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梳理了元代蒙古人“孝亲”思想渊源；概述了元代统治者以孝治国的举措；列举了元代蒙古贵族巩固孝治的法律保障，以及元代统治者从制度上禁止 “愚孝”的措施等，初步展示了元代的孝亲思想。

【关键词】 元代；蒙古族；孝亲思想

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规范——“孝亲敬老”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历史上，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大批儒士的推动下，元朝统治者将“孝亲敬老”的伦理思想与 “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主张相结合，确立了元王朝的孝治模式，建立了有元一代“孝亲敬老”的伦理文化。

一、蒙古族传统的“孝亲敬老”思想渊源

古代蒙古人对祖先的祭祀格外隆重。史载，“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1]缅怀祖先的祭祀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就表现为对在世长者的敬、顺、养等。成吉思汗曾言“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重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他严厉告诫臣民：“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遇殃我”。 [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特别重视蒙古族孝亲敬老观念中“敬”的传统，将此提到了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秘史中对于若干老人常加‘额不干一字，以示敬重之意……甚至还有的地方，称他们为‘额赤格——父，‘额客——母，显示对老人的尊重。”[3]

蒙古民族为了血缘关系的强化和部落力量的强大，其“孝亲”成分在情感方面胜过理论与礼仪。成吉思汗非常孝敬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受“通天巫”阔阔出的误导欲置胞弟合撒尔于死地，他们的母亲及时赶到怒斥了成吉思汗，避免了兄弟之间的这场误会：“见母至，成吉思汗大骇，惧母矣……母怒不可遏，盘腿而坐，出其两乳，掂于双膝上曰：见之否，汝等所哺之乳在此，此等龇吼驰逐自嗜胞衣者每，合撒儿何为之耶？”受到责备的成吉思汗“惧则惧矣，羞则羞矣，吾其退乎！” [4]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孝敬母亲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他被推为全蒙古的大汗时，给他母亲的分封也最多。

成吉思汗重视“孝道”，崇敬先祖，他不仅亲身践行孝道，也对孝养亲人的部众给予奖励。他对孝、忠、信、义等道德观念的整合，使孝敬父母、尊崇祖辈与忠于大汗统一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巩固统治的伦理道德体系，既笼络了人心、规范了社会道德，安定了社会秩序，也聚集了大批的忠孝勇士，团结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二、元代蒙古贵族的孝治措施

元代蒙古贵族将他们在原始游牧经济条件下的忠、信等美德，与孝相结合，形成了有元一代的孝治措施。建元伊始，精通蒙古游牧文明又对中原农业文明谙熟的忽必烈大汗，跳出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遵循“国俗”推行“汉法”，仅从制度层面推行“汉法”措施，更在思想文化层面实施“以儒治国”，突显孝治措施。

元朝“孝治”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在诸皇帝的谥号、尊号及即位诏书上。元朝皇帝的尊号或者谥号中多有“孝”字。如世祖忽必烈的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成宗的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武宗海山的尊号为“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谥号为“仁惠宣孝皇帝”。史载忽必烈“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忽必烈从小受到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对自己的母亲十分敬重，推行汉法时，他接受了“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这一尊号。谥号为“昭圣衍孝皇帝”的元顺帝则将孝写在继位诏书中：“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棘惕励，于兹八年……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宝，追上皇考曰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被服衮晃，裸于太室，式展孝诚”。[1]其推行孝道、追念先祖之情溢于言表。

元代蒙古贵族为了推行儒治，蒙译了许多重要的儒家典籍。《孝经》即为其一。并且把《孝经》列为国子学的首要学习教材[1]，不仅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接纳，更体现了对孝道教育的重视。元朝官员的选拔，“孝”行为其重要一环。如果有“孝子顺孙堪从政者，量才任之”，“孝”成为元朝选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元代统治者也对以孝著称的家庭给予旌表。据史料记载，元代浙江浦阳聚居六世的郑氏家族族长郑大和“严而有恩，虽家庭之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斑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亭下，以次进，拜跪奉厢。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移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见者唶唶嗟叹，谓有三代遗风。名闻天下，自大丞相及台院名公卿，多赋诗美其行。部使者行县，以其孝友一郡，或奠之先，复书，‘浙东第一家，以褒宠之。”[5]族长格守“冠婚丧礼，必稽古乃行”的儒家传统，在元武宗时得到下诏旌表的奖励，元顺帝时又获得朝廷免除其赋税的特殊待遇。“至顺元年七月，冠州郁世复、大都赵祥及弟英，以孝行旌其门”；“九月，淳州龙溪县陈必达以孝行，并旌其门”；“三年二月己未，旌宁夏路赵那海孝行”；“秋七月甲申，旌裕州民李庭瑞孝行”[1]。

丁忧是道德和法制层面的传统守丧制度，也是彰显孝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忽必烈等蒙古贵族在“国俗”与“汉法”的双重政治背景下，对丁忧制度的接纳和适应显得尤为缓慢，但总体上还是进步的。至元二十七年“祖父母、父母丧并迁葬者，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听合支给，违例不至，停俸定罪。”大德二年时“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外，管军官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 大德八年时皇帝诏书称：“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天历元年十二月戊午，诏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元统二年辛巳，“诏蒙古、色目人行父母丧”[1]。后来又要求“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陵祭，三年然后还”[1]，至此，元代丁忧制度基本成形。

三、元代蒙古贵族巩固孝治的法律保障

在元代推行孝治的过程中，元蒙统治者采取了相关的制度保障。将对父母的孝养作了规定：“伏见随路居民，有父母在堂，兄弟往往异居者，分居之际，置父母另处一室，其兄弟诸人分供日用。父母年高，自行拾薪取水，执爨为食，或一日所供不至，使之诣门求索。或分定日数，令父母巡门就食，日数才满，父母自出，其男与妇亦不恳留。循习亦久，遂成风俗，甚非国家所以孝治之意。”在国家推行孝治的方针政策下，为防止出现上述现象，所以朝廷颁布禁令：“今后禁约，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著为定式，如此庶使人子竭养亲之心，父母享终身之乐。”[5]规定父母健在时，儿子不得分居，而应合力奉养父母，这是元朝推行孝治的政策在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倘若出现 “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者，官府将“重议其罪”[1]。元代将“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的行为定为“十恶”重罪之一，在刑罚处治时作了严厉规定，“诸殴伤祖父母、父母者”，将处以死刑；“诸子孙轼其祖父母、父母者”，则处以“凌迟处死”之重刑；若是“诸醉后殴其父母，父母无他子，告乞免死养老者”，则可免其一死，但仍需“杖一百七，居役百日”。[1]

元朝除了在孝亲方面的规定之处，还在敬老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优待措施，以合国家孝治之意。至元二十八年诏书：“老人年八十以上，与免一子杂泛，使之侍养”。大德九年又规定：“老者年八十以上许存侍丁一名，九十以上存侍丁二人，并免本身杂役”。其次，元代在国家庆典时常对高寿老人有所赏赐，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太子诏书云：“年八十以上者赐帛一匹，九十以上者两匹”，至大四年，“凡年各九十以上者人赐绢二匹，八十以上者一匹。”[6]三是老人犯罪可减等处罚。史载：“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责者，赎。”[1]说明老人可以以财物赎罪，这也是对老人的优待措施之一。

四、元代统治者从制度上禁止“愚孝”

元朝在推行孝治的同时，也对行孝过程中的不合理成分如割肝、刲股、埋儿等“愚孝”进行了改造。元朝禁止了“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1]并且规定“行孝割股不赏”、“禁卧冰行孝”、“禁割肝刻眼”[6]。

元代蒙古贵族将 “孝亲敬老” 传统与儒家孝道相结合，在国家层面推行以孝治天下，在法律等方面给予制度保障，同时禁止传统 “愚孝”行为，顺应了当时的社会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元朝的孝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蒙古贵族对儒家孝道内容的领悟比较缓慢，对孝道的推崇与历史上其他朝代不能相提并论。从历史的发展大势来看，蒙古贵族推动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蒙古族传统的伦理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这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 札奇斯钦著.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26.

[4]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

[5] 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

王续增（1987-）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蒙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