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

不知道如何形容方厚枢先生（1927?2014），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非常合适，想来想去，还是用“老黄牛”吧。我与方先生作了三十几年的邻居，从小时候的印象到前几年最后见方先生一面，五十多年未有丝毫改变，永远缓慢的低沉的语气，永远没有一句工作之外的闲聊。

说来很巧，去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先生的遗著《出版工作七十年》，我是先在微信上看到书讯的，一看书前的油画“方厚枢85岁画像”，马上想到肯定是方先生的儿子方群画的，何其形神兼备。宋木文先生为《出版工作七十年》作序，题为“一个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宋先生写道：“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和‘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

老黄牛，老黄牛精神，看来是所有人的共识。

我早先并不清楚方先生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前几天和方群聊天，他也是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才知道父亲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三十多年前我开始喜欢收集些民国旧书刊，十七年的经典小说也在网罗之内，陆续发表点这方面的文章，甚至出了几本书，就这么着，我慢慢地接近了出版界，从而了解了方先生工作的范畴。我曾经说过，新中国的出版史有一个最权威的亲历者，就是方厚枢先生。

从新中国之初不间断地工作几十年，就算是在最特殊的那十年，方先生也没有停止或被停止工作，这于出版界是唯一的一位，这与方先生的特殊秉性有莫大之关系，所谓特殊秉性，即“不事张扬，只做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