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散文历来属普通、最普通的文体，就像老婆、傍晚、菜市场、一杯白水；是一个人的日常起居，被忽略到肉眼看不见的程度，却又丝丝入扣、珍贵至须臾不可缺。一个人可以没有情人（诗歌），但却不能够缺失掉老婆。而小说，则是这一对多年相伴的夫妻生养出的儿女。事实上，一部文学史像极了生理遗传学史：儿女痴呆或优秀，有时，或可跟父母无关，但却一定会有因果血缘在里面。

中国散文之强健辉煌，如同待发现的曾侯乙墓，迄今不能被世人识读。原因之一：中国人不再叫散文“文章”。文章一说，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衰亡，同时衰亡的犹有传统古老的乡村社会。大概，跟人一样，“文章”一词也被“土改”掉了。

在大的范畴，古代诗歌亦隶属“文章”之心的精妙空间。此空间最瑰丽星云，乃中国笔记小说。

世世代代，中国小说乃中国散文的《儿女英雄传》。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散文》、《天涯》、《钟山》、《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并入选数十个散文选本。出版散文集《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和《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中国作协会员，现居南昌，供职于江西省作家协会。

一

赣南客家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让人百感交集的迁徙史。而赣南客家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迁徙，大概是西晋永嘉之乱后的衣冠南渡。

据史载，早在西晋永嘉年间，匈奴贵族刘渊之子刘聪部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又有部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歼灭晋军三万余人。洛阳城破，刘聪俘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及官员、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又挖陵墓，焚宫殿，掠城池，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史称“永嘉之乱”。

战乱中的人们，慌不择路，挈妇将雏，牵马骑驴，从中原向着长江中下游一路南迁，渴望找一安宁的所在。他们出发的时候，领头的人是不是带了指南针？数以万计的人们，响应着统一的律令，向南，向南。似乎人们没有去过的南方，是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能够安心的所在。那里传说土地肥沃，随便插一根柳条，都可以长出一个春天。那里山川秀丽，美好的自然，正好可以修复他们在战乱中饱受伤害的心灵。他们沿颍、汝、淮诸水流域，过湖北，入长江，仄入彭蠡湖（鄱阳湖），又入赣江，经过千里奔波，疲惫不堪的人们来到了赣南，这一几乎荒无人烟的荒蛮之地，停下了南迁的脚步，开始起屋造舍，开荒种地，繁衍生息。有人不肯停步继续南行，去了闽粤，成为闽粤地区的客家先民。

原本人迹罕至鸟兽横行的赣南，从此人烟渐稠。那遍地植被的荒野之所，从此吹拂着文明之风。

永嘉之乱后，中原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匈奴、羯、鲜卑、羌、氐等胡族大举入侵，烧杀抢掠，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史载，慕容鲜卑掠夺中原，以数万名汉族少女为奸淫，为军粮，一路奸淫宰杀烹食用，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就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羯族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而是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那些俘获来的手无寸铁的汉族少女被称为两脚羊，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在此亡族灭种的多层次杀戮之下，北方汉人人口剧减，一时间只剩下四、五百万人。

侥幸躲避过永嘉之乱得以在中原残存的汉人们又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险。他们心里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怀着对生的向往，沿着先行者的足迹，速速逃离了那完全破碎的家乡，披荆斩棘水路旱路交替进入江西。他们在赣南的树林深处山水之间听出了乡音，找到了亲人。他们留在了赣南，与先行者一起开荒种地，把与中原迥异的赣南，经营成丰衣足食的美丽家园。那些有关中原战乱的可怕的噩梦般的记忆，那些烧杀抢掠黑烟滚滚的情景，被他们当作前世幻影留在了心里。

北中国战乱频频。从北向南的路上，士族，农民，仕人，手工业者，商贾，迁徙者络绎不绝。中国从来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北方，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是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在唐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接二连三的战争，让人们几无一日安宁。在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对东京百姓烧杀抢掠，还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乱”。然后高宗南渡，故家世胄亦步亦趋。后来元兵南下，百姓又开始了南迁。百姓随宋帝南迁情景，在清末学者徐旭曾所撰著的《丰湖杂记》里有记：

“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无休无止的战争催赶着北方汉人沿着祖先的足迹向南方进发。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巨大的民族惯性。赣南、岭南、闽南这些冠之以南名的大地，宛如宗教里的净土，田园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慷慨收留了祖祖辈辈被战乱驱赶着逃亡的人们。

二

这些北中国迁徙而来的幸存者，开始都以所下榻的地方自称，他们称自己为福广人、岭东人或者循州人、嘉应人、汀州人、韶州人、虔州人，或者直接以当地县名为名。——他们似乎找到了对迁徙之地的认同感，将自己来自北国的流亡血统妥善藏匿在了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

可不知从何时起，他们有了“客”的称谓。以“客”为名的这些北中国迁徙而来的血脉，这些战争的幸存者的后裔，可是拥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大民系。因为与这样一个名号的民系形成的密切关系，赣州成为客家南迁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州之一（另三个州为惠州、梅州、汀州），有了“客家摇篮”的美称。

“客”在百度词典里的解释为：1、外来的（人），与“主”相对。2、外出或寄居，迁居外地的（人）。在中国古代诗歌里，诗人们如此表达“客”的名状：“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唐？祖咏《望蓟门》）“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南唐？李煜《浪淘沙令》）“细雨成阴近夕阳，湖边飞阁照寒塘。黄花应笑关山客，每岁登高在异乡。”（明？王灿《客中九日》……客的弦外之音是不安，是劳顿，是羁旅，是身处异乡手足无措的局促，是月光下客栈里的辗转无眠。用“客”来命名这样一个已经落户南方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的庞大的民系，这是多么酸楚的尴尬的让人百感交集的心理！ 它意味着这一人群庞大血脉久远的民系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植，来路和历史；意味着即使居住数百年，植被茂密物产丰饶插一根枝条就会长出一大片森林的南方，于他们从来只是必须日日谨慎低头的异乡屋檐，只有他们回不去的中原，才是他们梦里怅望的故乡；意味着迁徙从来就是他们的文化胎记，他们从来都是一个在路上的族群；意味着只要有需要他们可以随时响应着血脉里的召唤，打理行装离开寄居地，义无反顾地奔向新的不可知的旅途。

这些北中国迁徙而来的幸存者，因为从来就把自己当客居者，千百年来有了矛盾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复杂的相生相克的文化习俗。在赣南，他们勤于耕种，即使如崇义上堡这样的高山之巅，他们也想尽办法造出层层叠叠的梯田，打下粮食酿成酒。他们热情好客，即使一个陌生人来访，都会受到所有在场人的款待。但他们又从来就怀着客居者近乎本能的不安，或者说千百年来对战乱的恐惧一直埋藏在他们心里。他们模拟城堡的样子造出硕大无朋的可供数百人居住的围屋，在围屋的顶部密匝匝地布置了用于武装防卫的炮口枪口，似乎是随时做好无论老少一齐持枪御敌的准备。他们与当地的自然气候似乎有了认同，为抵御南方深山老林里特有的瘴气他们发明了擂茶，就是用很多种具有防风去湿功能的食物原料擂成碎末作为茶饮，并且利用当地的物产做出了种种美食，形成了独特的客家菜系，仿佛是铁了心要扎根此地世世代代把日子过下去，但他们对火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崇拜。在宁都，每到元宵，壮年男子都要玩一种竹篙火龙的游戏，就是竹篙点火，一群壮年男子持着这熊熊燃烧火焰不断掉落的竹篙在村子里狂奔，究其心理，我想不仅是为了驱邪纳吉，更是一个路上的族群借助火焰驱赶内心的不安，警告黑暗中虎视眈眈的对手。他们貌似与当地土著达成谅解亲如家人，但当他们吹起一种叫唢呐的响器，那种流淌在不老铜管里的呜咽，有着当地土著无法理解的客居者才有的悲伤。

三

那不断迁徙的客家人知道，从赣南到岭南必须经过一座山叫做大庾岭。赣江、章水之上，居南国五岭（其他四岭为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首的大庾岭（梅岭），是阻挡客家子孙南迁的峭拔关山，也是古代军事之重要隘口。开凿大庾岭，打通赣南与岭南之间的壁垒，不仅是客家民系南迁的夙愿，也是历代朝廷的必需。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人对南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以打开沟通南北的三条孔道。大庾岭顶上的关隘就是横浦关。这大庾岭上最早的关隘后为战争所毁。到唐代开元四年（716年），辞官返乡的广东人张九龄奉旨督率民工“饮冰载怀，执艺是度”，凿修大庾岭驿道，拔地千仞、危崖百丈的大庾岭山隘成为了一条“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青石鹅卵石铺砌而成的官方驿道。诗人出身的张九龄还在驿道两旁遍栽梅花，以慰藉南来北往的旅者，大庾岭因此有了梅岭的别号。宋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为确保岭南经赣江而达汴京通道的畅道，在大庚设置了南安军。嘉祐八年（1063年），又在梅岭驿道的隘口上修建关楼一座，名叫“梅关”。

“南扼交广，西拒湖湘，处江西上游，拊岭南之项背”，梅关，自古被视为江西南面之“重险”，历代军事战略要地。

“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是古代对梅关古道热闹和重要程度的描绘。

梅关，是客家历史上的一座重要的关隘，客家南迁路线图上的一个醒目的标识。

梅关，或许是守望赣南客家人命运的一只历史的眼睛，是解开赣南客家子弟命运及情感性格密码的一道索引。

四

客家人历代的南迁容易让人误以为南方是客家人恒定的宿命般的迁徙方向。“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血管里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的文天祥的《扬子江》一诗是客家人迁徙的渊薮吗？但梅关知道，客家的历代迁徙方向不唯一味向南——

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入主中原，晋代时外族入侵中原的历史在时隔一千多年后再一次上演，汉文化再一次陷入危险的境地，赣南、岭南、闽南客家子弟为捍卫汉文化不致遭受践踏和消亡，揭竿而起，追随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抗击元军。文天祥兵败，为躲避元朝蒙古人的追捕株连，客家民系又一次开始了大迁徙。他们不是向南，不是挈妇将雏过梅关，而是就地隐藏，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终至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史实；

清初时候，赣南人口因世代繁衍大增，山多地少的矛盾，使得许多赣南人响应政府发起的“移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离开深山老林，逆着祖先向南的方向，分别进入了广西、湖南、四川；

晚清动荡，客家人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差点将清政府掀下朝廷的战火，从者多为客家子弟。当天京（南京）陷落，洪秀全儿子洪天福贵在赣南石城被俘，太平天国的将士遭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居住在赣南的客家人又一次被迫迁徙，迁徙的路线毫无规则，真正称得上是慌不择路；

同样是晚清时期，为利益之争，赣闽粤的一些客家人和当地人经常发生械斗，令清廷头疼不已。为解决土、客之争，清政府划出专门地区安置包括赣南人在内的客家人。赣南人又与岭南、闽南的客家人一道，开始了命里的大迁徙，分别到了海南、广西，甚至漂洋过海……

命运从来就不仅仅只有一个方向，唯迁徙本身成了客家民系的宿命。包括赣南客家在内的客家民系的不断迁徙，乃是中国这个国家苦难历史的旁证。客家的不断被放逐，是汉民族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九死一生不断涅槃必须付出的成本。

五

历史的车轮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开会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离开他们经营和奋斗了五年之久的赣南，进行战略转移。

随着转移中革军委《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和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等一系列命令的颁布，红三、九、一、五、八军团分别撤离战场，于10月17日开始从于都河畔出发，迈向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长征的准备与出发》一文记载，奉命进行战略转移的“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还有个三十四师”。再加上新成立的军委和中央机关纵队，整个部队共约八万六千人，号称十万大军。

1934年的金秋十月，于都河畔铁流滚滚，送别的唢呐声呜咽。那是中国军事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十分壮观和经典的场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为后人再现了这一经典时刻：

驻在于都河附近的一些伤员、病号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已经提前行动，涌到桥头，军委正在设法调整秩序。那些步履艰难的伤病员，一看来了主力部队，纷纷围上来打听各自的所在单位。大批苏区派出的民工，挑着、抬着一些笨重的机器、箱子、坛坛罐罐、成捆的纸张、书籍，还有火炮部件，与作战队伍一道，拥挤在窄小的木桥上。那座用小船、门板、杉杆架成的浮桥，在奔腾的河面上摇摇晃晃，吱吱作响，真有“不堪负担”之感。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飙回忆录》

赶到于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

——杨得志（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横戈马上》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杨成武（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回忆录》

……

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十万身着单衣的铁流，开始了探索中国前途命运的苦行。

六

从赣南出发的、路程二万五千里、转战赣、粤、湘、黔、陕、川等十四个省的长征，在中国革命史甚至人类历史上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长征，“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长征的牺牲也是无比惨重：从赣南出发的中央红军是八万六千人，可是经过湘江之战，就只剩下三万余人。及至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只剩下区区七千余之众，近八万壮士成了路上的亡灵。

这也是赣南客家也许不亚于衣冠南渡、宋代南迁等等历史记忆的一次重大的迁徙事件。因为离开赣南的近8.7万大军中，有五六万壮士是赣南客家子弟，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

赣南子弟在整个中央红军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事出有因。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关于长征的准备与出发部分道出了缘由： “……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量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史载，仅长征出发地于都县为积极响应中央猛烈“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在长征出发前的两次突击扩红中，一万余名于都儿女参加红军，先后组成了八个补充团，补充到红军队伍中。

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长征承受的艰苦难以想象。作为长征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赣南子弟兵的牺牲难以想象：

兴国一县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子弟兵达1、2万人，这意味着每一公里长征路都倒下一个兴国籍战士。

石城一县，全县人口近136000人，先后有19327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达16000多人，占红军总数近四分之一，在长征路上，无论是冲破封锁线，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 爬雪山，过草地……都有石城子弟兵的冲锋陷阵。而最后，16000石城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62人。

红都瑞金的儿女们，牺牲在长征路上者，也有一万多人。

整个赣南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倒在长征路上。

七

十万铁流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途经的梅关，又一次成为赣南客家迁徙的见证。

梅关知道，赣南，这个由一千多年中原人为躲避战乱一次次迁徙形成的客家摇篮，从来就有着好客的慷慨的本性。她接纳了最为艰难濒临困境的中国革命，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 ，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她对红军的物质支援竭尽所有，从1929年从井冈山转战赣南至1934年长征，六年来赣南为中央红军提供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此外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红军长征后，赣南重新被国民党占领，遭受的报复罄竹难书。其中瑞金作为“赤都”，首当其冲地遭到对手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达1.8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月照梅关。赣南子弟穿过梅关，义无反顾奔向不知尽头的旅程。倾听着主要是赣南子弟的中央红军的行军脚步声，月光下的梅关渐渐有了母亲的柔情。梅关，那是赣南土地最后的一道送别的目光。看着年龄从16岁至55岁不等的赣南男儿踏向生死难料吉凶未卜的旅途，梅关咬住了牙关揪住了心。

梅关作证，赣南客家子弟又一次被押解上路。赣南客家民系的身体里潜藏的迁徙的基因又一次被战争激活。这是一个内心充满悖论的民系。这个视任何地方都为异乡的、内心揣着巨大不安的民系，是否只有在反复的奔袭中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宁？这个心怀隐忍和不甘的、永远怀着寻找的使命的南方精神游牧民系，在他们的文化观念里，是否有一块完美的理想的福祉才是他们梦里的家园？是否因为这样的一块福祉存在，才让他们在一千多年来在历史的边缘游走不息？

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跨过梅关之后，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出发的地方。他们的热血，将染红沙场；他们的魂灵，将要在更远的异乡飘荡。他们成了一个个真正的永恒的客者，就连曾经的家园，于他们也成了异乡。

从瑞金到北京……赣南人的牺牲成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

八

“松山下村/二十年前有人口一百有余。或因考学，或外迁/和务工，或老病，或其他/现在，村子常住人口约为五十”

这是我的朋友、赣南诗人三子的诗歌《人物记》里的诗句。多年以来，三子写下了大量的以“松山下”为主题的诗句，以表达他对乡土现实的关怀，对时间消逝的感伤，以及对爱与亲情的挽留。这些诗歌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花城》等刊物上，他至今出版的唯一的诗集甚至就以《松山下》为题。松山下这一地址因此为广大诗歌读者所熟知。松山下，慢慢成为了当代汉语诗坛一个颇有名气的诗歌原乡。

松山下，其实是赣南曾经为中央苏区首都瑞金境内的一个小小村庄，是赣南诗人三子的故乡。

客家人三子在《人物记》里用貌似不动声色的语句记录了松山下二十年来人口急剧减少的事实。他写下这首诗的时间是2006年3月。可是短短几年后问及三子，他告诉我，松山下的现有人口，已经不到二十人了。几年的时间，远比二十年的消失来得更加迅猛。而造成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抛下田亩去外省的开放城市打工了。

“又到了一年最寒冷的时候/田野不见人，只有丘陵和山冈的墓地边/几个移动的影子//……一年又一年/看得见的亲人，背着水井里的月亮/去到遥远的他乡//一年又一年/看不见的先人在土里，守着/地上的一片芒草和村庄……”（三子《冬至》） 这个叫松山下的小村庄的人口减少远非孤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赣南或年轻或年长的人们，纷纷从浓荫之下大山深处走出，搭上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欢欣鼓舞地奔向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城堡。而离赣南最近的、古称岭南的、中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广东，自然成了赣南人的首选之地。

据统计，近年来，九百万人口的赣南，有三百万三子笔下的“背着水井里的月亮/去到遥远的他乡”的人们。

——三分之一的人口远离赣南在中国辽阔国土上的巨大流动，三百多万客家子弟远走他乡，以我也许不够成熟的判断，那是赣南客家子弟不逊于衣冠南渡、二万五长征的新的重大的赣南客家迁徙事件。强大的国家律令，报纸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关于邻省因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风起云涌的消息，先行者掘金的事实，让赣南客家子弟又一次激活了他们身体里古老的迁徙因子，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迁徙。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下，在同样巨大的现实感召下，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或浩荡或逼仄的旅途。

原本热闹的喧腾的赣南顿时冷寂了下来，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那仿佛是，一千多年前，尚未接纳南渡的中原人时候的寂寥空虚，仿佛是，壮年的男子离开了家乡参加长征之后的荒凉与阴郁，翠微峰下，仙水岩边，空荡荡的村庄里，门无论关上和打开其声音都让人惊心。

这其实不仅是赣南客家子弟的一脉独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成了陌路上的行人，他乡屋檐下伫足的旅者，而整个中国，仿佛成了一个奔涌不息的巨大的漩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这就意味着，有两亿三千六百万中国人或为生活迫或为发展计离开家乡，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怀着赌徒的凶狠和流浪者的迷茫，走在了吉凶未卜的异乡的道上，构成了春节前后火车站、汽车站和机场骇人的汹涌人流。

——他们都成为了为躲避永嘉之乱仓皇南逃的客家先祖的文化后裔。他们都在开始自己的人生履历上的长征。他们人人都成了客家子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放逐自我游牧的江湖客。

九

很难用简单的是或者非来评价这一场巨大的迁徙潮的功过。的确，农业往往入不敷出，被国际公认是不赚钱的行当，田地里特别是南方的田地顶多能维持温饱很难生长财富，用官方的话说，转移富余劳动力为贫困的农村增加收入，于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个人都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情。这些年来，随着进城务工热潮的不断升级，农村经济及农民素质的确大有改善。原本面貌陈旧的乡村，盖起了许多城市别墅形状的楼房。那些原本乡里乡气的农民，因为接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成为了有技术懂维权的现代人。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随着青壮年的离开，承载过中国古代哲学和诗意、一次次承担起国家经济软着陆使命的乡村，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田园荒芜，伦理失序，垃圾遍地终至环境恶化，教育医疗败落，各种象征了乡村文明的雕花镂纹的古民居因无人居住与维护渐渐颓圮，各种礼仪习俗因无力传承删繁就简渐渐消亡，无论上梁结婚都因难以凑齐一套完整的响器最后都是草草收场，留下来的老人孩子因为缺乏照料安全得不到保障难免遭遇不测（比如老人在无人知晓下死去，孩子被贩卖婴儿的人进村窃去，女孩遭性侵），留下来的神案上的瓷器花瓶气窗上的砖雕内壁上的精美木雕都被假扮收买古董的贼席卷一空……

而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少数人赢得良好发展机会因此咸鱼翻身，大多数依然穷困潦倒，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户籍等障碍让他们进不了城市成不了城里人，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习惯了城市生活又再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迁徙给乡村带来巨大的伦理裂变和文化断层，让路上的人们在城市与乡村的两难之中无所适从。他们的生存遭际，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特征。

同样是赣南客家子弟的茨平是一名有着近二十年城市打工经历的农民，同时也是一名至今依然不算太知名的小说作者。多年来，他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写的都是他这些年关于打工所见的真实生活。有一天，他给我寄来了一个名字叫《猪坚强》的中篇小说。这篇标题貌似不雅的小说对打工仔情感和命运入木三分的揭示，深深地震撼了我。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石秀的中年女人。当打工开始兴起的时候，她与丈夫一起离开家乡到城里打工，结果成了煤矿矿工的丈夫在一场爆炸事故中丧生，她成了寡妇。在老家上学的女儿肖丽丽成了工厂女工石秀所有的希望所在。十多年来，为了让女儿将来不像她爷爷奶奶和她那样过苦日子，她在外面咬着牙根拼命赚钱，希望能供女儿读书。她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唯有读书才能从穷人家跳出来。她只要女儿能上大学有出息，就是累到七老八十累死了也甘心。可是她的女儿因为种种原因读不下书了，也跑到石秀的城市成了一名打工仔，在石秀的求情下在石秀打工的公司里做了一名文员，重复着石秀一样的命运。并且因为从小到大石秀远离家乡，她的女儿与她根本没有母女同心的默契。她的女儿与不良青年恋爱，与她吵架，最后离家出走，杳无音信……石秀满街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嘶声力竭，一个乡下女人寻找女儿的声音，却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工厂里机器的转动声，电视里枪战片的爆炸声，街市男男女女的叫喊声说笑声，酒店里的浪笑声，歌厅里的歌声和呐喊声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声音之中。

石秀的命运是千千万万个迁徙者也就是打工仔的命运。她的街头被淹没的绝望呼喊，也藏匿在无数个第一代打工仔的胸腔里。而她的女儿肖丽丽的离家出走，正是当下打工二代精神迷茫灵魂无着的写照。

——这些新鲜的客者客观上集体承担了推动国家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的重大使命，可最后他们成了既无法立足于城市又无法回到故土的双重意义上的异乡人。他们的明天，将在哪里？

十

我终于又要说到梅关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我已经在很长的篇幅内没有说到梅关了。是的，在这一次名为打工的迁徙潮中，人们已经坐上了汽车和火车离开家乡奔赴前程。一次次凭借着脚力爬山涉水仓皇南逃的赣南客家子弟，要再次进入过去被称为蛮荒之地现在是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岭南，或者进入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搭上京九线的列车、赣粤高速上的客车和飞机数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那唐代张九龄奉旨督率民工“饮冰载怀，执艺是度” 修筑的青石鹅卵石官方梅岭驿道，只能容一人挑着担子徒步穿过的梅关，已经成为了一个行将荒废的历史建筑，一件只适合作为文物收藏的旧物，一件适用于旅游开发的历史景观。

可我执着地认为梅关依然无处不在。它是赣南客家子弟让人百感交集的迁徙历史的纪念碑，也是汉民族狼奔处突不断寻找立锥之地的见证。它驻守在岭南与赣南之交的大庾岭上，也屹立在所有被命运放逐漂泊他乡的客者的旅途之中，成为履历中一切悬崖或者关节的隐喻。

7月，我来到了梅岭。走过一段普通的山路，踏上一段碎青石铺就的、三四米宽的古驿道，回转之间路忽然就变得陡峭了起来，行走变成了攀登，非弓背屈膝不能向前，脚步因此滞重，每迈一步都像把山提在手上，脚底的凹凸不平的青石就会给人追咬的感受，仿佛那路面成了审判的判官，而自己是一个形迹可疑的正接受审问的疑犯。不是梅花开放的季节，两旁的梅树长着绿色的叶子，叶子下面那些黑色的枝条沉默无声，仿佛它们是占卜者贴在命运之路上的无法识别的符咒。——梅关古驿道以陡峭和崎岖逼视着每一个来者，提示着所有来者旅途之艰辛前程之凶险。

我终于来到了梅关。我的全身都浸在汗水里。梅关，仿佛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予每一个接近它的人以洗礼。远远的我看到两峰夹峙，梅关盘踞其中，赭黑深沉，雄浑有力，仿佛是一把巨大的锁，将相邻的两座山牢牢锁住。梅关门额署着“南粤雄关”四字。楼右侧，有一块面积约三四平米的巨大石碑，上刻“梅岭”两个楷书大字，一笔一划都如刀劈斧凿，气势夺人，镇守关前。而穿过关楼，在向岭南的那一面（南面），门额则写着“岭南第一关”。以关为界，关北为赣南，关南就是广东的南雄县——南雄，即是“南粤雄关”的意思。

梅关，如同一道城门，将广东、江西隔开。梅关，更是一切往来客者的一道命门。自唐以来，梅关雄踞此处，凡一千多年，它见证了多少以客商、僧侣、官员、平民等身份中原北来穿过赣南跨过关隘奔向天涯的客者的命运，它收藏了多少汉民族亡命向南的悲烈历史，无论衣冠南渡、宋帝南迁、长征和打工潮都在它的身体上留下了长长的投影或者深深的宛如伤口的刻痕。它是鉴证客家子孙南渡时的路途中修整容颜的古老铜镜，可以照见一个路上民系的前世今生的锈迹斑斑的模糊镜子，也是古往今来包含赣南子弟的客家民系亡命天涯时挂在胸口上的一把祈求平安富贵的长命锁。

梅关这枚古老的铜镜，照见了以迁徙为终极命运的赣南客家眼神里的惊恐——梅关南面的的城门上镌刻着一副据说是清康熙年间南雄知州张凤翔撰的对联：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似乎暴露了赣南客家子弟千百年来的心理玄机。迁徙的人鞍马劳顿，行至凶险梅关，正所谓慌不择路渴不择饮，望见梅子，如遇救星，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正是迁徙之人身陷旅途时绝望与希望相互交织的狼狈之相，而以客为名有着迁徙传统习惯四海为家的客家子弟，却要给同样往来穿过的客者冠以暴客的侮辱之名，并且借助梅关如临大敌防备抗拒与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客者的到来，正是被历史不断驱赶着行在路上的客家民系从来都缺乏安全感的悲剧性格的充分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说，梅关，是否也可称之为一个微型的如临大敌的客家围屋，一个封闭的可以诠释客家民系复杂心理的精神物象？

——曾经“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南粤雄关梅关似乎冷寂了下来，正与“嘉峪关”“山海关”等等闻名天下的、象征中国精神的关楼一起老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迁徙都要更加汹涌的打工潮似乎绕开了它。它只是作为一道旅游风景存在于世。但或许它是一个具有强大繁衍能力的生命体。那些火车站、汽车站、机场航站楼，何尝不是它的子孙，与它有着血缘关系的晚辈。包括个体生命中的无数道看不见的关卡在内的一座座驿站是一座座新的梅关，正迎来送往天下四海为家的人们，防暴客于关前，解渴客以梅子……

梅关处处。踩着古老的碎青石走在返回的路上，我又一次打量着古驿道两旁那些蔓生着黑色枝条的梅树。想着寒冬时节，古代的客家走在通往梅关的路上。旅途何其艰辛，而眼前梅花朵朵如诗如画，宛如沧桑老者听到了婴啼之声，龟裂的土地享受着甘雨之浴，坚硬的梅关为浪漫抒情的梅花簇拥，冷冽的寒风中有一缕缕梅香飘荡，汉民族被追赶着一路仓皇奔袭的历史，悲烈之中是否有几分诗意？那脚步踉跄的客者艰难的旅途，是否要变得通畅一些？那吉凶未卜的命运，是否有了被祝福的感觉？

愿梅花开在所有的旅途，所有的难关险隘。愿所有在路上的客者，都有梅花慰劳，香气迎送。愿所有在路上不知所终的人们，都会有一朵梅花与他（她）相伴，与他（她）结为永不分离不为人知晓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