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山东人，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培训部主任，副研究员，散文理论专著《散文：主体的攀援与表达》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散文理论专著《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来散文创作图谱》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曾获第四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各种奖项。《南方文坛》曾于2015年第2期以“今日批评家——王冰”专辑对其做重点推介。

如果对当下的散文创作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一般的结论应该是整体的创作状况依旧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出现什么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出现什么像样的散文作家，即使努力创作的那一批作家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于是停滞不前应该就是当下散文创作的现状和常态了。那么原因何在？我想原因之一应该在于散文创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对于文学现代性要求的陌生。在这里，我说的是陌生，而不是漠视，因为漠视是也许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并不去看重它，而陌生就是不知道，两者是有区别的。

我们知道，中国散文的精神来源主要为三个，其一为儒家的，并由此形成了“载道”一派；其二为道家的，由此促成了“言志”一派；还有一个因素为西学东渐后的现代性。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就基本把前两个搁置起来，弃之不用了，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现代性，按说就应该成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精神支撑了，那么事实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从中国散文的发展来看，儒家、道家的传统与现代性一起在慢慢丧失。可以说，中国散文写作写到如今，除了剩下的那点作为人天性中的因素之外，除了几乎完全按照身体和意识的原始冲动产生的那点东西来进行写作之外，丝毫看不出他们还有后天的更多修养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即使连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那一点现代性因素也在慢慢丧失。因此整体上看，中国散文集体的溃败是不言而喻的，大多数人的散文写作就像憋了几个月不能发泄一次的成年男子，只能过一段时间攒足了，然后自然地生理性地喷发一次，然后结束一次动物本能的爆发，或者更多地去自慰一下，其他的似乎一概没有，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来进行散文创作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我们的散文创作就有了再一次回溯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必要。

可以说，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国散文的创作，并成为其中的那颗跳动不息的心脏。中国散文在探索宇宙、思索人生、灌注生命意识和理性精神上，应该得益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并应该从中找到思想和艺术的根据。因此，中国散文，首先应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韵”，强调儒家的“中庸之道”，推崇“中和之美”，注重整体结构的和谐与均衡，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等诸多颇具东方色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其中对传统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肯定和追求是重要的，它会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就会知道，中国散文中那些对个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情绪的反映，无不带有中国儒家文化智慧的体温，而且儒家文化讲求的悲悯情怀也确实影响着中国散文的价值重心，如此，中国散文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条主脉，道家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它是与儒教互补的，如果说前者讲求“出世”，要求人们在“出世”之中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获得精神的慰藉，那么道教的“出世”态度对中国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道教的世界观与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人染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这也是中国散文作家寻求心灵解脱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一种面对复杂而痛苦的万丈红尘而超然出世的态度。这种化解心灵块垒的方式，最终会因体验化为妙悟，从而进入那种出世之后的超然与达观，表达出在形而上的宗教与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彻悟与超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外溢，是一种中国的审美智慧和情怀，所呈现的是颇具深层隐喻的中国传统散文中的淡味。

按照这个传统，中国散文家的散文创作，应该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诸多文化观念之中，扩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成他们特有的文化空间和美学空间；他们的散文中应该有一颗文化的心脏在其中跳动，也惟有在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的浸染下，中国散文才能或悲悯或清高，或厚重或淡远，或沉郁或飘逸，或关爱苍生或自然本色，或铺陈华丽或随笔点染，或心情苍莽或情趣宛然，才能比较容易地达到或悲天悯人或空灵圆转的艺术境界。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当下散文写作表现出的是一种散文写作本能化带来的的庸常化，其表现就是散文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匮乏。如此，一些散文作者往往难以用文化的眼光，站在人类命运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审视与观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肤浅和狭隘性，有些作品甚至以市井低俗的话题招徕读者一时的兴趣。其中，零乱性、庸常化、无中心、不确定性、无深度，是其主要的表现，而且这些问题对于当下的散文创作还产生了一种魅惑的作用。它使当下的散文作品几乎都成了一个平面化、符号化、模式化、庸俗化的文本，即使许多名家的作品也是如此。他们或沉溺于生活琐事、儿女情长，或简单回忆陈年旧事、亡故友人，或机械记录游玩历程、读书心得。他们对于这些题材的判断和抒写是缺乏文化依据的，写出来的散文作品往往也成了一地鸡毛，从而使自己只能进入到琐碎写实的状态而不能自拔，这实际上是文学从历史进入现实，用文化观察生活的一次全面退缩，而这种退缩却又被以个人化写作的名义被光明正大地美化了。散文创作所要求的敞开的文化空间，纵深性的历史思维探索，不可避免地被不断窄化、僵化，以致使得当下散文创作的繁盛就有许多虚化的味道，在此状态下产生的很多作品就必然是平庸的。

而对于现代性，我们的判断是，中国当下散文在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对于现代性也是拒之门外的，由此使得中国当下散文创作在对传统精神和现代性追寻中，一直缺失着一种基本的时代因素，缺乏一种创作的合法性。

一般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社会范畴，又是一个逻辑范畴，还是一个历史范畴，直到1980年代，“现代性”一词才取代了“现代化”与“西化”（westernization）的概念，更为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除了来自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因素之外，也起因于思想嬗变的因素，其中具有自我批判，甚至某种道德怀疑主义的倾向，并以“去魅”作为自己的时代特征。

当然，“现代”一词的出现要追溯到历史的深处，德国的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现代”一词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加以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起源做了自己的研究，认为它来自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将“现代时代”作为人类历史划分的四个阶段之一。我们当下所理解的现代性，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机器文明基础上的，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为标志的；它追求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以实现经济繁荣、生活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为目标；它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推动下，确立的对现阶段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观的认识和概括。

一般地说，现代性中所谓的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其中它所强调的是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超越历史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现有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五四之初，中国面临的最切近的任务是以谋求个体的启蒙来唤醒大众的个体意识，以谋求民族的存亡来实现中国必然寻求的现代性结局。于是，中国走上了一条以东方的现代性来反抗西方的现代性，以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其中应有之义就包括了对近代思想的反省和批判，并在倡言现代意识的初始就突出强调了现代主体的位置的重要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现代性是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的建立为起点的，然后是人文知识分子所引导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的建立，教育体系和大规模的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以及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现代性目标发展。

因此，“现代性”问题是中国百年历史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近现代以来，正是因为中国有了对于现代性的诉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才呈现出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面貌。由此，中国对现代性的诉求反映到文学上，就出现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实现现代性这个基本问题，于是，启蒙、救亡、革命、批判、平复也必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众多母题，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所要表现或者呈现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在中国，对于现代性的追求，首先演变成为对于国家民族独立的要求，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当它甚至有时候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在所不惜，现代性只是变成了内外交加的暴力的历史的时候，就使得中国的作家包括散文作家无所适从，这本身就是中国自身文化的特点或者一种无奈。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本质主义的批评理论来看，是一种启蒙的文学，这就要求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但是什么才是文学的大众化和如何实现大众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因为现代性对于个体的追求与中国文化普及的大众化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从精英文化来的，而它所追求的目的却是大众化，于是，它既需要西方文化的移植与滋润，又需要对抗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侵蚀与伤害，其间的难度之大非少数知识分子所能够完成的。于是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必然会在中国散文中慢慢消失，散文创作者的独立自由品格必然受到了一种自然的压抑，最后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理论的深入影响下，很多作家也必然将现代性的追寻弃置一边，写出的作品的品性也肯定离现代性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这种散文创作中的思维模式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以致使得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在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的过程中，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并没有从对散文创作的实际贡献当中获取自身的意义，虽然有了季羡林、汪曾祺、金克木、林非、巴金、萧乾、杨绛、施蛰存、贾植芳、冰心、孙犁、柯灵、黄裳、吴冠中、黄永玉、黄苗子、郁风、谷林、钟书河、王蒙等作家的散文创作；有了张承志、李存葆、史铁生、贾平凹、周涛、刘长春、周同宾、朱增泉、肖复兴、卞毓方、王充闾、素素、张抗抗、斯妤、马丽华、王英琦、王小妮、筱敏、刘烨园、韩小蕙、赵玫、铁凝、残雪、于坚、冯秋子、苇岸、孙郁、李敬泽、南帆等作家的散文创作；有了穆涛、张锐锋、祝勇、钟鸣、庞培、蒋蓝、止庵、刘亮程、王开岭、杜丽、海男、张立勤、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周晓枫、洁尘、杨献平、杨永康、谢宗玉、吴佳骏、沈念、李晓君、江子、范晓波、傅菲、茱萸、格致、帕蒂古丽、苍耳、艾云、阎文盛等散文作家的散文创作……但是，问题是这些作家的散文创作，虽然也算异彩纷呈，个性明显，但他们的创作，大多依旧是依据个体自身的惯性而来的，包括思想的惯性和艺术的惯性，大多缺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性精神的把握，这自然就使得正在进行的散文创作与当今散文的现代精神擦肩而过，使得散文创作的表面繁盛，并没有过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精神在其中作为支撑，以致使得新时期以来在“人文精神危机”讨论中所展开的人与物的关系，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化为泡影，使得作家的主体不但没有完成建设，而且更加远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和现代性的植入，使得当下的散文写作依旧是虚弱和无序的，他们的写作仍停留在一种浑沌状态，加之个人对于散文文体和创作理解的模糊，这都影响了散文创作的方向和力量。

正是因为缺少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性的追求，使得不少散文，缺少深层的文化理解和灌注，散文中闲适情调的盛行，体现出的却是一个作家丧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后的甜软与媚俗，并开始显现出更大的文化弊病。散文写作中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境界的提升，比如人格的修炼，比如学识的储备，比如对于事物的洞悉和体察，这些似乎都在减弱、被忽视。可以说，先天不足、浮躁粗劣、食而不化、好高骛远成为了当下散文创作的一种风尚，而写得坚实有力、内涵丰富、投入宽广的散文却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整体散文创作内质的松软。同时它还带来了散文气魄小、承载量不大的弊病，而且这种模式有一种趋同化的趋势，艺术生产的批量化，使得作品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下降。而且随着现在姿态化、口号式的写作日益增多，作家的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疏离和间隔，作家回到了连自己都厌烦了喧嚣、虚假、空洞、荒诞的世界，进而进入了一种写作的游戏状态，散文写作的左冲右突，只能是更加没有方向感，更加无处用力，更加散文无序，所以散文写到现在这种程度，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就不言自明了。众多的散文作家几乎丧失了对于事物的洞察能力，纵览近年来在众多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其中写现实的依旧琐碎，写历史的依旧轻薄，写人物的依旧陈旧，写情境的依旧老套，其表现是才气不足，学养不够，境界不高，其根本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精神的无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艺术认知下的散文创作，几乎丧失了处理任何题材的能力，他们已经忘却或者不知道散文写作中的基本思想和精神来源了，于是想在当下寻找到一篇耐读结实的散文，已经渐渐变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散文写作的精神来源已经被写作者忽略或者淡忘的时候，要想散文作者能够发现那些接近本质的东西，并用自己多年练就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来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已经是当下散文创作的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