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男，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1982至1989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文学编辑室主任。已出版《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等作品。

时下，中国散文给人的印象是一片繁荣。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作品铺天盖地，选本层出不穷，读者队伍壮大，研究也不断深入。然而，在这个表相底下，却潜伏着较大的危机，有“钙”流失严重的趋势，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如将当下中国散文放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考察，尤其与中国古代、近现代以来的散文佳作相比，其软肋更显突出。

一、去政治化与政治失语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它已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典型的有两种相左的倾向：一是将文学与政治直接划等号，夸大文学的政治功能。早者如曹丕在《典论》中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近代如梁启超所提倡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这样的文学观确实提升了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文学地位，但有时也容易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二是去政治化倾向。既然文学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文革”给文学带来了重大伤害和毁灭性打击，所以不少人就在强调文学性时，远离甚至悖离了政治。有学者曾指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去政治化”倾向。[2]这在散文创作和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散文写作成为主流。从政治绑架散文的角度来说，它确实会给散文带来伤害甚至异化；但如果将散文引进与政治无关的象牙塔，那也是一个歧途。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最为盛行的是与政治无关。于是，所谓的“纯散文”大行其道。第一类是所谓的生活审美化散文，大凡生活中的点滴甚至鸡零狗碎都可入文，甚至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关衣、食、住、行的琐碎散文随处可见，而阿猫、阿狗、养生、养颜等无聊散文也不乏其作。第二类是所谓的心灵鸡汤散文，名之为给人指点迷津，实则陷入迷局而不自知。像恋爱、婚姻、快乐、幸福等人生哲学，谈得好的确实有助于人生，但不少此类散文则是自言自语，有的甚至陷入呓语，令人不忍卒读。试想，当一个散文作家的婚姻一塌糊涂，而他自己对此却津津乐道，那不是荒唐可笑吗？第三类是沉溺于“微散文”写作中难以自拔。与政治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下流行一种“小叙事”或“微写作”。其具体表现为：作家对于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毫无兴趣，而是乐于用显微镜来观照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虫一鸟、一纹一丝。如果说，政治宏大叙事是“文心雕龙”，那么，这些“小叙事”和“微写作”则是“文心显虫”。当然，“一叶知秋”式的散文写作也是完全可以的，但问题是当这些“显虫”散文不能见微知著，甚至了无见解，那就成为无聊之举了。当年王了一还能“龙虫并雕”，而今不少微散文只能为了写虫而写虫了。表面看来，这些散文是“在贝壳里面做道场”，其实却是“去政治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是对宏大叙事的厌倦与抵制。

二是“政治散文”的“得语”与“失语”。“去政治化”散文必然导致“政治失语”，因为疏离、远离甚至背离政治也就无法真正体会政治意蕴，更无法成为政治话语的建构者。不过，与此相对的另一情况是，直接以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书写对象的散文开始呈现，有人称之为“政治散文”。[3]其代表性作家有梁衡、王充闾、厉彦林等。政治散文的形成改写了当下尤其是近些年“政治失语”的困局，显示了政治元素的优势地位与作用。我认为，政治散文话语主要有以下表现和价值：第一，浩然正气充溢于天地间。第二，向读者展示了政治文化密码。第三，政治情感的磅礴欲出。第四，大散文的结构方式。以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文章大家毛泽东》最有代表性，作者以满腔热血将伟人形象塑造得无比高大，从而显示了政治散文的独特魅力。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厉彥林的政治散文，他发表的《土地，土地……》和《人民，人民……》两篇政治散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和好评。与梁衡直写中国共产党伟人不同，厉彦林将着眼点落在“土地”和“人民”上，他说：“一撇一捺，脚踏大地、互为支撑为‘人。人民，普通得像大地上一棵棵的小草，平常得像大海里一朵朵的浪花，平凡得像天上一颗颗无名的星辰……每每写下‘人民这两个字，我顿感神圣凝重！每每读到‘人民这两个字，我立刻肃然起敬！”[4]以此显示具有民本思想和深得民心之中国共产党人的光风霁月，这是一种侧锋行笔的写法。

应注意的是，政治散文还有其“失语”之处，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这是因为：第一，离政治过近的散文写作，容易失去审美距离。第二，政治和政治家有其复杂性，这往往不是普通人尤其是文人所能深入理解的。第三，直接表现政治的散文，多失之于简略和外露，有时还有模式化和概念化之弊。以对杨朔散文的评价为例，不少人简单地以“政治”眼光给予否定，似乎只要文学亲近了政治，就变得不可思议甚至被污染了似的，这种政治误解在新时期以来具有普遍性，而且这种情况在政治散文家中也不例外。梁衡曾表示：杨朔散文是“为空头政治服务”，是“‘左的说教模式”，是让读者“受骗上当”的，是“良心上受了愚弄和感情遭了强奸”的。[5]应该说，读到这个结论令我非常惊异：本以为作为政治散文作家的梁衡能比他人更理解散文中的政治，更同情像杨朔这样的散文家；但事实却正相反，梁衡比一般人更看不起杨朔及其散文，且充满说不出的厌恶和否定之情。但有趣的是，与梁衡的政治散文相比，杨朔散文并没有那么直接地亲近领袖人物，只是以真情实意表达了那个特殊的政治时代，如果说他的散文有何局限，我认为主要是对那个年代缺乏反思性，没能反思那个政治年代存在的问题。在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错位：杨朔散文并没有直接去歌颂领袖人物，只是着墨于山光水色和普通百姓，用诗意歌颂了那个时代，并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样却被梁衡拔高到那样不堪入目的程度；梁衡散文直接歌颂领袖，在作家与领袖之间几乎达到了零距离观照，那么后来者将会给他怎样的评价呢？在此，我们并无意否定梁衡的政治散文，只是想说明：在同属对于政治充满书写兴趣的两位作家——杨朔与梁衡之间，尚缺乏一种“同情之理解”；那么，对于那些与政治有距离的读者来说，更难保证不对梁衡的政治散文有所误解的。由此可见，政治散文在“得语”中又极容易“失语”，有时甚至比非政治散文的“失语”更甚。

陈独秀曾表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6]这是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方面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也是在此意义上，让文学包括散文脱离政治，进入所谓的“纯文学”和“纯散文”，那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文学的区别，尤其是文学的独特审美特质，文学尤其是散文在表现政治时，切不可与政治靠得太近，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价值判断，以避免失去自我的判断力和审美式观照。否则，作家很容易将自己的局限变成散文的局限。

总之，当下中国散文整体地走入“去政治化”误区，而以梁衡为代表的政治散文对此有纠偏之功，从而为孱弱和缺钙的散文注入了正气、风骨和浪漫，也确立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话语。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散文对于政治表达得过于直接，因此简单化、程式化以及模式化在所难免，这就影响了对于政治文化语码发掘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

二、时代焦虑与社会转型

胡适曾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纵观中国历史，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清有小说，而“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时代则有白话文学。以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尤其是散文应如何命名，恐怕并非易事。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时代焦虑导致的社会认知不足，是摆在作家面前最大的障碍。换言之，在中国社会重大的转型面前，中国作家表现出难以言说的无奈与尴尬，他们整体上无能甚至无意于探进社会结构的内部，倾听来自大地和人民群众的脉动与心声。这在散文创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了远离时代外，不少散文陶醉于自我和小我的天地难以自拔。有的甚至只顾书写情爱婚姻，以及一己之私，从而形成散文的异化。还有的沉溺于历史文化深处，在历史的暗影与缝隙中寻找宫廷之争和世俗纷扰，因此，在历史文化散文的盛行中，其实也包含了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对于时代的疏离。也就是说，在许多散文家那里，我们这个急遽变动的时代远远没有过去的历史来得重要，也未引起他们浓郁的兴趣。从这一角度看来，当下中国散文指向个我、小我、过去者多，而指向这个转型的时代者少，这也是它们在伟大的时代面前失语的重要原因。

不过，仍有不少散文家在面对着时代发言，并有着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金、季羡林等人就开始反思“文革”，提出个性和人性解放问题，冰心、臧克家、林非等人呼吁知识分子待遇问题。随后，冯骥才、余秋雨、李存葆等人强调文化保护问题，等等。近些年，关于城镇化、乡村文化、反对腐败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像梁鸿的梁庄系列散文是写荒凉与异化的河南乡村的，杨献平的《生死故乡》是写太行山南麓乡野的生老病死的，莫言的《喧嚣与真实》是写现实人生困境的，吴佳骏的《穴居里的黑暗和光明》是写人生绝境的。总之，对于现实问题的展现以及批判成为近些年散文的一个发力点，从中可见作家的现实感受和思想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关注时代的散文多在焦虑与忧患中缠绕，而真正能透入时代骨里，发掘出时代本质的散文并不多见，这就带来散文的现象性描述有余，而本质性发掘明显不足，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世界性的历史性重大转型之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小说和散文向我们展示了城乡转型所带来的困惑，如今梁鸿在《梁庄，归来与离去》中，仍未摆脱这种忧思：“犹如被突然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梁庄被赤裸裸地晾晒在阳光底下，疲乏、苍老而又丑陋。那短暂的欢乐、突然的热闹和生机勃勃的景象只是一种假象，一个节日般的梦，甚或只是一份怀旧。春节里的梁庄人努力为自己创造梦的情境。来，来，今天大喝一场，不醉不归，忘却现实，忘却分离，忘却悲伤。”[7]这里的困惑和忧患依旧，但出路在哪里，发展的路径何在，作家并不明确。余秋雨在《苍南随想——新型城镇化的审美课题》一文中，似乎有了某种构想与亮色，他说：“机械不是凶械，但是，如果种种机械聚集成了一种超量的存在，它的‘非人化本性也就会侵凌人的自然生存，于是也就会变成另一种‘凶械。”于是，作者提出将苍南变成“建筑师农舍”的构想：“这样，我们的身心也就会被一种更高等级的审美感受所融化，而我们的后代也就拥有了一个广阔无比的美学课堂。”[8]在此，余秋雨对于中国农村发展预设了一种美好的前景，也带着某种说不出的欣悦与欢畅，但是，其文学性和理想性显然大于现实性。

马克思和巴尔扎克当年能透过现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今天，中国社会也面临巨大的转型，其本质何在？这是需要进一步研讨，尤其需要敏感的作家去认真感知和真实把握的。没有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错综复杂的中国变局，更不会从纷纭的现象底下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比如，面对多年来中国城乡发展困局，不少作家处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难以自拔，从而导致城乡书写的矛盾与缠绕，也难以形成正确和健康的价值观与人生观。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扎巴尔大学演讲后是这样回答学生提问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这段话表面看来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国城乡发展之路，尤其是广大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散文更多展示的是农村社会的破败荒凉，却少有人能辩证地理解乡村社会生态发展的典型理想，而后者在中国农村并不少见，即便在当下饱受破坏的乡村也是如此。可见，我们不少作家的散文写作不是基于现实和未来的，而是受制于观念尤其是被窄化和固化的观念，是既定观念决定了其散文写作的向度、趣味及其选择的。有时，作家眼见的未必是真，没见到的也不一定不真，这就需要一种文化的发展眼光。就如冯骥才所言：“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眼光，它必需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需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10]显然，这需要有历史意识、前瞻性、世界眼光与人类关爱之情，方能锻造出深刻的文化眼光。当然，作为敏感的作家要真正为时代转型把脉还应有超常的灵性、宁静守一的精神，以及将天地大道装在心间的智慧。

当下中国确实缺乏关注社会与时代的散文，更缺乏有文化眼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散文，而后者则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最好是能预见社会转型本质的经典之作。这也是为什么，当下中国散文远远滞后于时代，甚至滞后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滞后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散文失去了对于社会、时代、生活的关注，失去了解析和预知时代转型的能力和兴趣，其命运就可想而知——它如果不变成生活的边角料或显得可有可无，那反倒让人感到奇怪了！

三、偏向人情与忽略物性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强调“人”，于是“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应运而生。与之相对应，凡是与“人”无关者都在被忽略和排斥之列。最典型的是宗教的被否定，如陈独秀就曾说过：诸如佛教、基督教和儒教等一切宗教都是迷信的，都在被清除之列。还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备受关注的物性，在“人”的发现面前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物”再也难成主语。这在直接表达人的“个性”的现当代散文中，亦不能例外。

当下写“人”的中国散文多注重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因为“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孙犁曾在《欧阳修的散文》中表示：“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林非则认为散文“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11]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散文如何定义和发展，抒情散文一直成为散文大厦的基石和主体。不过，也应该看到，散文在转向“人”，尤其是转向“真情实感”的写作时，也带来了一个误区和盲点，即当散文追求过真过实后就容易缺乏“虚构”与“神秘感”，过于注重情感的散文也容易带来世俗化倾向甚至迷失方向。这就好比恋爱中的男女容易迷失自我，甚至导致智商下降的情况。因此，在强调真情实感时，应克服一般意义上讲的“实有其事”，而是要在“真情”的前提下进行题材的集中、艺术的虚构，尤其可用现代或后现代的手法进行联想与再造，从而形成人之情感的艺术化处理过程。这是因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就如有人所说的“一个人不可能跳进同一条河里”。时间的流水不会停止，它不会等待任何作家在逝去的时光隧道里刻舟求剑，而只有通过发自内心的真情方能进行追忆，以获得其诗性的凝聚、化合、再造。然而，当下中国散文能在“真情”的前提下，突破“实有其事”的拘囿而进行新的艺术构思，并获得散文的神秘感和艺术张力者，并不多见。这就带来散文偏向人情书写时，得之“桑榆”，而又失之“东隅”。

当下中国散文更大的误区是对“物”的忽略。由于目中只见“人”，不见有“物”，那么，“物”的书写也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更多的散文不注重写“物”，都是以“人”为主角的。散文仿佛成为一个诺大的舞台，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上面翩翩起舞，占据着舞台中央；而“物”则较少能登大雅之堂，即使有“物”，往往也只是作为道具，起到舞台的点缀作用。因此，散文书写也就成为“人物”之独唱。这显然与中国古代散文有别。如欧阳修《秋声赋》既写人更写物，而且“物”往往成为作品的主角，所以才有“草木无情，有时飘零”、“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感叹与感悟，从而使“物性”变得更加突出、重要和显目。美国作家戴可的《一把泥土》写了这样一个关于“物”的故事：在河边有一捧泥土，尽管它有潺潺的小河、婉转的小鸟儿为伴，但它仍显孤独，因为它最大的理想是为人类所用。在长久的等待中，有一天机会终于到来——一个窑工一铲子将它搬上推车，向人间走去，于是它开始了为人类所用的旅程。然而，让它始料不及的是，泥土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它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但因为有信念存矣，所以它可以忍受。后来，窑工将泥土与水混在一起，尤其是在不断的摔打之下，泥土有些眩晕。再后来，泥土被送入融炉烧冶，撕心裂肺之痛深入骨髓，于是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也感到在人间远非之前想象得那么简单，那是一种炼狱般的磨难。好在信念尚存，泥土只能强忍着。终于，泥土变成了一个器皿。但令它彻底绝望的是，受尽磨难的自己并没变成光可鉴人的国宝瓷器，而是成为一个丑陋的泥盆。更可恨的是，这个泥盆被当成垃圾盆，人人可以毫不顾及往里面扔垃圾。在日夜臭气熏天的煎熬中，泥土开始陷入沉思。突然有一天，它幡然醒悟了，就像乌云密布中太阳从一条缝隙将温暖的阳光播撒人间：原来，苦难也是一种修行和成长，作为垃圾盆的自己原来是在用内心包容肮脏，以换取人类的纯净！于是，这只垃圾盆由厌世变得快乐起来。又一天，一牧师经过，他见到泥盆，将垃圾倒掉，将它带回教堂，重新培土后种上美丽的花朵。此时，在圣乐中，化身为泥盆的这捧泥土有一种陶醉感：这不是因为身份有变，而是由于自己的觉悟，即无论自己是什么，美丽与丑陋、高贵与贫贱、热闹与寂寞，都不会改变为人类所用的信念。我认为，戴可这篇散文既在写“人”更在写“物”，而且主要是写“物”的，是通过“物”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种通过“物”和“物性”来反思人类和人性的写作方式，既神奇又自然，是摆脱人类优越感的一种超越性意向。因为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我们一向将“人”视为高级，而将“物”看得低级，即使在极重“物”的《秋声赋》中也有“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的观念，更何况那些将“物”视为人之副产品的写作。

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都有关于“物”的书写，其中有“两棵枣树”，有小隐鼠，有小飞虫，有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还有雪。其中虽不乏作家童年生活之回忆，但“物”笼罩着整个作品，并成为其精魂。这显然不是一般评论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能概括的。因作品中有“物”，有格物致知，有天地的灵魂，所以它被写得活灵活现，毫无一些写“人”作家的迂腐和死气。在《雪》中，鲁迅将暖国与北国的雪进行对比，以显示其差异性。在万物千态百妍中，雪和雨的精魂被强烈地烘托出来，仿佛打上了一道由天宇照射下来的强光，令人感叹万千！这是那些只注重写“人”、对于物性浑然不知的作家难以达到的，也是当下中国散文最为缺乏的。

今天的许多散文写起“人”来往往天花乱坠，写起“人情”和“人性”来也是满纸烟云；然而，一旦写到“物”则笔力不逮，更不要说深入理解“物性”以及由物性而来的天地道心了。因为“画鬼容易，写人难”，而“描人困难，摹物更难”。因此，以往研究散文往往更看重作家写人的水平，其实，看作家对物的描写功力可能更为重要。一个对万物陌生或无知的作家，他很难写好人，更难写出好的作品。就如同《红楼梦》，人人都觉得小说是写人的胜手，但殊不知最难的还是对于物的描摹，它们不仅各有物性，同时又有人性，是天地自然的精魂。

几乎每个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博物学家，每位优秀的散文家对于天地万物都极其敏感并充满热爱。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散文研究往往都对准大写的“人”，而所谓的“物”却被严重忽略甚至轻轻从笔下流失了，就如细沙从指缝间不经意流走一样；散文写作也是如此，它们写起人尤其是人情往往不厌其烦，但对“物”却不太重视，即使写物也是作为附加值和修饰语甚至是背景内容，它们很难成为主旨和核心内容。这是当下中国散文失语的一个重要特征。

天地万物要比人丰富、博大、神秘得多，因此，有人将人比成沧海一粟，甚至连这一点都算不上。当然，与天地万物比，人也有长处，那就是了不起的智力和智慧。因此，真正优秀的散文对“人”与“万物”应有辩证的理解：如将人比成“红花”；那么，可把天地万物看成“绿叶”，以及生长绿叶与红花的水土、空气。也是从此意义上说，优秀散文不可只见“人”，而忽略“物”。否则，它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底气的假花。当然，如孤立地写“物”，尤其失去了“人性”、“现代性”的维度，物的书写也就极易变成无聊之举，甚至走向反人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时下，有不少写宠物的散文就是如此：表面看来显示了作家的爱心，但因为没有对于“人”的理解、关爱，散文也就失去了前提，而变得干瘪无力，甚至成为一种无病呻吟和无聊之举。所以，物的描写并不是没有前提，更不是没有限制和底线的。

看到当下中国散文的软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如何弥补其不足。在此，除了以外在方式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和强筋健骨。这包括处理好文学与政治、时代、人、物的关系，更包括提升作家的修养、境界和品位。因为一个缺乏批判精神、反省意识、博大情怀的作家，是很难写出天地至文的。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期，1902年11月14日。

[2]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4期。

[3]参见梁衡：《一个大党与一只小船：梁衡政治散文选》，人民出版社，2011年。

[4]《北京文学》2015年第7期。

[5]梁衡：《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汾水》1985年第5期。

[6]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7]《作品》2014年第6期。

[8]《美文》2014年第11期。

[9]习近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10]冯骥才：《文化眼光》，野莽主编：《中国当代才子书﹒冯骥才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9-230、233页。

[11]林非：《散文创作的昨天和明天》，《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