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华

[摘要]吉尔伯特和古芭在剖析《简·爱》的主旨时提出：“《简·爱》是一部弥漫着愤怒的从逃脱中找到健康与健全人性的安格利亚狂想曲。”[1]（P336）而对于这本书中充斥着的女权主义，新型的婚恋态度以及作为独立人格不屈的精神意志并没有过多的提及。她们将重点放在分析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双重人格意识。这一个观点在中国读者看来颇为荒谬，但当我们对《简·爱》这一本书进行深层剖析时，会体会到这其中的合理性。因此，在这里将疯女人伯莎看作是简·爱的潜在人格。

[关键词]简·爱 疯女人伯莎 父权主义 潜在人格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8-0103-02

一、同为父权主义下的压迫者

简·爱自小便在孤苦无依、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儿时便受到表哥约翰的虐待，虽然内心极度厌恶却不得不默默忍受，然而，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去反抗“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像个罗马皇帝”时，果不其然受到了里德太太不公平的对待——“把她带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2]（P6-8）。命运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女孩，即使离开了令她饱受折磨的盖茨黑德，简·爱在罗沃德寄宿学校的生活似乎更不好过。肉体上的受罚和心灵的蹂躏几度压迫着她，学校的施主罗克赫斯特先生对这个无力还击的小女孩进行了心理上的恶意中伤，更是劝阻其他的孩子同简·爱做朋友，给简·爱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即使成年后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做了家庭教师，卷入爱情的漩涡，她仍处于被动地位。在见面初始，面对罗切斯特先生的冷淡以及高傲，她仍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与他谈话，并主动给予帮助。尽管在随后的生活中对这个大胆的、敢爱敢恨的女孩产生了兴趣，罗切斯特也并未对简·爱施以爱的蜜语，反而采取了与之背道而驰的方法——用英格拉姆小姐来刺探简·爱。这位纯真小姑娘的内心翻起了滔天骇浪，陷入了心灵深处的自责：“你，得宠于罗切斯特先生吗……你好大的胆子，愚蠢得可怜的受骗者……”[3]（P162）两人终于以爱为名站在了一起，谁知这份爱情也被欺骗与隐瞒所玷污。虽说是自愿离开，却也不免多了几分无奈。尽管如此，庄园被毁后，简·爱得知罗切斯特先生已经残疾，并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后，原以为平静了的内心又恢复了热恋时的澎湃，再次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的身边。

上天赋予这位住在西班牙城的梅森小姐以殷实的家境和倾城的容貌，她“有布兰奇·英格拉姆的派头，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雍容华贵……”这样的条件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并最终被这位花言巧语，得到后非但不知珍惜还把她锁在了阴冷的阁楼里的罗切斯特先生俘获。热恋时的甜蜜与婚后生活的苦楚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她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女人。“她的趣味使我感到厌恶……把我拉进了堕落骇人的痛苦深渊。”[4]（P308-310）凡是看过《藻海无边》的人都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疯女人伯莎。这本书赋予了《简·爱》中失语的伯莎以鲜活的个性、丰富的语言，更为伯莎是如何被带到英国并囚禁于桑菲尔德庄园提供了历史背景。在《简·爱》中，疯癫的伯莎摇身一变，成了美丽而富有同情心的安托瓦内特。当地土著人烧了她家的房子，她的母亲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在父亲的安排下结婚了。而丈夫对她的美貌厌倦了之后，当他再一次将头埋入她发间时，曾经钟爱的那一头散发着芳香的浓密秀发也成了使他无法呼吸的可恶的障碍，于是他开始冷淡她，并公开和女仆在隔壁房间调情，不但如此，甚至起了报复的念头——他既不要她，也不愿给她自由，而是把她带到遥远的异乡隔离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曾经漂亮的女人如飞蛾一般走向生命的终结。安托瓦内特与伯莎的疯癫是父权主义压迫下的不折不扣的产物。

二、伯莎——简·爱的第二人格

作者终于让简·爱与伯莎实现了真正相遇，其间，伯莎是作为简·爱的第二人格而存在的。她的每一次出现，都是简·爱感到愤怒而无处发泄的时候。当简·爱独自发问，对女人可悲的命运，对男人强势的霸权而感到愤懑时，此时便传来了伯莎阴森恐怖的怪笑声。热恋的甜蜜并没有让简·爱忘记自己人格的独立，即使与罗切斯特订婚后，来自爱人的馈赠也并没有让她欢喜，相反，她却常常陷入苦涩的尴尬——“经我拼命在他耳边恳求，才由六件减为两件……”[5]（P267）而恋人不经意间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派头，更是使她原本就泛起不安的内心再起涟漪。原本对婚姻满怀憧憬的简·爱突然害怕从此以后成为罗切斯特的归属物。于是疯女人伯莎像是收听到了简·爱惶恐的信号般闯入她的卧室，撕毁了婚纱。在婚礼时，伯莎作为一个法律障碍，被其弟弟格雷斯公开出来，替简·爱揭开了真相的面纱。简·爱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不顾罗切斯特苦苦的哀求，离开了他的身边，保护了自己的女性尊严。与恋人的分离使得简·爱夜里也无法安睡，竟梦到庄园被毁，而伯莎再次作为简·爱的行动执行者，一年后她最终放火烧了庄园。在她离开罗切斯特时，又暗下决心：“你要自己把你的右眼珠挖出来，你要自己把你的右手斩去……”这又通过伯莎的一把大火实现在了罗切斯特的身上。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简·爱心里所想，便是伯莎身体所行。而方平先生也说：“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6]

三、伯莎——潜意识下的简·爱

细品《简·爱》，竟有了新的收获。伯莎每一次出现在简·爱的视野里，都是简·爱处于冥想之中或是蒙眬的睡眠状态。简·爱的思想松懈了，那个被理智禁锢的疯狂的伯莎便潜逃出来，这与佛洛伊德的想法不谋而合。即使简·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种种不顺，但她作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向她所生活的男权社会进行彻底而大胆的反抗的，而这时伯莎正好作为她的另一个真实的灵魂而存在，去替她报复。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在小说中不乏有精神失常者作为主人公的另一面出现，而他们的职责常常是那些安分守己的主人公的替身。是简·爱的怒，成就了血肉之躯的伯莎，这种愤怒使得简·爱的人性得以升华。

成年之后的简·爱因她一直引以为豪的教育受到压制，虽不能像儿时那样表现真性情，但是她总要以另一种隐私的途径来呈现自我。我们可以从她作的一幅画中来窥探：“一个女人的上半身高耸天际……云端里升起了低着头的金星幻像。”[7]（P125）画中的女人“乌黑狂野，炯炯有神”，是简·爱眼中不会出现的，而“狂野”我们却感觉似曾相识，那就是伯莎。勃朗特花了大篇幅的笔墨来描写简·爱所画的第二幅画作，其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突出简·爱的画作水平之高，其深层含义其实是为了显示简·爱与伯莎的更深一层的关系：简·爱无意间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暴露在视野之下，在创作过程中，理智脱轨了，双手直接听从来自心灵的呼唤。在生活的艰难中、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伯莎作为她另一个无法绽放的自我，几经考验，最终战胜了重重阻挠，如枯木逢春一般获得了她的第二次生命——潜意识下的简·爱。

四、共同的纽带

禁闭成为了简·爱与疯女人伯莎的第一个纽带。在盖茨黑德庄园，简·爱不止一次被禁闭在那弥漫着阴森森的氛围的红房子中，本来就受到欺凌的内心更是被这种密闭的环境所摧残，在多重痛苦的刺激下，她呼喊着：“不公啊，不公！”理智到达了临界，最终她崩溃了，禁不住发疯似的大叫，冲向大门，拼命摇着门锁。童年时的红房子对于简·爱意味着恐惧，每当她试图反抗时，总会被关进那样一个阴森的地狱，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折磨，那里是她幼时痛苦的回忆，也是一生难以复原的伤疤。再看看伯莎——那个被禁闭在阁楼里十年之久的疯女人，同样是在没有窗子的阴暗房间，被阻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流。昔日珍爱的丈夫亲手将她送到地狱的边缘，使得一个美貌的女人变成了“粗粗一看难以辨认”的怪物，将她的身份隐藏，并否认和她一切看似美好的过往，最终将她折磨至疯癫。

而简·爱和疯女人伯莎的第二个纽带，毫无疑问便是罗切斯特先生了。作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前妻，她曾是一个美貌倾城的女人，即使风流如他的罗切斯特先生，也没有抵挡住她的诱惑，和她匆促地结了婚，最终却因为她平庸的品位、淫荡的个性，将她锁在了阁楼里，不让她出来。他将她禁锢在了他的庄园。而简·爱，他的爱人，有着渊博的知识、不屈的性格，即使最终获得了5000英镑的财产，却仍然回到了瞎眼残废他的身边，仍是说出了这样的温柔却不失坚定的话：“我愿当你的护士……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孤寂了。”[8]（P438）他将她紧紧地禁闭在了他的爱情里。疯女人伯莎将罗切斯特带回了简·爱身边。“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9]于是，简·爱在遥远的地方听到了情人的呼唤，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这时的罗切斯特已然变成了一个没落的上流绅士，而简·爱已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使她内心变得强大，又重新回到了罗切斯特的怀抱。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那个曾经因偶然结识林静却无法得到爱的执着的女人施洁，最终选择了一瓶安眠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你可以找你的简·爱，你就把我当成你阁楼上的疯女人吧。”每一个简·爱心里都住着一个疯女人，伯莎的死成就了简·爱和罗切斯特。疯女人伯莎与简·爱两个人一暗一明，一个一直用语言来反抗种种的不公平，另一个用行动来发泄她的愤怒。这种明与暗、语言与行动的交合，更使得我们重新审视疯女人伯莎这个形象——她并不是作为简·爱的陪衬，以自己的疯狂与丑陋来衬托简·爱的平静与美好而出现的，也不简简单单只作为考验简·爱与罗切斯特爱情的障碍物而存在的，确切地说，她是作为简·爱的潜在人格而独立存在的。

五、结语

朱光潜先生说：“莎士比亚失恋于菲东女士（Many Fitton），于是创造出阿菲利娅（Ophelia）一个角色。”[10]（P427）同样，夏洛蒂也曾经做过家庭教师，并像她小说中的简·爱一样疯狂地爱上了她的雇主。但她的痴情在现实中遭到了冷落，她的苦楚、她的愤懑、她的求爱不得，都借以疯女人伯莎来发泄，而她对于爱情的理想，则在简·爱的身上得以实现和升华。她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与境遇，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人格。

这使我想到了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在自己的小说《四门之城》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玛莎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的艰难探索。作为她反面人物出现的琳达也是一个精神失常、生活在密闭的地下室的女人。在这里，地下室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琳达拒绝接受外界不公的屏障。玛莎几度游走在理性与疯狂的边缘，冲破世俗桎梏的她终于走向了地下室。就精神上来说，玛莎与琳达是一个人物的两个方面，在经历了貌似非理性的疯癫后最终与琳达站在一起，她们俩共同走出困境，终于实现了她们的先驱简·爱与伯莎·梅森的互相认识，使简·爱的本我和自我达到了真正的人格上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古芭.顶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M].耶鲁大学出版，1979：336.

[2][3][4][5][7][8]夏洛蒂·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C].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8，162，308-310，267，125，438.

[6][7][8][9]方平.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J].读书，1989（09）.

[10]朱光潜.朱光潜文学集（第一卷）[C].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427.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