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散文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大胆接纳各类文体的优长，但始终又不放弃自我。在我看来，散文可能是最接近“文”的文学。他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有用，也不在于什么技法，它最终指向的应该是人，是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交通。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我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丰沛的情感与悲凉的气质，我想把自己的这种真实心境呈现出来。因为当我想到时间，与各种人事的变迁，蓦然之间，我就有种特别复杂的感受想要表达。

比较起作家与文人来，我其实更希望把自己归在文人的范畴。因为文人无用，总是服务自己的内心，文人并非一定要写很多文章，他的气质已经决定了他的一切。散文写作者正是如此，他的文气始终大于文字本身。

阿微木依萝，彝族，生于1982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初中肄业。2011年6月开始创作。2012年发表作品。写散文和小说。有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散文》、《钟山》、《天涯》、《文学界》和《星火中短篇小说》等刊。获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第五届东莞荷花文学散文奖，第三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优秀奖。现居东莞长安镇。

一

山脉中的小镇大多建在平缓的峡谷，四周被绵延的高山包围，一条独路通向遥远的市区，另一头通向更为偏僻的县城或小镇。

我们这里的小镇建在河道边，贴在山脚像啃剩的半块烧饼。街道不能扩展，房屋修得矮趴趴，商贩的摊子支在通往市区的公路旁，人们在灰尘滚滚的街面上讨价还价……

这种场景我在别人的书中看到，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或随笔，都描述了比较落后的边陲小镇，那儿的情况——或者说是气味——与我们小镇相似。

住在这里不需要特别有钱，但假如过于穷困，生活不是把你磨脱一层皮，就是将你磨成一把灰，或者，像菜饼先生那样的，磨成一个骑手。

菜饼先生当然只是我们给他的绰号。他有别的什么名字，不太记得了。

那会儿上山流行一首歌：干杯朋友。菜饼先生唱这首歌的时候抖着嗓子，特别文艺，天生就是个流浪歌手的样子，他二十多岁，黑皮肤，耳边飘着微长的头发，挂着彝族人特有的左耳环，由于那阵子刚从外地回乡，身上有安静的气质和让人喜欢的忧郁。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的姑娘总是围在菜饼先生的周围，她们喜欢听他唱歌，还会让他讲一些山外的见闻。

然而，菜饼先生很快就变得和山民们一个样子了。山外的见闻讲来讲去都是那个样子，姑娘们不爱听。之后的日子，他在峡谷灰尘滚滚的小镇街面上与人讨价还价，摩托车后座驮着一箱啤酒或两颗莲花白，后背染满一层灰土，咧嘴笑起来满口的泥沙。

长久住在山上需要对付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山永远比你高，你的祖辈埋在那儿的缘故，使你看它们的时候不得不仰视和敬拜。你永远像个弱者却又不得不强大。在山脉上，你对着每天的太阳就只有一个目的：活着。

菜饼先生出山那阵子，我们都说，好了，总算有个人要去过不一样的生活。他最好永远不回来。

但是谁也不知道菜饼先生在外面干什么。听说，他一分钱也没有带回来，出山时穿的牛仔裤，回山穿的还是那一条。他父亲是乡村教师，坐在门口叼着烟杆给他讲了一上午做人的道理。

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在街面上看到菜饼先生，摩托车后座驮的不再是啤酒和莲花白，而是两本翻得稀烂的书。他快三十岁了，又做梦似的重读中学，这必须归功于他父亲，他要他浪子回头，最好将来也做个乡村教师。他父亲对这个职业有一种神圣的情怀。

菜饼先生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可是那阵子他刚从外地回来，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剪掉长发的菜饼先生扛着学生头穿梭在街面和学校附近的背影让人失落——“像他这种人才，应该生活在别的地方……别的、很远的地方……”

三十岁再读中学肯定不是菜饼先生的意愿。他无数次地跟我们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他胡子都快甩到黑板前，他的年纪看上去比老师大几岁，由于剪了头发，耳边几根白发藏也藏不住。同学们下课后怪声怪气地喊他——嗨，老哥！

菜饼先生基本不去学校，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知道。他父亲正在做梦：再过几年，儿子上了高中，然后大学，然后成为他的同事。

我们挺愿意看到菜饼先生逃课，跟着他去河边散步，捞一会儿鱼虾听他唱“再回首”。唱这首歌是仰着头的，喉结鼓得很大，像在吞石头。他肯定想到些什么，坐在礁石上像只瘦巴巴的水鸟，放下脖子的时候泪花堵在眼眶。

我们说，有心事可以说出来。

他说，不。

我们玩泥沙，在河坝边烤河虾。他躲在石头背面只有鱼看得见。他的秘密也只照在水里。那儿燃起的火花只有对岸的水黑雀捉住，它知道，这个人在吸一种白色的粉末。这种东西突然流进山区，有人因它偷盗、抢劫、丧命。

我们说，你戒掉吧。要好好过日子。

他说，我就是在好好过日子。

他蹲在石头后面不准我们接近，眼睛高高地望着天边。我们猜，他在回想从前的生活。那会儿，他留着长头发，白衬衣，浅花色领带。他在人们不知情的外地戒食白粉。但是人们以为他在外地过着不一样的理想的生活。他是山区里飞出去的凤凰。

真相不知道怎么传开的。很快人们就将菜饼先生看成绿的了。什么叫“绿”呢？是这样的，人们在看菜饼先生的头发的时候，像是眼皮上盖着一层青苔，吃力地睁开一个小缝说，哟，难怪当初留那么长头发，原是遮羞用的！听菜饼先生唱歌的时候，又用那种绿色芭蕉叶才会拍出的大的声响，横着眼眉道：鬼叫鬼叫的！

姑娘们肯定是要远离菜饼先生的。她们羞耻地聚合起来诉苦：天哪，这个骗子，他竟然编了那么多假故事。

他的书很快也不用读了。

但是，他似乎获得了大解放，以后去哪儿不用遮遮掩掩，也不必装模作样捆两本书在后座上。

有一天晚上菜饼先生驮着我们去邻近的县城玩。山上有车的少年都是在这个县城消磨时间。那儿有乱糟糟的烧烤店，啤酒味，女人的吐沫星子，横睡在马路上的酒鬼。越是这样的地方越可以将菜饼先生的怪病治好。他天生就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后座上的我们，被风吹起来的他的头发刺得睁不开眼。

这个县城，就是菜饼先生的“远方”。

事实上，菜饼先生是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特质让他曾经很想当一名作家，并且也曾有过真正的文艺青年的日子。也就是说他确实到过很远的地方，但是，他熬不住。那儿的城市太大，太空，淹没在车流和人流当中的菜饼，压抑得透不过气。他与人搭伙租住在窄小的房间，室友也是文艺青年，混得比他好点，一年当中有那么几次晒一百块稿费的机会。其余时候他们只能抱怨房间里杀不尽的蟑螂，以及灭不完的轰炸机似的蚊子。这样的环境让他什么都不想写，他只是留了长头发，戴起左耳环，每天给自己煎一块菜饼（他的绰号就是这样来的）。

他成为山区的骑手是命定的。在这儿住着的青年，如果不想出去做工，那就买一辆摩托车，隔三差五驮点山货去镇上卖。

菜饼先生只有到了那个县城，也就是他的“远方”，才会流露出浪子本色，豪迈的，孤独的，远志的，疯狂的。那个晚上我们初次见识他的生活，也或者，我们的骨子里有着相同的气质，也流露出了浪子本色，从那个县城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菜饼先生的后座唱一首歌，唱得两眼透湿。

菜饼先生的车子驮着我们在山脚飞奔，像疯狂的蚯蚓，要出山，要入海，要乘风破浪。

可是，车子摔倒了。我们从疼痛中缓过来，蹲在路边的草地上休息。菜饼先生望着月亮，有点伤心地说，要是哪天你们发现我说了谎，不要怪我。那会儿月光正好，铺在我们脸上就像一层保护膜，在这种浑突突的光芒中，我们表示任何谎话都可以谅解。

菜饼先生得到谅解后就从草窝里站起来，骑着他的车子又跑回刚刚冲出来的那个县城。他的背影在昏色的月亮下拖得很长，像个浪子也像个逃亡者，两个车轮子在脚下看不见转动，但是可以想象，他是骑着一匹黑马跑走的，扬起的灰尘把人呛得喘不过气。很奇怪，谁也没有问他返回去干什么，也不责怪他把我们扔在草窝里像几颗坏掉的蛋。

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很长的路，途中，我们猜测他不想当骑手了，他去的地方很可能不是县城而是更远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这条路上每天都有从那个县城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走到一半调转车头。想到这些很让人兴奋，扯了几片树叶不停地吹“走出大凉山”。

“这会儿他应该到市区了……明天就到省城……后天的黄昏，他会在省城之外的地方找个满意的角落晒太阳。那儿的太阳肯定不像山区的那么刺眼和烤人。”

我们越说越激动，简直这一生的愿望已经快要实现了似的。

然而第二天上午，菜饼先生回来了。第三天，一位顶着头帕的姑娘从峡谷的小路上被一匹马驮着、被送亲的人簇拥着，向菜饼先生的家走去。

他结婚了。

婚后的菜饼先生在路边开商店。有人说在他屋背后发现一种粉末和亮色的纸片，还有人非常肯定，说某次无意中撞见他蹲在厕所旁边，乌龟似的捧着那张亮纸，纸下点着打火机，鼻子在纸片上嗅，菜饼先生非常投入，嘴角还有些颤抖。他们结合了这个人黑得发亮的脑门，很有经验地表示，只有吸食这种粉末的人才会把脑门熏成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多少会受到影响，他当起了真正的骑手——摩的司机。这个职业干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的儿子出生。当了爹的人有点邋遢，衣服被儿子踩满脚印，当他像旗子一样飞在路上，那几双脚印也在背后突突地飞。这个时期，他已经不唱歌了，什么“再回首”，“走出大凉山”，“单身情歌”，都是很遥远的事情。那个县城当然也不会再去。

菜饼先生怎么滚进大车轮子只有天知道，有人说，看见他的车子像电一样闪进去，他骑得不稳，像喝醉了。人们将他拖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听见呼吸，血水把后背淹湿，躺在那儿像一片红色的湖泊。我们赶过去围在他身边，望着这个不幸的人，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点亮色纸片，这似乎是，那天晚上他要我们原谅的谎言已悄悄地别在口袋上。他半睁开的眼睛无神地望着顶上的天空，摔倒之前他可能想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嘴角扬起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放下来。这时候天黑得看不见旁人，我们立在他身边就像虚空的，他蜷起双脚弯成半圆，仿佛在听自身淌出来的血水的响。

我们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们说，算了，他听不见。

月亮出来了。它将黑夜收割却不能将菜饼先生的血液归还到他的血管。但是，在这个山脉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有月光的晚上走完最后的路。这大概是上天为了弥补一个浪子，降下慈悲的月的光辉来超度他。

我们将他扛起来象征性地送到医院，假设这是他真正的远方之行、一个山区骑手的蜕变。

二

花椒成熟时，公路上就会跑着很多骑摩托车的人。他们像蚂蚁搬家似的驮着花椒到山脚小镇上出售。那段时期他们手上染着花椒的颜色，脸上的汗水都有一股麻味。

我们的同学尔布，他家栽了很大一片花椒。在我们还上小学的时候，摩托车没有那么普及，那种洋玩意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有。尔布家的花椒最早是用一匹矮马往山下驮。等到尔布十七八岁，也像他那早亡的哥哥菜饼先生一样成为一名骑手后，矮马的任务才落到尔布身上。

他的摩托车当然是从哥哥那里继承的。

“它比一辆新车还贵！”尔布拍着摩托车后座跟我们说。

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愿意搭乘尔布的车。他们认为，这个人是骑着他哥哥的命在跑。

尔布骨子里也有一点向往山外生活的想法，可是，他哪里都去不了，年迈的父母，沉重的农活，以及哥哥留在世上的唯一的骨血要抚养，还有，他很快也要当爹。

尔布栽了更多的花椒来增添收入，在花椒树下忙得像个绿巨人。他个子高，但是花椒树的乱糟糟的枝桠和树刺，逼得他低头哈腰。

有一次大概喝醉了，尔布放倒了几颗花椒树，提着斧头坐在路边哈哈大笑。

我们说，不行就去外面闯荡吧。

尔布说，去个逑，哪儿不是一样。

他喜欢喝酒，这倒没什么，山上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喝酒。尤其像尔布这样的青年，只有每天喝醉了跑在路上才能找到一点活着的乐趣。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点不能告诉外人的尴尬的秘密，那就是，到山脚小镇去逛一趟窑子。那儿的女人全是外地来的，她们隐姓埋名，性格豪爽，可以陪着尔布喝很多酒，说很多山上女人羞于启齿的荤话。在那些廉价香水味的场合中，尔布可以模仿他哥哥的样子，说一些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事。

他喝醉了甚至可以假冒父亲的名字，以父亲的名义找女人，以父亲的名义跟人干架，有时候，也以父亲的名义做好事。这个背着父亲名字的青年在镇上混得很出名，而知晓这个秘密的人并不拆穿，类似的事件太少，人们还不想失去这种生活中难得的笑料。

镇上有几个姑娘对尔布动了心，源于他肯花钱，他掏钱的样子可不像摘花椒那么啰嗦，当然，姑娘们也不会将这个豪客与摘花椒的农民联系起来。他进窑子之前要到镇上最好的理发店休整一番：梳大背头，抹发油，刮胡子，夹鼻毛，顺便要一点老板娘的香水，朝胳肢窝喷。他做足了逛窑子的准备，才像电视剧里肾虚公子那样，踏着方步，端着他父亲的名字，向他的姑娘们走去。他的口才肯定是客人中最好的。

但是他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毕竟每一分钱都是从花椒树上结出来，据说某天晚上，一位姑娘从后背拔出一根花椒刺，大惊失色，闹着要尔布给她一个说法。那姑娘很委屈，尔布的身份是教书的，教书的身上怎么到处是花椒刺？这事情尔布拿着四处说，他自己很快就忘记了。当人们走在街面上指着那姑娘的背脊说，“嗨，带刺的！”他才会突然想起来，笑笑。

花椒不到采摘季节，尔布也要去镇上晃一圈。这已经成了习惯。如果妻子偶尔搭乘他的摩托车，他就不去装修头发，想方设法绕开他的姑娘们，老老实实蹲在桥头吃两块钱的凉粉。

他也有伤心的时候，比如，突然间哪个姑娘不告而别。本来嘛，这些人没有一个来处，也从不给人留一个去处。她们抱着尔布的假名字走，尔布也留不住她们的真情。

不知道是不是厌倦了这种日子。尔布斩断了与他相好的姑娘们的联系。他跑到山顶自家的坡地上撒了很多荞麦，从那之后，每逢荞子花开，一个人骑着车子冲到山顶，坐在花地旁边吹冷风。这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由于山区风色苦寒，他的眼角已开始起皱。

而立之年的尔布，立于山顶之上。他看上去离太阳很近但离我们很远。他像修道的，也像讨饭的，平时不多说话，即使到了山顶与他坐在同一块石头上，你也顶多是另一只失语的黑鸟。当他从山顶下到半山腰，才会驼背似地弯着腰杆说，还有冷饭吗？

我们不能说，你从山顶下来吧，那儿空气稀薄，那儿的人站在石头上像一堆荒草。

但是他哥哥的孩子，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妻子和父母，他们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个人站在山顶的样子实在像根可靠的顶梁柱。

三

有天下午，吉芝阿妈骑着她的五羊摩托到镇上加油。由于没有驾驶证不敢到街上瞎晃，车子只能停在加油站上方的公路边，她扯了几把干草盖着，生怕太阳把车子晒坏。

“他妈的，老子再也不用甩火腿赶场（上街）了。”吉芝阿妈是这样跟我们炫耀的。

其实她很想将车子骑到镇上。

她六十五岁了。是个老年骑手。山区像她这种年纪学车的，不多。

她为什么六十五岁了还要当骑手，这件事得从她的儿子们说起。

她的大儿子菜饼先生三十多岁车祸身亡，人们怕她伤心，将这个丧子的消息一直隐瞒。菜饼先生的骨灰放在草路旁的山洞中藏着。她只知道大儿子出去做工，要好几年才回来。

这件事当然不能隐瞒多久。吉芝阿妈知道真相后哭了一个月。哭一个月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说，不够，但她必须打起精神，因为她大儿子还留下一个很小的娃娃。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扬起眼睛看奶奶的眼泪冒出来的时候，会伸手拍拍奶奶的肩膀说，不疼哦。

菜饼先生的骨灰后来撒在松林里，他大概这个时候才完全将自己的文艺青年的特质从地上长出来，那儿的花香飘得很远，那儿的树木长得最旺。然而做母亲的很少从那条路上走，她的眼睛受不住林子里穿梭的长风。可是很多人表示不止一次在夜里听到林中传来老妇的哭声，听上去很像吉芝阿妈的，只有她才能哭出那种落魂的味道。但是，谁都不太肯定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看到的吉芝阿妈总是精神极好，她还主动提起大儿子，说一些他小时候的笑话。

只有一种场合能看到吉芝阿妈掉眼泪，那就是丧葬场中，无论死者是长辈还是晚辈，她的哭声最响，每一次都把嗓子哭坏了，眼泡肿起来。

吉芝阿妈的丈夫死，她是不哭的。至始至终不哭。甚至有点悠闲的样子，扛着一根烟杆——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个老烟鬼——坐在屋背后一座荒坟上。那荒坟被很多人坐得光溜溜的，像剃了光头，阳光落在上面还能闪光。吉芝阿妈坐得最多，有时她拖了一床草席顺着坟包铺好，躺在上面晒太阳。

我们说，吉芝阿妈，你快从那儿下来啊，你丈夫死了，为什么不伤心？

吉芝阿妈说，我伤心够了。

丈夫活着的时候，酗酒，打人，吉芝阿妈的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包。丈夫死的前三天，他还能跳起来打人。而这么快他就死了，吉芝阿妈说，她完全想不到，所以来不及为他准备眼泪。

吉芝阿妈下决心学车，那是小儿子出走以后，她再也不能有力气走到山下赶集，一狠心买了一辆摩托车。说起小儿子，她只能摇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家出走，再无音信。他走之后妻子也走了。现在吉芝阿妈要抚养三个孙子，哪有时间操心儿子的事情。

这天下午吉芝阿妈是驮着一麻袋花椒到镇上出售。她顺便加油。她遇到我们的时候花椒已经卖掉了，手中提着两只半大的胶桶，晃晃荡荡从那头走来。我们当时不知道她在学车，还准备请她坐一程。谁知道她摇着双手很兴奋的样子说，你们跟我讲一下，骑摩托车下坡的时候双脚怎么放，人的身子才不往前冲。我感觉我的脖子都冲疼了。

吉芝阿妈就是像长颈鹿一样骑车的。她个子高，脖子也长，下坡又不能很好地收住身子，只能长长地伸着脖子往前冲。我们跟在她后面走，冒着一股冷汗。因为这个老年摩托车手，还不能双脚踩住脚踏板，她是一只脚搭在刹车上，另一只脚拖在地面，哗啦啦地冲到镇上去的。而从镇上回家，那些弯道的地方，她只能下来推着转弯，像卖苦力一样，弯腰驼背，擦汗也不是，喘气也不是，根本忙不过来。

其实她可以拿儿子们留下的旧车子操练顺手再上路。它放在堂屋的一角，用大花布盖着。有人劝她把旧车子拆了卖废铁，他们认为堂屋里放着一辆死者的摩托车不吉利。吉芝阿妈表示伤心，她说世上再没有比这些人更绝情了，她说，这摩托车是她的命。

山顶荞麦花开的时候，吉芝阿妈也会到那儿坐一会儿，可能年岁大的原因，到那儿坐着坐着就睡着在石头上。那块石头其实很像她屋背后的那座坟墓，她坐在上面有点像根树桩。

她当然不能将车子开到山顶。但是她可以拼命地将它扭到半山腰。她对付车子用的是驯马那一套。眼看车子龙头掌不住，嘴里就会自然地冒出“乖乖乖……往左往左”的口令。

说来还是矮马比较可靠，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是眼见着长大的，通人性。吉芝阿妈说起她的矮马还很怀念，可惜它摔死了。

而现在这辆五羊摩托，动不动就把她甩翻在地，最可怕的是启动，如果电子启动器坏了，她只能模仿两个儿子，使劲用脚蹬，可她已经六十五岁了，牙齿掉得不剩几颗，一顿半碗饭的力量根本不能奈何它。

下雪天是吉芝阿妈最担心的，以她单脚骑车的糟糕技术想到半山腰驮一捆木柴，太难。

她必须步行到山上，就像年轻时候那样，将头帕挡在脑门，她可以用脑门驮柴，她的脖子那么长，像是生来就要用它驮柴的。

春天当然要好过一点，对于吉芝阿妈这样的老年骑手来说，天气逐步变暖，可趁此加强骑术。最让她焦虑的莫过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教练。尤其这个年岁的徒弟谁都不敢收。

事实上，她周围也没有几个骑术好的人，他们骑车用的全是驯马那一套，比吉芝阿妈好不到哪儿去。

一开始就有人阻挡她学车，他们用那种可怜的却让吉芝阿妈感觉到嘲讽的语气说，在你还能放几只鸡的时候，就不要在那儿浪费时间啦！

那天晚上我们也准备劝一下吉芝阿妈，冬天又快来了，她的骑术还没有什么进展。她还是不能将另外一只脚熟练地搭在摩托车踏板上。去哪儿都拖着一只脚，鞋底在路面磨得沙沙响，仿佛她是带着自己的千军万马的阵势，也仿佛，那是她憋在喉咙的暗沉的哭声。

不等开口她已想到我们的目的。她笑着给我们倒了一碗酒，现在她能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就是这些酒水。

喝了一碗酒的吉芝阿妈很坚定地表示，她的双脚力气绝对不输给年轻人，并且，如果有必要来一场骑车比赛，她一只脚搭在车上也未必跑不赢我们。为了使人信服，她推着车子在外面的沙地上遛了一圈。

那之后吉芝阿妈总是一个人在场地上操练她的五羊摩托。实际上她可以去山下女儿家生活，那儿的条件不差，甚至在那里，她的摩托车跑起来更顺畅，说不定那只脚轻松就搭上去了。可是她不能去，对于在山上生活惯了的人，在山下根本不能自由，她吐一口痰，白亮的地板就脏了，她出去逛一圈回来，地板上又出现了乱糟糟的脚印，她在那儿不是去生活，而是去打乱别人的生活。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她越来越话多，女儿却不怎么说话，她们的话题很难扯到一起。这种疏远是天生的，她生的不是女儿，而是一条路，一条注定要延向远方的路。而她自己到了这个年岁，就像一间老房子，里边装满她的一肚子牢骚和没完没了的回忆。

她跟我们说起这些事难免叹气。但是，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她解决。反正她不去山下生活，这个决定谁也别想破坏。

吉芝阿妈的女儿会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上山，帮母亲找一些木柴，割两捆猪草，也会到大哥的那片松林掉一会眼泪，再到那位失踪者二哥的花椒地和荞麦地看一看。作为最小的孩子，她其实并不能完全感受母亲的遭遇。对于那架霸占了堂屋一角的旧摩托车，吉芝阿妈的女儿很伤心，她表示过无数次要拆掉它的意愿，母亲不准，为此她们闹了不少矛盾。她认为那不是哥哥的命，而是催命鬼。

她当然不知道六十五岁的母亲也有一辆崭新的五羊摩托，在她上山之前，吉芝阿妈已将车子推到邻居那儿藏起来。她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山区老年摩托车手正在诞生。

我们没有勇气揭穿，吉芝阿妈的手在抖，油门时大时小，她嗡嗡地跑在路上，就像一个哭坏了嗓子的人从这头冲到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