。”父亲每提到方先生，总是拉不下“勤勤恳恳”四字。

有那么几年方先生与我母亲是同事，我母亲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财务科，方先生在宣传科。位于西绒线胡同的发行所是座深宅大院，如今只剩下个大门洞。我表哥潘国彦与方先生是历经五十年同行同系统的关系，小时候常见他们一起谈些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事情。如今，母亲，表哥，方先生都不在人世了，往事的点点滴滴反而更加明晰。

下面想说说方先生的“贤内助”方婶（文革前我们称呼她“方太太”），前些年口述《往事的回忆》，方群作的文案，只打印了几本。我要来一本，像回忆自家往事一样地非常感兴趣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方婶家庭的老照片大部分我以前都见过，旧影重温，不胜唏嘘。从前的小院子有月亮门，葡萄架，几丛翠竹，方家的座钟十五分钟敲响一次，无数次我在静夜里听着它算计着天什么时候亮。

方婶的命运挺苦涩的。方婶第四个小孩“小妹”是个美丽的大眼睛女孩，不到一岁突患“病毒性脑炎”，最坏的结果发生了“脑瘫”！当时好像还没有“植物人”这个叫法，实际上小妹就是植物人。方婶是个极其要强的妇女，就算是在那么糟糕的境遇下，方家总是无可挑剔的干净整齐。

《出版工作七十年》与《往事的回忆》对读所产生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方厚枢先生勤勤恳恳的一生，方婶含辛茹苦的一生，共同铸成了“老黄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