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友 孙青瑜

年近九旬的孙老贤告诉我说，七十年前有一个来小镇上的共产党人叫范景臣.住在镇北街的卢家干店里。那是一个鼓书艺人，会唱河南坠子和大鼓书，尤以《岳飞传》说得好。只可惜被人告密，几天后，陈州城南门的城楼上就悬起了他的人头。

卢家干店在北街口，自从那个姓范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之后，店里就时常闹鬼。卢家干店的老板叫卢老玉.不少人都怀疑他为了国民党政府的赏钱出卖了范景臣，但由于缺乏真凭实据，这事儿就一直悬着。直到1947年土改工作队来到镇上搞土改，才有人将此案摆到了桌面上。

当时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姓凌.叫凌学武，三十几岁，长得相当英俊。孙老贤是当时民兵队队长，他说向工作队提及此案的人姓曲，叫曲春阳。曲春阳也是北街人，曾与卢老玉家因宅基地打过官司。卢老玉倚仗着在县警察局当秘书的表弟袁文一打赢了官司，让曲家赔偿了不少钱，从此两家结下冤仇。陈州解放后，袁文一被镇压，曲春阳才敢向工作队提及这事儿。曲春阳有理有据，说颍河镇距陈州城四十华里，当初县城张贴悬赏范共党的告示和画像，镇里人很少见到，唯有他卢老玉常去县城找他的表弟袁文一。袁文一当时正在警察局里当秘书，二人悄悄地就可以将范共党的事情给办了。神不知鬼不觉呀！

孙老贤说，如果按曲春阳所说，也不是没一定道理。但这种人命攸关的事，凌队长没有轻易相信，他对曲春阳说。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但缺少有力的证据。如今袁文一已死，若卢老玉矢口否认怎么办？

曲春阳说：“可以去警察局查一下档案嘛！这种大事肯定会有记录，比如是谁领了赏钱，是谁告的密，肯定会留下证据的！”

凌队长望了曲春阳一眼，笑道：“你也挺懂这些？”

曲春阳说：“我上过私塾，前几年还在周口码头当过几天差，多少懂一点儿！”

凌队长一听曲春阳有文化，很是高兴，说：“现在正缺少有文化的人，希望你也能出来参加革命，怎么样？”

曲春阳迟疑了一下，望了望凌队长，说：“只要你们需要，我愿意随时参加革命工作！”

凌队长点点头。等曲春阳走后，才从孙老贤那里得知曲家是破落户，过去家里有地有房有牲口，市面上还开有店铺，若不是与卢家的一场官司，至少也是个富农！凌队长笑道：“刚才一听说他有文化，我就猜出他不是贫雇农。但从气质上看又不像地主，只想他是个中农阶层，不料比中农还富一些。”

当时的颍河镇政府为陈州第九区。区政府就驻扎在雷家大院。雷家大院很阔，方方正正足有五十亩地，几进深的大宅院。大院套着小院，一般人进去常常会迷路。而凌队长的办公室就在最深处的正院内，院里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当时正值春天，幽幽的花香沁人心脾。孙老贤和凌队长一边朝小花园里走一边聊。走到一棵樱花树下，孙老贤突然想起一事，说：“这曲春阳的大儿子解放后莫名失踪。直到现在仍杳无音信，曲春阳主动揭发旧案，是不是怀疑他儿子的失踪是卢老玉暗中做了手脚？”凌队长若有所思道：“难怪这个曲春阳如此积极地揭发旧案，他儿子是做什么的？”孙老贤说，解放前一直在县里上学，后来不知道干什么，但很少回来。凌队长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再说话。可能正是因为孙老贤的一句提醒，关于曲春阳向凌队长告发的那件事儿.凌队长也没当回事儿。

不想就在这时候，陈州县土改简报上披露了一件大案。

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县大队的三小队在颍河北岸的白马乡水牛庄驻防时。被人告密，三十几人全部牺牲，现在方知，只逃出了一个炊事员。炊事员姓王，叫王灵书。这王灵书逃出来后怕跟组织说不清，所以一直没敢归队。当时县委掌握的情况是：敌人包围那个县小队后，战士们还在熟睡。他们将人杀害后，又将尸首扔进了颍河里。因颍河水暴涨，被扔进河水里的尸首基本没捞上来。所以，县委一直以为小队战士全部牺牲了，也没深究，不想这次土改工作队一进村，王灵书才向组织说明了当年的情况。王灵书说悲剧造成的原因很可能是叛徒出卖！县委组织部根据王灵书提供的情况查看了当时的档案，发现当时有三个同志被捕。档案中记载的三位同志.一位叫耿全义，是城北白楼区的区交通员：另一位姓鲁，城东鲁台人，是县委与项城县委的联络员：还有一位叫范景臣，是县委敌工部部长。若按当时内部掌握的情况分析，耿全义和那位鲁姓同志压根儿不会知道县大队的活动情况。若是叛徒告密，唯有范景臣的可能性最大。可让人不解的是，范部长也牺牲了。最后，县委领导指示说，除去叛徒出卖之外，也不排除其他因素，如特务、地主分子告密什么的，要求各区工作队在运动期间严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凌队长看到这里说，如果真是那个范景臣叛变投敌使我军蒙受如此创伤，那事情的起因就与卢家干店连了起来。也就是说，眼下还不能完全排除范景臣叛变的嫌疑，因为那时候已近解放，叛徒的价值已不大，你就是叛变了也没多大用处了，所以也不会留你。这样一分析，卢老板的干系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如果卢老板不告密，范景臣就不会被捕。如果范景臣不被捕.他就不会叛变，敌人就找不到县三小队的行动踪迹，也就不会发生那场大惨案！如此反过来一想，凌队长立刻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了对卢老玉的火速调查。

卢家干店在北街口的西边，出门不远便是通往陈州城的官道。门前有一棵古槐，据店主人卢老玉说是乾隆年间卢家祖上栽下的。几百年了。树的五叉股处已空，根部也朽了一个大洞。树根盘结，凸出地面的如蛇般，扭曲得很丑陋。树身很粗，四个人合抱才能搭手。因是本地槐，虽然年岁已久，但耐活，仍是树繁叶茂，树荫能罩严一片街。卢家在一股伸叉处的树枝上挂了太谷风灯，上写“干店”二字。卢家干店的店门较宽，能过胶轮马车。店内不但有人吃马喂处，也可以租赁被褥。一般干店都是“干”的，只提供住处，不提供茶水和被褥。这地方什么都有，但必须租和买。也就是说，住店打店钱，喝茶打茶钱，没带被子可以租，没饭吃可以买。由于供客人选择的余地比较大，这生意也就做活了。

卢老玉的真名叫卢尚玉，“卢老玉”是对他的尊称。小镇上对待头面人物，多尊称其为“老”，如“老玉”、“老友”之类。也就是说，卢老玉虽然只是个干店老板，却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而卢老玉受小镇人尊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他爱做善事。比如他喜欢听书，镇上来了鼓书艺人，他总要出钱包两场公演：二是他家祖上曾阔过，在陈州城里开过钱庄，后来不知因何家道中落了。家虽然败了，但曾经富过的历史还没完全消失，仍能在名誉上庇护后人。卢老玉很可能就是沾了这光。那一天孙老贤领凌队长到北街卢家干店时，正巧卢老玉刚从陈州城回来。当时卢老玉已经年过半百，但身体却还健壮，只是因为个子高，前身有点“探”。总而言之，凌队长看到卢老玉的第一印象，觉得卢老玉并不像半百之人。他面色红润，双目贼亮。老远就看到孙老贤领凌队长来到店内，热情地引到客厅，让老伴儿沏了一壶“棍儿茶”招待贵宾。

三人坐定，因为与凌队长不熟，卢老玉便先与孙老贤搭话。孙老贤与之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询问范景臣一事。卢老玉一听旺然一时，像是才想起来似的，说：“你是不是问那个说书的老范？”凌队长在一旁点点头，加重语气说：“对，叫范景臣！”卢老玉将目光转向凌队长，诧异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叫范景臣？”凌队长也颇感吃惊，说：“怎么，你不知道他叫范景臣？”卢老玉将身子朝前探了探，看看凌队长，又看看孙老贤，说：“凌队长，你不知，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说书的老范，没人知道他叫范景臣！不信你问问老孙！老孙，你说是不是？”孙老贤点点头。卢老玉见孙老贤支持他，像是放松了不少，对凌队长说：“这个老范呐，依我看他就是个唱戏的，压根儿不像什么共产党！”凌队长问：“他不是共产党，那国民党为什么抓他？”卢老玉说：“这个我可说不好！”凌队长望了卢老玉一眼。有意提示道：“有人举报说是你向你表弟袁文一告的密，为的是领赏钱！”

卢老玉说：“曲春阳的话你能信？”

凌队长颇感吃惊：“你怎么会猜他？”卢老玉笑道：“我们两家有仇嘛！但我不怕，身正不怕影子歪，心里没羞事，不怕鬼敲门！这老范被抓是千真万确，但绝不是我告的密！为此事我还问过我表弟袁文一，他守口如瓶，只说这不关你的事，好生开你的店！”凌队长又问：“范景臣被抓后的情况你知道多少？”卢老玉说：“听我表弟说，共产党员范景臣坚贞不屈被枪决，头悬在南城门口！因为他在我干店里住过，那一天我专门跑到南城门口看了他一眼，只可惜那头颅血糊淋剌的，从木笼里朝下滴血水，看不清！”凌队长说：“如此说来，你也不敢断定那木笼里是范景臣的头颅了？”卢老玉说：“是的！但布告写的是范景臣，还说他是一个共产党的什么官儿！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叫范景臣！那个曲春阳，大概也是从布告上看到的！”凌队长望了一眼卢老玉，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刚才为什么说你不知道老范的名字？”

卢老玉见凌队长起疑，并不惊慌，说：“知道老范叫范景臣的全是听曲春阳说的.然后又跑到陈州城证实的！因为我们与曲家有仇，我怕他借机找什么事儿，所以才去证实的！这叫耳闻为虚，眼见为实！”

凌队长被卢老玉的善辩震了一下，好一时才又问道：“那个老范当初在你店里住了几天？”卢老玉垂目想了想说：“有八九天吧！”凌队长又问：“除去晚上说书外，他白天常出去吗？”卢老玉边回忆边说：“因为夜里熬夜，他都是一觉睡到中午，有时下午出去走走！”凌队长又问：“知道他常去哪些地方吗？”卢老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凌队长长出了一口气，掏出烟来，递给卢老玉和孙老贤每人一支，吸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说，“今天就到这，你忙！”言毕，向孙老贤一使眼神，便走出了卢家干店。

从卢家干店出来后。凌队长一路无话，一直快到区府大院时，才开口问孙老贤说：“老孙，你对卢老板说的有什么看法？”孙老贤想了想说：“这事儿不好判！因为那姓范的在镇里说了好几天书.知道他住在卢家干店里的人很多。”凌队长看了看孙老贤说：“可有谁知道范景臣是地下党呢？”孙老贤被这话问住了，怔然一时方说：“对对对，我忘了这茬儿了！可刚才卢老玉说他也是在范景臣被捕时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呀！”凌队长冷笑了一下，说：“疑点就在这儿！你看那卢老玉一直强调说老范不是共产党.老范被杀后.他还专门跑到县城里，去证实曲春阳的话！依我看，是他心虚！现在唯一能说得通的。就是县警察局里先抓的那两个共产党中有一个叛变了革命，招出了范景臣，这样那袁文一才把消息传给了卢老玉！”

“那袁文一为何把这种秘密事儿说给卢老玉？”

“因为卢老玉是开干店的.南来北往的人多。他很有可能早就被袁文一发展成了线人！”

“你是说，刚才卢老玉没说实话？”

凌队长先是点了点头，突然从推理中醒来，长出了一口气，说：“不不不，刚才我只是瞎猜想，也叫侦破推理，不算数的！眼下还不能肯定他的话是真是假！但有一条可以肯定，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多少年之后，孙老贤说：这以后，因为工作忙，斗地主，分田地，挖浮财，防反共暗杀团报复工作队和贫农团，凌队长便将此事压了下来。现在想来，当初凌队长没及时破案，很可能是缺少证据。再说，那时候土改是中心工作，一切都要为此让路。白马乡血案虽是大案，但毕竟是疑案。说不准压根儿就没有人告密，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当时正是“拉锯”时期，敌来我往，偶然性极大。再说，这种疑案绝不是一个，只要等政权巩固下来，迟早会破的。

写到这儿，父亲于2叭3年7月心衰离世了，为了帮他补写好这篇残稿。前一段时间我专程回了一趟乡里，准备去孙老贤家采访一下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

爷爷说，不用去他家找他，他天天来晒暖。

颍河镇东街的老人走得差不多了，连个说话的人都难瞅，孙老贤说，所以他每天中午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一是晒暖，二是找你爷爷喷一会儿。

孙老贤的嘴巴像一口深陷的泥潭在阳光下一张一合，接着就给我讲了一上午“古”。

颍河镇是水陆码头，历来是商贾必争之地，所以镇里的大户人家多，东南西北四条街上，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富豪。最大的是东街的雷家和西街的马家。而雷家与马家相比，雷家县城有商铺银庄，镇里有码头、烟厂，四乡又有几百亩土地，光佃户就有几十户，一直是公认的首富。首富，自然是土改运动中的主要斗争对象。所以，颍河区委一成立，就驻扎在雷家大院。雷家大院很阔，被镇人称为“雷家老院”。雷家祖上出过京官，眼下主人雷桂波不但是颍河镇首富，还有个儿子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宣传处处长。也就是说，雷家不仅是富，还反动。土改运动要打倒的正是这样的大户！而土改工作要想掀起高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召开斗争大会，先拉出去游街示众，然后拉上批斗台，动员他们的佃户上台诉苦，效果就有了。

因为雷家是大户，被斗争的次数最多。再加上雷桂波顽固不化，为掀起更大的高潮，土改工作队决定要刹刹雷桂波的余威邪气让其赔罪。因为按当时的镇反政策，只切到营长和党部委员，而雷桂波无职无权，只是一个有钱的地主而已，并够不上枪决的底线。为了树立斗争典型，区里宣布对雷桂波执行假枪决，吓唬一下阶级敌人。

不想就在这时雷桂波突然说有一件重大秘密要交代，而且提出了条件，说交代后必须保他一条命。凌队长一听他竟敢提出交换条件，很是气愤，对工作队里的人说：“这老家伙真是狡猾至极，竟然敢向我们提条件！”话是这么说，探秘的心理还是使他让了步，给县委打电话请示。因那时候急性土改已经过去，上头对杀人一事比过去谨慎了不少。县委指示说，如果雷桂波交代的事情非常重要.可以宽大处理：如果他糊弄我们，格杀勿论。凌队长得到指示，立即提审雷桂波，并向他说明了“保命”的条件。雷桂波信以为真，说：“我这秘密真是绝密。知道这秘密的人只有三个人，一个去了台湾，另一个已被你们打死了。如果我死了，就不会有人知晓了！”

凌队长说：“好吧，只要符合我们所说的，就留你一条命！”

雷桂波望了望凌队长，目光里透出不信任：“你说活可当真？”

凌队长说：“为你的事我们专门请示了上级，我是代表县委向你保证！如果你不信，可以不说，还按原计划执行！”

雷桂波面色骤变，急忙说道：“我说我说！我要说的这件事是我儿子和一个名叫袁文一的人干的！”

凌队长说：“你儿子不是在开封吗？”

雷桂波说：“是呀，他名义上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宣传处处长，实际上是军统开封站站长杨慰的副手。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河南大学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头子陈津岭联合杨蔚和中统的赵召林，派特务混进去捣乱，结果被学生识破，被抓住进行公审。当时的开封警备司令部立即派兵包围了河大.逮捕了一批赤色分子，突审后在东关活埋！”

凌队长打断他说：“这件事当时就被揭穿，算不上秘密！’，

雷桂波说：“我说的这件事在后面，在逮捕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叶芳的女共党.经不住拷打和污辱，交代了她舅舅曾让她看过《共产党宣言》的事情。军统到陈州顺藤摸瓜。秘密逮捕了叶芳的舅父！”

凌队长问：“叶芳的舅父是共产党？”

雷桂波说：“是的，而且是陈州地下党敌工部的负责人，姓范，叫范景臣！”

凌队长一听是范景臣，十分惊讶，急忙问：“范景臣是不是在镇北街卢家干店被捕的？”

雷桂波摇了摇头说：“秘密就在这儿！那个真共产党员范景臣与我儿子是陈州成达中学的同学。我儿子先是劝降，然后让他参观拷打共产党的惨状，范景臣经不住震唬，最后叛变。叛变之前，他向我儿子和当时的警察局局长袁文一提出一个要求。说必须先找一个人替他死，他才肯招供。赶巧那一天镇北街卢家干店的老板卢老玉进城办事，去警察局拜见他表弟袁文一，无意中说起有一个姓范的艺人正在颍河镇说《三国》，说得不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袁文一立即就问那人多大岁数，叫范什么？卢老玉说，四十来岁，至于他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姓范，大伙都喊他老范！袁文一听完，暗自窃喜，急忙向我儿子汇报。我儿子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刻派人来到镇上将老范抓走，第二天以共产党陈州县委敌工部部长范景臣的名义杀害了，并将头颅挂在南城楼上，示众数日！”

凌队长听到这里，愕然好一时才问道：“照你所说，那个真叛徒范景臣至今还活着？”

雷桂波说：“他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初白马乡牛大庄死的那几十个县大队的人就是他告的密！'，

凌队长听到这儿。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看了看雷桂波，说：“你讲的可全是实情？”

雷桂波说：“这是我儿子临去台湾时特意告知我的，他原想带我一起逃去台湾，只是没搞到机票。后来他就给我讲了这个秘密，说到关键的时候可当一个救命符，保我一条老命！”

凌队长又望了望雷桂波，说：“除了这一条，你儿子还给你留下了什么？”

雷桂波说：“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一条！”

凌队长没再追问，命人将雷桂波押下，又急忙去县里汇报了审讯结果。

县委领导们一听事情是这样的，都很吃惊。急忙召开会议，研究叛徒范景臣的去向。有人推测他去了台湾。有人推测他招供后被杀害。对去台一说，大多数人不相信。因为作为叛徒，招供后用处不大，更何况当时已临近解放，国民党绝不会把他当成累赘朝小岛上带！对招供杀害一说，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原因是范景臣与雷桂波的儿子雷音亮是同学。据说二人在成达中学上学时关系就不错。只是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既然范景臣已经供出了重要情报，并使我们县大队受到重创，在敌方那里应该是大功一件。再加上二人是同窗好友，于公于私，都是不会杀他的……众说纷纭。到最后，县委领导决定，由凌队长对卢老板进行二次讯问，除此之外，还派人去开封，查一查那个当初供出范景臣的女学生叶芳的下落。

那一天，凌队长从县城回来立即就讯问了卢老玉，为什么要隐瞒配合袁文一诱捕鼓书艺人老范一事。

卢老板说：“我害怕呀！不管艺人老范是不是共产党，毕竟是我向我表弟说出他住在我店里的呀！”

凌队长目光严厉地望着卢老玉，问：“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平白无故向袁文一说起老范？”

“哪里是什么平白无故？”卢老板叫屈说，“那一天我本来是想找袁文一买点盘尼西林，因为我老婆有哮喘病，用那药最见效。当时盘尼西林由警察局控制，他先给我批了两盒，办了正事便问我近期生意如何？接着就顺着他的话，说到了老范，夸老范的《岳飞传》说得好！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天下午老范刚一回来，就被抓走了！”

凌队长问：“袁文一没给你赏钱？”

卢老板一听此言，拍胸指天道：“天地良心，我若使他一分钱，天打五雷轰！”

凌队长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缓了一下口气，又问：“知道这个老范是哪里人吗？”

“不知道！”

“这样吧，你去查查这个艺人老范是哪里人.这样也可以帮你洗清冤屈，你看如何？”

几天以后，从县城传来消息，据县敌工部的一位同志讲，范景臣是被雷音亮约出去的。当时范景臣对外是范老板，为掩护他的真实身份，地下组织在北关开了一座茶楼。茶楼也叫“清唱茶楼”，除去名伶来此走穴挣银钿外，还不时有曲艺大腕来演出。像豫北坠子皇后乔清芬、豫东鼓书大王吴宗汉、周家口评书名流骆崇棠等都来过，很是叫座儿。范老板被雷音亮差人叫走的那天天气晴朗，来人像是一个下人，说他家主人与范老板是同学，邀范先生去汴京城玩几天。当时雷音亮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处处长，茶楼的同志当时以为是范部长去策反雷音亮，谁知几天之后。范部长没有“策反”敌人.反倒被敌人杀害了。大概也就是在那一天夜里，白马乡发生县大队一小队遭敌包围突袭，全军覆没。也就是说，如果范景臣真的叛变，他与雷音亮玩的这出真戏假唱很完美。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县委打来电话。对凌队长说去开封调查叶芳的同志说。自从叶芳被捕之后，一直未回。其家人认为她肯定是和那一批进步学生一起被反动派活埋了！

正说着，通讯员进来报告县委书记已到镇上，同行的还有当年的炊事员王灵书。王灵书一副农民打扮，年近四十岁，一来到镇上就提出要去老战友曲委家看看。孙老贤和凌队长问曲委是谁？不承想问了半天，才知道这曲委原来竟是曲春阳失踪的儿子。

“曲委是共产党？”孙老贤惊讶地问。

王灵书说：“对，他在学校里就是积极分子，后来又入了党，白马乡牺牲的三十多个烈士里就有他。”

孙老贤和凌队长越听越愕然，由于凌队长对镇上情况不熟，便让孙老贤带王灵书去了曲家。

孙老贤说，当他带着王灵书走进北街胡同时，正值半下午时分，离老远就闻见一股子桐油气。在农家，桐油一般都用来油新做的鞋底儿，防潮防水。走进胡同口，孙老贤以为是谁家做了新鞋，不承想越朝曲家走，气味越浓，而且那股浓烈的刺鼻气味绝不是几双鞋底能散发出来的。孙老贤在越来越浓烈的桐油气里突然想起一件事.据说曲家上代家境殷实，翻盖房子时，本该起青砖瓦房，曲春阳的母亲见公公还盖草房，进来出去皆吊着脸子。曲春阳的爷爷一眼便猜出了儿媳的心思，也不作声。房子盖好，他找来一把锋利的抓钩撂给儿子，命他上去锛房。当时儿子不知父亲何意，愣了半天问刚盖好的房子还没住嘞，锛了干啥？公公见儿子犹豫，命令道，叫你锛你就锛，哪来恁多废话？！儿子无奈，爬到房顶上先小心翼翼地锛了一下，不想就听抓钩“当啷”一声脆响，那抓钩没有吃进半毫。儿子不服，又用力一锛，不但抓钩没有吃进去，还被反弹半尺有余。曲春阳的母亲见自家用草苫出的房顶，又经桐油一浇灌，竞比地主家的青砖瓦房还要结实，不由地向公公投去赞叹的目光。

可再结实的房顶也顶不住风霜雪雨的侵蚀。一晃都过去半个世纪了，莫非曲春阳又用桐油整修了房顶？如若那样，三间房顶浇下来，可真需一笔不小的费用！曲家早已破落，哪来的那么多钱来续写殷实？孙老贤带着疑惑，指了指曲春阳的房顶，扭脸对王灵书说：“到了。前面就是。”

王灵书看着老战友的家，情绪像是一下子陷入了哀伤，面色凝重地对孙老贤说：“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说没就没了。”说着，便红了眼圈。

孙老贤说正是因为那一天王灵书的情绪.让他突然卸下了应有的疑心，直到推开院门，见到曲春阳的老伴儿，才恢复应有的警觉。因为在农家走亲串友的都是七姨八姑的熟人，一般家中来了陌生的客人，主家都会愣怔半天，询问从哪儿来的。可那一天孙老贤带着王灵书推开曲家大门，曲春阳的老伴儿像是对王灵书一点儿也不陌生，还没等孙老贤介绍，便先搭了言：“这位先生，又是上面来的吧？”

按说王灵书是革命的逃兵，并没有享受到革命的福利，无论是气质，还是装扮，丝毫也不像是上面来的。但碍于面子，孙老贤还是点了点头说：“王灵书同志这次下来，专程看您和春阳哥来了。”

曲春阳的老伴儿一听，感动得直抹眼泪，说：“真是麻烦你们了，前一段送的钱，这不，我们刚把房子修好，我和老曲过得很好，请上面放心。”

“什么上面？”孙老贤说着，抬头看了看房顶，果真是新苫的房草。

“你不知道？就是经常来送钱的那个上面呀！”曲春阳的老伴儿像是很奇怪。

“知道知道。”孙老贤敷衍着，转了话锋问道：“王灵书同志来看你们，春阳哥嘞？”

曲春阳的老伴儿说：

“不是上面让他去帮忙去了吗？”

当孙老贤陪同王灵书从曲家回到区政府大院。立即向凌队长汇报了情况。凌队长一听也十分诧异，第二天便同县委书记一同去了县里，回来时，天已大黑，他告诉孙老贤说：“上面从来没有派人去曲家送过钱。因为革命刚刚胜利，很多烈士名单还在整理中，所以有关对待烈属的具体政策还没有下来。”孙老贤听到这里，知道事情旁生了玄机，立即让人去找曲春阳，准备连夜突审。

不想，派去的人空手而归，说曲春阳去了漯河。凌队长和孙老贤一听，对望一眼，当即直奔曲家调查虚实。

当二人摸黑来到曲家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农家一般入睡早。曲春阳的老伴儿披着衣服开门一看又是孙老贤，反手就要关门。

孙老贤眼疾手快，伸手一挡，挤进门里。

曲春阳的老伴儿见状，“哇”地放声哭了起来，屁股一滑，跪在地上直给凌队长和孙老贤磕头：“求求你们了，可别抓老曲呀，我儿子死了，老曲再没有了，我可咋过呀？”

曲春阳老伴儿的举动大大出乎了凌队长和孙老贤的意料。孙老贤说那一天他本想扶起曲春阳的老伴儿，从她口中套出一点所以然，不想，任由如何问，曲春阳的老伴儿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求求你们，别抓老曲。”时间很快到了十二点，凌队长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得作罢，匆匆安慰了曲春阳的老伴儿几句，便与孙老贤一道回到了区政府。

第二天一早，凌队长又叫来孙老贤。

孙老贤一进屋见凌队长双目通红，说：“老凌，再急的事也不能不睡觉呀！”

凌队长给孙老贤倒了一杯水说：“心里有事坠着睡不着，你说这曲春阳要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连夜出逃？”

孙老贤说：“问题是一定会有，只是一时间抓不住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更不知道这曲春阳与白马乡血案有什么关系？按说他儿子死于那场血案，他肯定会知道，为什么当初只字不提，单说范景臣和卢老玉的事？作为一个父亲，儿子被害，第一件事肯定是想法为儿子复仇，而不是旁顾其他。”

凌队长说：“是呀，看来这曲春阳是一个反常。再说，他们家修葺房顶的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刚刚胜利，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关照革命烈属，而曲春阳家的钱是哪个‘上面’送来的？曲春阳的老伴儿为什么不肯说出曲春阳的去向，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委和利害？”

“问题就在这儿。曲春阳的老伴儿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不懂法，更不知形势和政策，为什么下午说那么多，晚上只字不肯再提？还跪下求咱们放过曲春阳？”

凌队长却没有作声，一脸心事走向靠东墙的书案处，拿起笔架上的毛笔，蘸满香墨，挥笔写下一个“玄”字。凌队长的行书写得相当漂亮，一看就有极深的正楷功夫，行如流水，又不失骨法。看着书案上的“玄”字，凌队长突然想起了雷桂波。据说雷音亮几次高升，皆因雷桂波那一张张能以假乱真的鸿爪，像雪花在官场中飞舞多年的结果。因为兴趣相同，前一段时间雷府的其他家什都被贫农团分走了，唯有这黑檀书案，被他提前留了下来。雷桂波作为大特务头子的父亲，所供的事情属不属实？如果不属实，范景臣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的反共暗杀团不但活动异常猖獗，资金也异常充足，曲春阳的老伴儿所说的“上面”是不是他们？凌队长想到这儿，问孙老贤说：“曲春阳是不是说过他曾在周口码头当差？”

孙老贤点点头说：“你是不是在怀疑，他那个时候接触了‘上面’？”

凌队长嗯了一声，说：“就算他真是特务，与白马乡血案又有什么关系呢？白马庄血案里有他儿子，就算是他是‘那边’的，也不可能因为组织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儿子，虎毒还不食子呢，何况一个人父。再说，就算他有食子之心，也不可能知道组织的行踪呀！”说到这儿，凌队长越发头痛起来，只觉得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只觉得眼下，唯一能揭开谜团的只有曲春阳的老伴儿了！于是他一拍书案，说：“走，去找曲春阳的老伴儿！”

不想二人来到曲家时，推门一看，曲春阳的老伴儿不知何时已经上吊身亡了。

再仔细一看，脖颈上还有指甲掐的痕迹。是谁掐死的这个妇人，又制造了这上吊自杀的假象？

“会不会是曲春阳？”孙老贤脱口而出。

“如果真是这个曲春阳所为。此人身上的问题还不小嘞！”凌队长说完，看着曲老太太，思忖了一会儿，又说：“看来，还要重审雷桂波！”

雷桂波因为交代了护命符，坐在审讯椅上精神了许多，见到凌队长和孙老贤进来，含首微笑了一下。看那神态，有一种大命已保的豁然。凌队长面色严肃地坐下来：“曲春阳你可认识？”

雷桂波一听问曲春阳，怔了一下，说：“一个镇上的.我咋会不认识？”

凌队长说：“他和你儿子雷音亮可熟？”

雷桂波：“他俩是小光肚儿朋友，以前曲家与我们家还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算是世交。”

凌队长说：“除了范景臣的事，你儿子临走时还告诉了你什么？”

雷桂波一听这话，神情恍惚了一下，说：“没有！就那一件！你也知道他在通迅局工作，通迅局是啥衙门？就是原来的中统，保密局，他身为党国——不不不，他身为反动派，怎么可能跟我说他工作上的事，不是自找杀头吗？如果不是为了保我这条老命，恐怕连这件事也不可能跟我说的！”

凌队长沉默了一会儿，直觉告诉他雷桂波没有说谎，不想就在这时，暗查范景臣的工作人员小李在城北白楼走了进来，一见到凌队长，便一脸的紧张说发现了新的线索。凌队长见小李气喘吁吁的样子，可能是刚刚到家，便说不急，一会儿到办公室慢慢说。说着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小李尾随其后。刚出了审讯室的门，又一次忍不住地说道：“队长，不得了了，那个范景臣真没死！”

凌队长大惊：“那他现在在哪儿？”

小李说：“具体在哪儿我还说不上来，但是三点感觉告诉我：他还活着！”

凌队长瞟了一眼跟上来的孙老贤，问小李说：“说说看！”

小李说：“他要是死了，从常理上看，他老婆就算是不天天泪流满面.也不至于天天和邻居说说笑笑吧？”

凌队长点点说：“还有呢？”

小李两手一摊说：“没有了。”

孙老贤一听，巴不住笑道：

“你这等于啥也没发现呀！”

小李一听，认真地说：“这咋叫啥也没发现？这就是重大发现！”

凌队长摆摆手，说：“你先回去休息，然后继续监视！”

小李一挺身，打了一个敬礼说：“是，首长！”

看着小李的背影，凌队长对孙老贤说：“小李说的不错，他真的有了重大发现。”

孙老贤问：“何以见得？”

凌队长说：“您想想，现在最关键的是谁？是范景臣！只要抓住了范景臣，所有关于范景臣的迷雾都会一目了然，而范景臣眼下杳无音信，更不知是死是活。今天小李带回来的消息，虽然不是什么消息，但最起码从范景臣妻子的精神状态来看，范景臣有可能还活着！不管他有没有叛变革命，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能找到他，只要找到他，侦破此案就会有突破，要么案情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要么就是急骤转折！”

孙老贤认真地听着，从兜里掏出香烟，递给凌队长一根，问道：“如果这范景臣真是叛徒，说明此案与曲春阳没有半点儿关系。可反动派为什么要给曲家送钱？曲春阳为什么刚听到一点儿风声，便杀死了他的结发妻子逃得不知踪影？”说着，划着火柴，先给凌队长点上。

凌队长狠抽了一口，若有所思地说：“是不是曲春阳身上背的是其他案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二人说着。已经来到了小四合院。凌队长没有进屋，领着孙老贤走到小花园里说：“不管他们俩身上有没有案子，跑，就说明他们心中有鬼，眼下，咱们的首要任务是赶快把他们二人找到！”

区政府的能兵干将兵分多路去寻找曲春阳和范景臣。不想人马刚刚动身，就有村人来报案说，三里庄的地沟里有一具尸体，像是被人殴打致死，已经面目全非辨不出是谁。

凌队长不敢怠慢，跑到现场一看，只见死者果然全身伤痕，面目全非，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不知道死者身份，一连叫来镇上不少人，都辨不出这个面目全非的死者到底是谁。

镇上接连发生两起命案，一起没有找到凶手，另一起查不出死者身份，一时间镇上的人都恐慌起来，并传言说反共暗杀团已经从王店区来到了颍河区，下一个惨遭毒手的人就可能在你我之中。如此一来，吓得大家都不敢轻易出门，大街上静可罗雀。

凌队长很着急，问孙老贤说：

“你怎么看这起命案？”

孙老贤说他当时也说不了这起命案和反共暗杀团有没有联系？但是直觉告诉他死者有可能是曲春阳。虽然面目全非，但身高、胖瘦、脸型还在，如果死者真是曲春阳，断了一条线索事小，怕是会因此丢掉一个新的案情。但孙老贤那一天没有说话，因为他觉得这一切凌队长肯定也早已看出。

见孙老贤没有回话，凌队长长叹一声说：“眼下，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错综复杂，不管这些事情与白马乡血案有没有关系，先破案，将案子破了，一切都将不攻自破，镇上人的不安情绪也会自动消解。”

就在案情越发扑朔迷离之际，周口方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卢老玉这几天一直在关帝庙转悠。

“卢老玉？”孙老贤惊诧，“这卢老玉为什么要去关帝庙？”

“卢老玉是个生意人.他去关帝庙烧香拜神，有什么奇怪吗？”凌队长反问说。

多少年后。孙老贤说他并不同意凌队长的分析，偷偷跑到码头处守株待兔。因为从颍河镇去周口要到河南岸。河南岸有一条通往周口的官道，只要从周口方向回来，保证能守株逮到兔子。

果不其然。半下午时分，孙老贤远远看到卢老玉从周口乘渡船回来。下船时并没有看到他，正要哼着小曲儿朝家走，却被孙老贤带到了审讯室。

审讯室在二进深的小院里，是雷府先前的耳房。光线不好，凌队长进去好一会儿，才看清对面审讯椅上坐的是卢老玉，像是悟出了什么，大喝一声：“卢老玉！”

卢老玉听到喝声，懒洋洋地直起身来，问凌队长：“凌大队，我从王潭刚回来，家还没有进，老孙就把我莫名其妙抓到这审讯室，我犯了什么王法？”

凌队长一听卢老玉来劲儿了，脱口问道：“你去王潭做什么？”

卢老玉说：“我老家是王潭的！”

凌队长听到这儿，心里一惊，扭脸看了看旁边的孙老贤。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孙老贤目光正焦急地朝窗外张望，像是在等什么人。

不一会儿，果然推门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小李，另一个一脸陌生。

卢老玉看到陌生人进来，先是一怔，随后像神经了一般从椅子上腾身而起，声音发颤地质问那陌生人道：“谁让你来的？！”

那陌生人见状，也怔了一下，看看小李，又看看卢老玉，不知如何是好。

小李一见卢老玉来了脾气，半吊子脾气也上来了，跨前一步横身挡在陌生人前面，瞪着双目说：“是我叫他来揭穿你这个特务头子的！”

经小李一喊，卢老玉像傻了一般瘫坐在椅子上。

孙老贤说卢老玉聪明透顶，那一天他听了小李的一番话，知道自己的特务身份已经暴露。再加上他表弟的到场，等于无形中将他推到了鬼门关。在那个年代，特务身份一旦暴露，就等于说大限已到，离死不远了。那一天卢老玉恍惚半天，像突然有了大主意，怔然抬头，一字一句地对凌队长说：

“我什么都不会说！”

面对卢老玉的顽固.凌队长并不着急，冷冷地盯了他一会儿，说：“那好，我们就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听！”说完，便摆手让小李将卢老玉押了下去。

看着卢老玉出奇平静的背影，凌队长感叹说：“一定要想法撬开这个井盖！”

“如果卢老玉真是一口井，范景臣一定早已牺牲！”孙老贤说。

“何以见得？”

“因为直觉告诉我，范景臣作为我党地下领导，受党培养和考验多年，不会像雷桂波所说的那样如此轻易地出卖组织。”

“我先前也有这种想法，可雷桂波的话又作何解释？”

“会不会是雷音亮为救其父，故意编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镇反政策还没有下来。雷音亮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父亲够不着枪毙的线儿。”

“如果真是那样，雷音亮更适合当作家，而不是CC头子。”

“但是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凌队长思忖了一会儿，又提出一串问题：“如果范景臣真的牺牲了，出卖组织的人又是谁呢？曲春阳又去了哪儿？如果卢老玉真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头子，曲春阳怎么可能会受命于他？如果不是，那曲春阳又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们草还没有打，蛇就受惊了，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孙老贤说：“你怎么就认定是曲春阳杀死了他自己的老伴儿？”

“那还有谁？”

“如果是特务将他们夫妻一块杀死，然后造成一种曲春阳失踪的假象，给我们一种线索中断的错觉，从而制造一种无从再查的假象呢？”

“你的意思是说三里村的那个死者是曲春阳？”

孙老贤点了点头。

凌队长又问：“如果三里村的那个死者是曲春阳，岂不是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上？是谁出卖了组织？曲春阳家的房子又是哪个‘上面’送来的钱？”

孙老贤皱了一下眉头，思忖好一时才说：“那就等那口深井开口吧！”

不想就在这时。就听小李一声惊叫，二人扭脸一看，卢老玉已经躺在了血泊里。

原来趁小李不备，卢老玉一头朝围墙撞去，因为距离远，用力猛，凌队长和孙老贤跑到跟前时，卢老玉已经奄奄一息……

孙老贤讲到这儿，顿了顿手里的拐杖说：“你爹说下面的由他来编.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编出来，人就走了！”孙老贤说着，红了眼圈，像是在感伤我父亲的英年早逝。

我诧异地看了孙老贤半天，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结束了？”

“结束了！”孙老贤点点头，拄起拐杖要起身。

“别动别动！”我像个孩子似的伸手拦住他说，“案子才开始就结束了，也太虎头蛇尾了，再讲一会儿，到底是谁出卖了组织？你们是怎么查出来的？”

“你这个小家伙反了，敢动手打劫你爷爷！”孙老贤装着很生气的样子逗我说。

我一听呵呵直笑，起身给他捶了几下背，说：“求求爷爷再讲一会儿，也好让我回去后帮你大侄子——我爹补写好残稿不是？再说为我爹补写残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可是关乎着咱孙氏家族荣耀的大事！到时候我在文章中写上你的大名.你不就随文留名了，一传万代了？”

“小家伙，也……也不是爷爷我小瞧你，如果你爹还活着，我相信这个案件一定能‘破’得非常吸引人。”孙老贤说着正了正身子，又说：“也就是说，你爹活着时，让我随文留名，我信！现在，绝对没指望了！’，

一听孙老贤小瞧我，我不满地反驳道：“爷爷，你不要太小瞧人了！我帮我爸补写的残稿都发表好几篇了！”

“补写的再多。也只是为你爹补写残篇。而你爹活着时，那可都是在为生活补写残篇……”

孙老贤的话像是被什么激通了我堵塞的神经.我愕然地看着这位九旬老人，像是看到了一片正在构成着的无象.正在老家的上空飞翔……

2013年7月6日，父亲留此残篇于郑州家中溘然长辞。

2014年3月21日为父补写遗作，以慰父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