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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边

2016-05-23格致

红岩 2016年3期
关键词:菜地野草葫芦

创作谈

三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散文是衡量一个民族语言水平的基本标准。打一个比喻,田径是一切运动的基础,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之高低,仅从这个国家的田径运动水平就可以看出来。田径水平高,这个国家的整体运动水平就高。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散文水平高,它的整个文学水平就高。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的基础。”

写散文可以说有很多套路,也可以说没有套路(注意:这后半句是说给懂的人听的),我的散文写作观——在历经了长篇《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和短制《一点墨》、《白小集》等之后——如今更倾向于吾国古代笔记的写法,其中尤其推举袁枚《子不语》,张岱《夜航船》,青少纳言《枕草子》并引为马首。

顺势而来,读者在这期《红岩》里所看见的我的散文样子,便有了一个落脚处,对我而言,当然也就有了一个强大亚洲传统的依傍。

散文写作对于诗人来说是诗歌写作之减速——这个观点是布罗茨基说的吗?——我正好入了这“减速”彀中?我看也未必。但有一点可提醒读者:在这些短制散文里,我追求意象的密集度!

格致,六十年代生于吉林乌喇。2000年开始写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布老虎散文》、《青年文学》、《大家》、《作家》等国家级、省级文学杂志发表散文、小说百万字。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有:《转身》、《替身》、《婚姻流水》、《乌喇紫线》和《女人没有故乡》等9部。现居吉林市乌喇街。

红姑娘

菜地西面的栅栏外,是东院的菜地。东院的男人细高、满脸胡子。在我这个几岁的小孩看来样子凶恶。他家的女人白、矮、大眼睛,一张精致的脸。我5岁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主要是腰弯了。差不多弯成直角。我妈说,东院的男人民国时是胡子(土匪),那个我叫大嫂的腰已经弯了的女人,是他当年抢的。

土匪大哥大嫂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大儿子还好,女儿和二儿子都傻。尤其那女儿,身高1.7米多,走路外八字,还摇晃。说话男声,似乎长出喉结来了。谁惹着她了,抄起个什么就打,不管男女。后来这女儿也嫁出去了。被嫁的男人是个老光棍。嘴很讨厌,能胡说。据我三姐(我堂姐也嫁到那个屯了)说,他们经常打仗。秀琴(东院姑娘名字)抄起木棍就把那老光棍打趴下了。我听了之后,眼前出现那个大快人心的场面。因为我目睹太多女人被男人打趴下。而这样的场面很令我高兴,只恨未能目睹。我去堂姐家串门,见过秀琴的丈夫。他见到我这个小姑娘(那时我还在师范上学,相当于高中生)大献殷勤,着实欠揍。

那面栅栏,隔开了我家与东院土匪大哥大嫂家的菜地。那栅栏是木条的。木条与木条之间是有缝隙的。那些缝隙足够我把幼小的手伸过去而不被刮伤。一年中,只有秋季,我的手才会穿过那些木条上的缝隙进入土匪大哥家的菜园子。

在西园子,生长着一片野生红姑娘(一种草本浆果)。红姑娘看不见栅栏,它们生得两边都是。母亲在料理菜地的时候,没有把它们铲除(我们的菜地面积很大,不在乎被红姑娘占据这么一小块),而栅栏那边年老的大嫂,也没有把红姑娘铲除(她家的菜地也很大,也不在乎红姑娘占据那么一小块)。夏天的时候,红姑娘还是绿色的,里面外面都是绿色的。像垂挂的灯笼。这个时候不能吃,但是能玩。 我,还有其他女孩,都会用这种还绿的红姑娘做成乐器——掏出里面的果肉,只剩下绿色的皮。这个皮还是原来的圆形,用牙齿把里面的空气咬出去,就会发出咕咕唧唧的声音,然后再利用口腔的运动把空气灌满到姑娘皮里面,再咬。就这样不停地咬,咕嘎咕嘎的声音就不停地从我们这些小女孩的嘴里发出来。这是夏天,虫子们在咕嘎咕嘎地叫,我们这些人类的小孩,嘴里也含着一个小浆果的空皮,也发出咕嘎咕嘎的叫声。这是女孩的乐器,男孩不玩这个,他们玩叫叫(柳笛)。一到暮春,女孩忙着做红姑娘乐器,男孩忙着做柳笛,所有的孩子都携带着自己制作的乐器,加入到夏天的合唱里去。到了秋天,红姑娘的外皮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做乐器了,它的含糖量增加,果皮变薄了。加上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昆虫也叫累了死去了或找到冬眠的地方了,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我也不愿意再发出虫子的鸣叫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不是比赛唱歌的季节。我们家西院子栅栏边的那片红姑娘,已经红了,可以吃了。我每天都去摘几个吃掉。一些天后,那些红姑娘就被我吃光了。而栅栏那边的红姑娘则没有人吃。秀琴比我大许多,可能已经出嫁,整天和那个该死的老光棍在一起吃饭睡觉打架下地干活(据说他家地里的活都是秀琴干,老光棍不干,在家做饭。怪不得他挨揍。)。这个女儿就算偶尔回娘家,哪有心思进菜地,就算进来也匆匆摘一把菜就走,她家栅栏边的红姑娘,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样的浆果,隐藏于菜地里的一小片浆果,只有我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小女孩才能看见,并且整天惦记着。怪就怪西院的红姑娘没有人吃,等我家这边都吃完了,那边的果实是那么多那么红。它们离我太近,近到我一伸手就够到了。我们家菜地的红姑娘都吃完了后,我每天还进西园子。我帮西院吃那些红姑娘。我把伸手能够到的范围内的红姑娘都吃完了。那应该呈半圆的扇面状的。在我够不到的地方,那个半圆之外,还有红姑娘垂挂在那里,我没有继续摘,主要是我摘不到了。我没有想到破坏栅栏把整个身体都伸过去。我的身体在自己家的地上,我就没有失去重心。如果我越过去了,那就等于从高处失去重心掉下去了。那令我害怕。还有,我的一只胳膊一只手,我被发现,会快速撤离。那只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如果这事是坏事,那么我并没有完全变坏,只有我身体的一小部分变坏了。因此,等我把秀琴家的那些臂长所及的红姑娘都偷吃光了后,我就停止了这个行为。这个行为由于我把握适度,没有被我妈和秀琴妈发现。成为我童年做的最漂亮的事情。其实从这件小事可以推导出我成年后的做事方式。我敢越界,但有理智。不会疯狂,不会不计后果,不会走火入魔。我将有个平稳的人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桃之夭夭

在我家的屋后,有几棵大李子树,还有几棵海棠树。它们应该是在我出生前就被父母栽种在那里的。因为我看见它们的时候,已经是爱开花能结果的果树了。我没有经历那种等待——从小树长到大树。看来在我出生前,我们家的生活早已经开始了,我只是一个中途的加入者。我父母驾驶着我们家这列火车,轰隆隆地运转着。等我持票上车的时候,我们家的这列火车早已度过启动阶段,正在平稳、沉着地行驶着。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一出生,就来到了我们家的鼎盛时期。就像那些果树,在我没来人间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先来了,并且已经把发芽、生长的过程经历完了。等我睁开眼睛与它们相遇,它们已是繁花满枝、硕果累累了。

我们家的繁华盛世,不仅从大李子树、海棠树的繁花和果实上得到呈现,还从那棵桃树上细致地呈现了出来。

我家的屋后,北窗外不远处有一棵桃树。桃树开花的时候,北窗就被桃花挤满了。这样的美景,并没有谁多看一眼。也没听见谁对盛开的桃花歌颂一句。我爸我妈并没有在某一日召集我们集体赏花。总之那一树妖娆的桃花自顾开着,而我们家的大人孩子也自顾忙着,谁也没有为一树的桃花停顿下来。等桃花谢了,我的目光在北窗停留的时间反而多了起来。那些绿茸茸的桃子,在我这个小孩看来,比粉色的桃花还要经看。桃花简单,一眼就看清楚了,但层层叠叠的叶子和藏身期间的桃子,则让桃树进入了一个神秘时期。这时的桃树,有了景深,成为一个神秘通道的入口。

我不知道这棵桃树长在我家北窗外有什么不对。我一出生桃树就在那里。我没出生呢桃树也在那里。我看见桃树,就像看见后院的大李子树、海棠树,看见前院的柳树、樱桃树,它们是我家的一部分,和那三间草房子,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

但是我的童年世界存在可疑部分。在北纬43度,桃树是不能存活的,至少是不能过冬的。但我们家的桃树存活了,并且过冬了。现在看来,那棵桃树是我童年世界里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父亲一手创造的。桃树生长在关里,比较温暖的地区。我父亲感到东北太冷,他不想把孩子生在这么冷的地方,但是父亲又没有迁徙的能力。他就让一棵温暖地区的果树迁徙了,让一棵桃树来到我们的家园。我的父亲通过一棵桃树迷惑了他的孩子们。尤其迷惑了我。我不记得童年有多冷,只记得那些在冰上的游戏,记得春暖花开,记得桃子甘甜。那棵桃树的存在,使我的家和邻居迥然不同。使我的童年和别的孩子产生了重大区别。我的童年,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种水果,多出了一种生活的滋味。

那棵桃树是父亲栽的。可能是在父亲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就栽好了。那是父亲给予他的孩子们的一个弥补,弥补把我们生在了这苦寒之地。

父亲的桃树有着特殊的造型:它的所有树枝都朝向西方,树身像被强劲的东风压得抬不起头的样子。桃树是弯着腰的。然而这一切都和东风没有关系。这里厉害的不是东风,而是西北风。如果桃树是因为环境而呈现弯腰的形状,那么它应该向东南弯腰才对。这棵桃树是向东南弯腰还是向西北弯腰,这要由我父亲说了算。我曾亲眼看到父亲是怎么对待那棵桃树的。

父亲用草绳把桃树一道一道地捆好,然后在树的下面挖坑——父亲总是习惯在树的西面挖坑——然后把捆好的桃树一点一点地压到那个土坑里去,然后我父亲就开始往树上填土,直到把整棵树埋进土里。我父亲把那么大的一棵桃树给活埋了。父亲总是在秋天把桃树从头到脚埋到土里。这等于给桃树穿了一件大棉袄。等冬天来了,大雪一层又一层地把桃树的土包盖住,这等于在棉袄的外面又给桃树穿了一件貂皮大衣。让一棵树钻进土里冬眠,这是父亲的思维。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这么做。

第二年的春天,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父亲会小心地把睡了一个冬天的桃树从土里挖出来,摇落树枝上的土,再把土坑填平。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去年秋天的埋树是为了让桃树度过东北吉林寒冷的冬天。李子树、海棠树、杨树、榆树……几乎所有的树,都不用埋,都能过冬,只有那棵桃树,冬天需要在土里冬眠。而且它不会自己钻进土里,每年都得我父亲帮助它。我父亲从来不会忘记在秋天把它藏入泥土,从来不会忘记在春天把它从泥土中唤醒。那桃树因为被埋了一个冬天,出来后,还是那个冬眠的姿势,所有的树枝都朝着一个方向,弯着腰。样子有点像我家东院的那个大嫂。可是这样弯腰的一棵树,在春天,还是照常开花、结果。秋天结出的桃子能把树枝压弯。我不用摇晃那树枝,一伸手就够到了桃子。

在我老家,那个松花江边的小屯子,只有这一棵桃树。这棵唯一的桃树长在我家的院子里。因为只有我父亲有耐心在深秋把桃树埋好,在春天不忘把它挖出来。

天底下可能只有这一个父亲有这样的耐心和智慧,饲养一棵这样娇贵的桃树。

因为别人家没有,桃子成熟的时候会多么让人眼馋。每年都要丢失一些桃子。丢桃子事件一般都发生在晚上。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后,我妈就就有了对策,她赶在别人来摘桃子之前,在旁晚的时候,我妈会摘下一整筐桃子。那些桃子,大部分还是绿的,但成熟了。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水果。长大后,城里水果店的桃子又大又红的,可是没有我家屋后我爸栽的桃树上的桃子好吃。那上面的桃子,长得并不大,而且阴面的桃子熟了还是绿的,却不影响这样的桃子好吃,那么绿还那么甜。在我们家,判断桃子成熟与否,不看桃子是否红了,而是用手捏一下,软了,就是成熟了,就是不拒绝牙齿和咀嚼了,就很甜很好吃了。有谁吃过还绿着却已熟透的桃子?那种甜,不是可以描述的。

每年的秋天,我家的北窗台上,会摆着一排排粉红色的桃核,那是我和姐姐放在那里玩的。等它们在风里干透了,互相磕碰的声音非常悦耳。

在桃树还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候,我的父亲却死了。

父亲死在一个春天,那棵桃树在父亲已不在人间的那年春天,仍忍住悲伤,顽强地把桃花开了出来。秋天,在那个没有了我父亲的秋天,桃树仍忍住悲伤,把桃子挂满枝头。那年的秋天,我吃到的桃子依然是甜的,依然是好吃得无法描述。仍然有一排粉红色的桃核摆在北窗台上,进出的风吹拂着它们……

我不知道那年秋天的桃子,是我最后的桃子了。

冬天的时候,我看见桃树还站北窗外的寒风里,几片红色的叶子在抖动;下雪了,桃树上挂满了雪花;起雾了,桃树上挂满了冰花。

第二年春天,李子树开花了,樱桃树开花了,海棠树开花了,父亲的桃树终于没能忍住悲伤,它一朵花也不肯再开了。

野菜

每年总得到4月的时候,我们乌喇地间的大地上才会长出绿草。这些绿草的芽,刚刚从解冻的泥土里钻出来。它的高度还不够穿透去年的枯草,因此,它们是被枯草几乎完全覆盖着的,你不弯腰是看不见的。它们这样小心翼翼,是有原因的,4月的东北,还会有倒春寒。这样的寒流来了,那些细嫩的小草是会被冻死的。但是,那些藏在去年枯草下的嫩草不会被冻死,去年的枯草用茅草罩住了嫩草,像母鸡罩住嫩黄的小鸡。

我小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还没有反季蔬菜。你怎么着急,也得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野草和种下的蔬菜慢慢长大。那时候,人还比较老实,没有能力把自然规律像摆积木一样随心所欲。我们整个冬季吃菜窖里储存的白菜、萝卜和土豆。这些菜其实也挺好吃的,可是再好吃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就算是山珍海味这么吃下去也吃烦了。到春天的时候,我们东北人吃白菜、萝卜、土豆,已经吃了几乎6个月了。6个月,足以使我们和土豆、白菜、萝卜结下了深仇大恨。

4月,当我们脱下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衣——这棉衣也几乎穿了六个月了。这时候我们对棉衣也有仇了。野地里的嫩草悄悄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就都从风里得到了消息。虽然嫩草隐藏在去年的枯草里,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其实我们这些女孩儿是那些嫩草的天敌、是嫩草的寒流——我们要把一部分嫩草吃掉。我们并不吃所有的嫩草,只吃其中的几种。我们给那几种野草都命了名字(不是我们命的名。不知道哪代人命的名),并管它们叫野菜。野菜在我们心里比野草要高级。那几种倒霉的野菜是:柳蒿芽、小根蒜、河芹菜、枪头菜、蛰麻菜、婆婆丁、鹅掌菜、锯锯菜……

清明节的时候,柳蒿芽就长出来了。它们的嫩芽是那种红色的,长大了才变成绿色。当它们长出大叶子,完全变成绿色,这个菜就不能吃了;小根蒜确实很像蒜。叶子像兰花的叶子,细长的,它的根茎长在土里,嫩白的,水灵灵的,吃起来很辣。它有可能是野蒜,是家蒜的祖先;枪头菜的样子是像枪头。所有的小叶子都朝上,并且包成一个流线型;千万不能让蛰麻菜的叶子碰到你的手背,它会让你的手背像着火了那样痛。我每次都是很小心,但是每次都会被这种植物在手背上洒下看不见的火苗。有时看到一大簇蛰麻菜,虽然喜欢但也不会去采它,当然得在别的菜足够多的时候。但这种有神奇的自卫能力的菜做汤是很好吃的;锯锯菜很温和,你怎么做它都不生气,连根拔起它也没有一句怨言。锯锯菜很绿很绿,叶子是锯齿形状的。切碎做饺子馅贼好吃;河芹菜是水生植物,长在小水塘的边上。它的根在水里,叶子在水面上。河芹菜能包饺子也能做酱汤,它的味道太霸道了,一般要用大酱来克服它一下。

婆婆丁可以蘸酱吃。婆婆丁苦,但清热解毒,一个冬天吃不上青菜,我们已经上火了,春天吃婆婆丁,就等于吃中药了。但是药引子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黄豆酱;剩下的菜都可以放在一起,做汤。我妈一般要在这样清香的菜汤里放一些黄豆,有时放一些土豆。虽然土豆已经吃了一个冬天,但是,当土豆和青菜煮在一起的时候,土豆也变成清香的了,土豆因此也不那么烦人了,有了冬天从来没有的味道。

这些野菜已经吃了多少年?这些野菜已经多少年吃不到了?写到这里,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清明节回老家乌喇街,看一看、找一找,我小时候挖过的、吃过的那些野菜还有没有了?我要用一天时间,挖一筐野菜,回来放冰箱里,能吃好多次。

就在我开始怀念野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话说乌喇》,里面有几篇文章是写打牲乌喇给清廷的贡品。在文章里,还有贡品清单。这些贡品都是给皇上和王公大臣吃的、用的,都应该是稀罕物,是咱布衣草民见不到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个清单上,我看见了我小时候挖的那些野菜的名字:小根蒜、枪头菜、河芹菜、鹅掌菜……原来咱皇上也爱吃这些乌喇地间出产的野菜!皇上在皇宫里,也吃了一个冬天的土豆、白菜、萝卜,也吃出仇来了,也在春天迫不及待地要吃绿色的野菜嫩芽。

等待葫芦

我等待的不是葫芦,而是葫芦开花。葫芦花之后,葫芦有没有,我都不去管它了,我只等待葫芦花在月夜里像灯盏一样打开。这时候,那个铺满月光的院子就会出现,葫芦架会出现,晃动的柳枝会出现,那个在葫芦架下对月舞蹈的身影会出现。

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物消失了,月夜里的葫芦架不见了,但月亮还在那里。这就好办了,只要把葫芦架和葫芦花补齐就好啦。

春天我把葫芦种在泥土里,然后用木条和竹皮搭好了架子。剩下的就是等待葫芦开花了。

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杯盏状,开在晚上。硕大的白花向上举起——像举杯邀明月。虽然我们听不见葫芦花的颂词,但当月亮来到葫芦架的上空,葫芦花一盏一盏地打开,我和两个姐姐就要在院子里的葫芦架下跳舞了。在葫芦架下的舞蹈,来自我们各自的编创。我跳的舞和姐姐跳的舞,不是一样的舞。我们的年龄不同,看到的月亮和花朵也不同。另外还有我们的心不同,心里的心思也不同,这导致我们跳的舞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跳在学校里学的舞蹈。学校里老师教的舞蹈,是根据那首歌的歌词编排的。那歌词里没有葫芦开花、没有葫芦架、也没有月光啊月光,因此那些现成的动作都没法使用。我只好自己现场发挥,姐姐也现场发挥,我们都跳出了和葫芦架、和月光、和柳树息息相通的舞蹈。那些动作,如果没有柳树,没有暖风、没有葫芦架、没有月光,甚至葫芦没有开花,我们都是跳不出的。因此我不记得我都跳了什么动作。只记得那个在葫芦架下的夏夜是那么的美好。我第一次用手指、用胳臂、用腰和腿把我的内心表达了出来。此后,使用我的身体恣意地表达自己就再也没有过。越长大越手脚僵硬,勉强能唱歌,让声带在那个幽暗的地方,小幅度地跳动。舞蹈,就再也不能了。似乎是年龄越大,离舞蹈越远。年龄越大,内心越需要隐藏。但是现在,当我的年龄足够大,大到老的程度,我忽然想起童年的那次舞蹈,我忽然返老还童,要找到童年的那个舞台。似乎又可以跳舞了。

当我租了一户农民的院子,第一件事就是用木头和竹子搭好了葫芦架。搭好了童年的那个舞台。我买来葫芦籽急匆匆地种下了。

现在,在我的眼前,没有那棵父亲年轻时栽的柳树,只有几棵高大的榆树;葫芦架上空空如也,还没有一片叶子;种子还在泥土里瞌睡,它不管我有多着急,多想快点与我的那个遥远的月夜相遇,它非得睡饱再说。还好月亮每天都路过院子,看一看,然后走过去。

我坐在一只小凳子上,一边看星星看月亮,一边等着葫芦发芽。没有柳枝晃动,没有白玉一样的葫芦花高举邀月,我就只能坐着,不能舞动。爬满葫芦藤,被叶子装扮的葫芦架是我唯一的舞台。现在我的舞台没有叶子,没有藤蔓,没有花朵,因此我不能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舞动起来。我只能坐在离我的舞台不远的地方,安心地等待葫芦发芽、葫芦开花。我不着急。但是春雨不甘寂寞,春雨所到之处,大地有所呼应有所变化。似乎只用了一个晚上,葫芦就长出圆圆的叶子了——雨水灌进了种子的被窝,它像栖息地下的小动物一样,被迫从土里爬了出来。出来一看,外面已经是这样暖和,这样风清气爽。寒风早就了无踪迹。种子很高兴,后悔出来晚了——它要多呼吸这温暖的空气,就又长出了两片叶子。第二天又长出两片叶子。以这样的速度,花开指日可待。我得在心里在情绪上准备与我期盼的葫芦花相遇了。

藤和叶子很快就爬上了葫芦架。它们爬得是那么轻车熟路,好像知道那木架是给它们搭的。那么稚嫩的藤蔓,那么稚嫩的叶子,爬得那么高也看不出它们害怕。有一小部分则头也不抬,只顾生长,自顾在地上爬了起来。在地上爬的藤子,我猜它可能恐高,也可能嫌爬架子耽误时间。它要快长大,快开花,快结果,它不在乎站得高也不想看得远。它只追求速度。可我不能让葫芦在地上爬,那是不对的。小时候我妈种的葫芦没有一条藤是在地上爬的。架上的葫芦藤无法把架子铺满,需要地上的这些葫芦藤加入进去,共同把那个葫芦架装扮好。我就出手介入了。我拉起地上的藤子,一点一点把它们引领到高处去了。怕它们在我睡觉的时候溜回地面,我用布条把它们捆在了木架子上。

月亮差不多天天都从院子上空走过,看看我的葫芦花开好没有。我也是每天都要查看葫芦的细小变化,并抬头告诉月亮不要着急。快了,就快了。

很多天过去了,葫芦终于开花了。但意外发生了。我是在夏天的一个早上与那朵大花突然遭遇的。我愣住了:我看见了黄花!那葫芦架上开出了黄花!虽然也是碗盏状,但它怎么会是黄色的?它怎么会在早上开花?那黄花到了晚上就合上了,它甚至在下午就合上了花瓣。它是开给太阳的。这一切都不对。这一切很荒谬。葫芦是白花,开在晚上。下辈子我也记得这些常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找来剩下的种子,看上面的文字和图片:写的是葫芦,画的也是葫芦。是这么多年,葫芦已经被篡改了吗?黄花更优良?早晨开花结的葫芦更好看?那么我的童年的开白花的葫芦已惨遭淘汰了吗?没有了在夏夜举杯邀明月的白葫芦花,月亮在院子的上空还会停留吗?这让我怎么度过夏天?尤其是漫长的夏夜?夏夜与月亮相会的葫芦花哪里去了?我糊涂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我不敢说,眼前开黄花的不是葫芦,只能说这不是我童年的葫芦。

几天后,花下的果实长大一点,那果实是细长的,不是圆的,像西葫芦。果实的出现,证明了这些植物不是我期待的葫芦,而是另外的一种能食用的瓜。应该是种子公司的工人在分装的时候装错了。对此我想保持沉默。因为找到买种子的地方,它们也许会赔偿给我葫芦,而不是葫芦花。我怎么说他们才会明白我种葫芦的目的以及意义呢?我感到我说不明白。

我种葫芦是要复制我童年的一个夜晚。没有葫芦架和上面的白花,我就找不到回去的道路。那个夜晚离我是那么远,我只有沿着藤蔓走,并且沿路找到白色的葫芦花,我才能回去。黄花也是道路,但黄花不是我的道路。黄花通向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有找到葫芦的白花,我才算找到了路口,才知道方向。黄花像一些路障,阻断了我回到童年那个月光下的舞蹈之夜。

这个开出黄花的瓜架是多么陌生。它像一个复杂的谜面,摆在我的面前,让我困惑。坐在陌生的瓜架下,月亮在榆树的上面,我坐在小凳子上,看星星看月亮,看汹涌的叶子把我拦截在了这里。我回不去了。黄花还有那些叶子、还有那些缠绕的藤蔓,挡在我的眼前,它们像一群天真但邪恶的儿童,它们手拉着手,无来由拦住我的去路,不让我回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等。我现在不等谁开花了,我等秋天,我等冬天。到了秋天,这些叶子、这些黄花、这些阻拦的藤蔓,就会逃走。它们走了我的院子就又空白了出来,葫芦架就又空白了出来。我要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到第二个春天的到来,我要再种下葫芦。只有白色的葫芦花开出来,我的心才清醒;我的眼睛才能看见;我的肢体才愿意舞动。现在我要静静地坐着,耐心地等待。我要用一个漫长的冬天酝酿下一次的耕种。

野草、野花

秧苗是贵族,种姓高贵;草是平民,是草民。

如果你有一块菜地,并且从春天就开始在这块地里劳动,你就会深刻地认识什么是草,什么是苗。

在一块菜地里,如果没有人的介入,苗将被野草淹没。

蔬菜的种子被包在袋子里,小心地从种子商店拿回家,然后放到一个不湿也不潮的地方。等着节气到来,种到土里。有的种子还会在天冷的时候提前育苗——把种子种在塑料保护膜里。这样可以提前开花结果,可以提前得到果实。

首先要把菜地的泥土用铁锹翻开,然后打碎泥块,使土地平整,更有利于种子藏在里面发芽。如果泥土块大,就会漏风,种子在里面就会被风吹到,就会风干死掉。这就像一个人睡觉,要把被子盖好。

过了很多天,你看见菜地里有了绿色,你以为你小心种下的菜长出来了。等走近一看,那些绿色的植物,都是野草:徽菜、稗草……

耕种的时候,并没有种下这些草的种子,它们是从哪来的?而且长得那么整齐,那么多。在翻动泥土的时候,并没有看见野草的种子。那种泥土的翻动是天翻地覆的。草种子在这番折腾后就然毫发无损。而蔬菜种子则被小心的种下。埋入土里深浅都是有规定的:埋深了不出苗;埋浅了也不出苗。而草种子,在翻动泥土的时候,它身处什么位置是没准的,它们为什么出得那么齐?

这时候,你要弯腰细看,在那些草的下面,种下的蔬菜也长出来了,但是很弱小。菜苗身边满是高大的野草,遮住了阳光。

从一出生,野草的生命力和生长速度就令人吃惊。我知道,所有的农作物都是人工驯养的。在驯养的过程中,农作物变得娇气起来。野草就是没有被人类选择的植物。它们很不服气。它们在长期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积累起了冲天的怨气。它们羡慕秧苗又恨它们。野草要求公平竞争。看谁长得快长得壮。

一进入六月,野草像侵略军,铺天盖地向我的菜园子攻打过来。那些被我精心呵护的秧苗,没有任何抵抗力。它们在那里呻吟,向我呼救。我动用了我的两只手,不停地拔出野草。后来我的两只手已经酸痛,而野草,死了一批立刻又长出一批。泥土里到底埋伏了多少野草的种子?怎么会不停地长出来呢?

我感到我的手支撑不住了。我的手已经不是成千上万野草的对手。草的战术就是数量,而我的手只有两个。这时我想到了锄头。锄头也是手的变形——它是铁的手。我无法增加手的数量,但可以提高手的硬度和杀伤力。锄头是草的屠刀——每一把锄头都被草的血浸透了。就算有了一把锄头,仍不能把所有的草铲除。它们还会在我的疏忽里快速长大。给一株草几天时间,它就能长得和一个月的苗一样大。

整个夏天,我斩杀了多少株草?应该成千上万。在我累得停手休息的时候,脑海里有一句话出现了:它们为什么一定得死?

这样的疑问一出现,我的手就慢了下来。一些野草在我的双手的迟疑里,快速长大了。野草乘机快速开出花来了。野草开出的花是那么好看。而我小心种下的有名有姓的花们,还一朵都没开。我的铲除野草的手,在摇曳的野花下,丧失了最后的力气。

在菜地的周边,在没有长菜的地方,我留下了大量的野草,虽然有的野草还没有开花。在菜地的垄沟里,我也让野草活着。

我的菜地,看上去不干净,里面有很多杂草。但我看着很好。尤其那些出其不意的野花,看上去比菜苗好看多了。

草场

从新疆回来的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回了乌拉街。从大门到屋门红砖铺成的甬路上,已经长出了很多野草。那是一些稗草,从狭窄的砖缝里长出来的。从5月开始,野草就不断地从砖缝里长出来,已经被我奋力拔除好多次了。离家十几天,野草趁机长大了,有的更抽出了籽穗。它们手拉着手,快要把砖地都遮盖住了。

我通过甬路,进了屋子,放下背包,然后出来。我弯下腰,一棵一棵地数那些稗草。在那条三米宽十米长三十平方米的砖地上,一共长了二百多株草。平均每平米七棵草!

每平米七棵草,这在新疆应该是最好的草场了。听新疆的朋友说,每平米三棵草,就被定义为草场。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除有水源的地方外,大部分的草原,基本看不到多少绿色。生长在这里的草,是灰色的,还有的是枯草的颜色。大部分的地面裸露着,草稀少,没有能力长大,更无法覆盖地面。 车窗外的风景大多是这样的,我在心里想,一只羊在这样的草场要想吃饱,得走多少路呢?这里的羊很可怜,天地很大,却无力为它长出肥壮的绿草。这里是沙土,存不住水,艰难长出的草,也是没有多少水分的。 这样的草,吃起来一定不好吃。听说骆驼没什么可吃就吃那种带刺的草,常吃得满嘴流血。

数完了砖地里的草,再看菜地,里面的草气势嚣张:徽菜已经高于西红柿了;拉拉秧已经爬上了黄瓜架;野生喇叭花把茄子秧纠缠住了;水稗草尖尖的叶子,从任何地方长了出来,已经填补了所有蔬菜之间的空白,成为菜地的背景。还有几种我不知其名的草,高大肥硕的叶子在风中放肆地抖动。如果我不加干预,要不了几天,这些野草就会篡改这块菜地的性质。 这要是搁以前,我早就愤怒了,我的手早就愤怒了。用我愤怒的手拔掉了多少野草,已经没法计算。从五月开始,我就在和这些野草搏斗。它们不停地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批被拔掉了,下一批就开始发芽,要不了三天,就又长了出来。那些菜苗,要不是我的双手不断的援救,早就被野草淹死了。从五月到现在,我的手和院子里的野草之间,已经有仇了。

我必须要把蔬菜身边的大草拔除。蔬菜是我的食物。但我的手面对野草时,忽然软了。我的手积攒下的对野草的仇恨忽然消失了。我的手没有了仇恨之后,我就没有力气了。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一把抓住好几棵野草的头,然后用力连根拔除。最后我只是拔掉了蔬菜根部长出的大草,其余,就让草先长着吧。面对野草,我已经下不去手了。草在我眼里已经楚楚可怜,珍贵无比。

就算拔除蔬菜根部的草,也有了一大堆草。以前的草都一捆一捆扔垃圾堆里了。现在我不能了。草是珍贵的,不是垃圾。我把拔下的大草铺在砖地上,把它们晒干。就算没有羊来吃,我也要把它们晒干。不然我该怎么办呢?

住在乌拉街,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头不梳脸不洗,我穿着拖鞋,在院子里走。我看那些我亲手种的蔬菜,亲手种的花卉,亲手种的玉米……我看完前院看后院。我是那么喜欢它们,我天天看还看不够(我姥姥家是地主,我的身体里有地主基因,而且苏醒了。我从骨头里喜欢土地和土地上的植物。它们结出果实开出花来!这些都是奇迹!)。从新疆回来,我早上还是披头散发地看菜地,看完黄瓜看玉米,看完苦瓜看豆角,但我现在的视线也落到那些被我有意留下的野草上。我看野草的目光开始柔和了。我看野草的时候,再不在心里盘算着今天下班我要铲除它们。我现在要留着它们,为新疆的那些羊。就算它们吃不到,我也要留下这些肥壮的牧草,不然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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