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庆

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出生在昆曲的故乡——江苏昆山，他在世时正是昆曲如日中天的年代，照理应对昆山的高雅艺术发生兴趣，但事实上顾炎武比较疏远昆曲，表现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参与昆曲活动，写作上始终没有涉及昆曲评介，难道他抵制昆曲？笔者通过对顾炎武坎坷身世的回眸，也找到了一些可以体谅的原因。

高雅的昆曲兴趣可以由家庭从小培养。如果从小开始接受昆曲音调的灌输，那么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昆山名门顾梦圭一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多位子女长大后都成了昆曲大家。而顾炎武偏偏缺少这方面的培养。虽然他出身于官宦家庭，但生父和嗣母都不爱昆曲，所以顾炎武从小没有听曲受熏陶的机会，因此就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和家教因子了。

高雅的昆曲兴趣也可以在知己玩乐中得到激发，但在顾炎武的青少年时代，和他相伴的一群学子都倾心于科考，唱曲者鲜为人见，就少了周围的戏曲影响。即使与他志同道合的归庄后来写出了《万古愁》散曲，而且还是反清复明的题材，虽有情感共鸣，但在清兵南下的国难当头时期，还是激发不起他爱好昆曲的兴趣。

高雅的昆曲兴趣只有家境殷实、时间充盈的士大夫们才能拥有。而顾炎武的青少年时代家境已经衰败，哪有条件唱曲作乐？更没有条件招聘家班享受奢华。由于顾炎武胸怀以拯救时代为己任的抱负，所以日以继夜地手不释卷，根本没有空闲将时间消磨在唱曲上。而且，他对那些在情势危急时还若无其事的唱曲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多次对当时文人唱戏丧志的现象拍案呵斥。

高雅的昆曲兴趣虽然十分受文人崇尚，却被官方看作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文献志书中拒绝记载昆曲成就和昆曲名家，只能在野史笔记中披露一些逸闻轶事。当然，顾炎武也是这种做法，所以在他洋洋洒洒的鸿篇大著中，对近在咫尺的昆曲避而不谈。他认为演唱昆曲只是胸无大志之辈的娱乐形式，在水磨腔中是永远找不到救国之音的。

顾炎武年轻时在昆曲故乡度过，由于科考场上屡遭名落孙山的打击，已经背上了怀才不遇的沉重包袱，即使有机会接近昆曲，也难有雅兴付诸实践。特别到了清兵血洗昆山城的危急时刻，顾炎武全家战斗在反清第一线，生母被砍，嗣母绝食，顾炎武悲痛欲绝，从那以后，已对唱曲消遣绝对地排斥。

顾炎武45岁以后，踏上了“走千里路，读万卷书”的 “北漂”道路，他准备一路取经调研，一路著书立说，实现他学术救国的梦想。由于他离开了昆曲故土，在外颠沛流离，常为衣食住行操心，即使心有余兴想学昆曲，客观上也没有放松心情的条件。在25年的漂泊生涯中，先后辗转北方数省，结交高人数十，基本没有遇到昆曲知音，所以始终没有激发起涉足昆曲的兴趣。

顾炎武流落异乡的那个阶段，正是他的3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在京城身居高官的年代，他们一再动员舅舅结束流浪，进京加入“博学鸿儒”的行列，但顾炎武铁心不入清廷而婉言谢辞，所以又失去了有可能赋闲唱曲的机会。

当“三徐”退职返乡，徐家筑起了优雅的遂园，常邀昆曲名家聚园雅集，吟诗唱曲，他们也曾动员舅舅能回乡安度晚年，但顾炎武自感壮志未酬，又拒绝返昆，使他失去了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昆曲的机会。

如果说，顾炎武前半生主观上对昆曲不屑一顾的话，那么后半生是客观上和昆曲擦肩而过。由于他在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追求，所以失去了一个个可以接近昆曲的机遇，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顾炎武疏远昆曲已成事实。人说顾炎武生活在昆曲的故乡千灯（属昆山市），又精通音韵学，唱上几段家乡戏，说上几句捧场话，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就是始终听不到这位大学问家对昆曲的好评，哪怕是三言两语的肯定。

盼望顾炎武热爱昆曲、高评昆曲，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命题，但事与愿违。顾炎武确实不爱昆曲，但无损他的高大形象，毕竟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应同情顾炎武所处的动荡处境，体谅他在昆曲领域的“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