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

毛泽东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著名的“一化三改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简称为“多快好省”。这后一条总路线，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制定的，毛泽东对之十分珍视。那么，毛泽东制定这条总路线的初衷是什么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一个高速度

1955年，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将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他对中国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还不十分清楚，但他认定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一个高速度。

毛泽东深深感到，中国的经济实在太落后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不相称，与中国的人口数量也不相称。无论是基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考虑，还是基于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豪感，毛泽东都期望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一个高速度。对此，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时，针对农村工作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虽然是农村工作，但意义却是带有普遍性的，是针对全国的。他通过这段话来说明：高速度发展，快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中国来说，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是群众的要求。他批评某些干部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在他写的一则按语中也体现了出来。他写道：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正当毛泽东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个高速度问题时，国家计委于1955年10月送来一个关于国家十五年远景规划和“二五”计划的报告。国家计委早在1955年夏天就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十五年规划和“二五”计划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反复开会论证，于10月写成报告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稿后，对其他经济建设规划和方针、政策，没有异议，唯独对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发展速度不满意。由于报告是根据很多经济数字和我国经济状况制定的，又有严密的论证，毛泽东对报告中所定的发展速度又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于是，他对这个报告没有作任何批示，把对发展速度的不满深深压在心底。过了两个多月，即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写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时，把他对国家计委报告的不满表现了出来，并且作为一个涉及全国的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明确表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必须快的方针。

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1956年一开年，毛泽东就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建设。此时，毛泽东已经更全面地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搞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多快好省”4个字的建设思路。他把这4个字，当作中国经济建设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思，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当时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的集中体现。这篇社论表明，毛泽东在坚持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必须“快”的同时，又提出了“多”“好”“省”的概念，把“快”与“多”“好”“省”3个字联系起来，当作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法。

“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法一经确定，立即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鼓舞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确实对中国形成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激励各地各级干部盲目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本建设项目。周恩来当时以又喜又忧的心情形容说，这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周恩来显然十分担心国家预算和计划有失控的危险。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各省、市、自治区报上来的建设规划，都大大突破了中央确定后下达的指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国家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就肯定会失控并最后落空。

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但他更关心的，是中国能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以至赶上资本主义大国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人的热情。他肯定“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他虽然不反对周恩来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但他更鼓励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压缩基本建设预算和计划指标，他作为具体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因此，从1956年6月开始，周恩来主持国务院领导人开会，和陈云、邓小平等一起召集各省和各部委研究压缩指标问题。他们花了很大力气，说服和动员各地和各部委压缩预算，降低建设计划指标，并且在具体指导经济建设工作当中，形成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经验。他把这一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后，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共同商议，要写一篇东西，把这一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刘少奇十分赞成周恩来的这一想法。刘少奇提出，由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稿，把周恩来等人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作为各级干部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6月中旬，中宣部起草出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报给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阅、修改、同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20日，该社论稿在《人民日报》上见报。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开始反冒进，这篇社论的思想成为各地、各单位领导人压缩指标的指导。各地建设指标压下来后，全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就能比较顺利地执行了。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把压缩指标的成果确定下来，形成了中共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至此，反冒进取得了很大成效。

当时，毛泽东对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是赞成的。在中共八大上，他也赞成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但他始终感到不太舒服。他认为，反对急躁冒进可以，但更应该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在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赞同压缩1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但他在小组长会上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毛泽东讲这个话，就是针对反冒进的。后来，他把反冒进当作一股“水”，说他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指示，是“挡一下水”。

此后，随着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确定，以及全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毛泽东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出对反冒进的不满来。他认为，反冒进是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泼冷水。”

在苏联提出中国要赶超英国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的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十分赞赏，他特别对苏联于当年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表示高兴，认为这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他在11月14日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了一段发自内心的话：“苏联抛了一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免于恐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的话，毛泽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社会主义力量强大，就可以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现在，“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接着，毛泽东十分乐观地向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介绍中国的发展计划说：“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1月17日，毛泽东接见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时也表示：政治上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这些话，标志着毛泽东快速发展思想已经形成，并且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战略目标——中国15年后赶上英国。

确定了总路线的基本点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已经是1957年底了。这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各项指标都很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也确实十分高涨。看到这些，毛泽东更加坚信，中国人民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中国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的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成见更深了。

本来，他在赴莫斯科开会之前，就开始组织人写一篇社论稿，主旨是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鼓干劲的。这篇社论稿在国内时没有写完，毛泽东就带到莫斯科，让陈伯达牵头继续写。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多次讨论社论稿的写作问题。陈伯达写出初稿后，毛泽东仔细看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社论稿进行了多次修改。陈伯达修改之后，又由毛泽东交给中共赴莫斯科代表团全体成员传阅，大家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等毛泽东回国时，社论稿已经起草完毕。毛泽东回国后，又对社论稿进行了一番斟酌、修改，交政治局的某些同志看过之后，再经刘少奇阅过并同意，于12月上旬交给《人民日报》发表。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

社论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践的结果，证明党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切实可行的。社论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这篇社论的发表，在全党掀起了一股批反冒进、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主义的风潮。各地报刊均大量发表言论文章，既批社论中谈的中央“某些干部”，也批本单位本地区一些反对在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干部。这股风潮一来，大鼓干劲、大干快上的热潮更浓了。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主持下，按照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正式提出了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战略设想，提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社论最突出的亮点，是强调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同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赞赏，多次说：“这篇社论把中国的发展战略说明白了，鼓舞土气；社论中除了提出‘多快好省之外，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样就完全了。”

过完1958年的元旦，毛泽东就着手准备开中央工作会议，把他在莫斯科会议上确定的中国发展战略和《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指1957年12月12日社论和1958年元旦社论）的精神，在全党贯彻下去。毛泽东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十分重视，他在开会之前，先在杭州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1958年1月3日至4日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华东6省市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每天在会上发表一次讲话，总的精神是谈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问题，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的问题，同时批判反冒进，批右倾保守主义，还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毛泽东共谈了17个问题，其中主要内容有：要在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区；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普遍搞试验田；今后思想政治上的革命仍旧有，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要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政治与业务不能脱离，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政治业务要结合；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毛泽东这些讲话，很快就传达到了各级党组织，在全党统一了思想。

在做好上述前期工作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酝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之外，重要内容之一，是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特别突出地提到了“多”“快”“好”“省”问题。他说，8年来我们就是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的。毛泽东还直接点出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报刊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反冒进是错误的，而快速发展是可行的。他说，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反冒进的反面，就是多快好省。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强调的是“多”“快”“好”“省”，也就是强调他亲自主持写作并发表的两篇社论的观点：“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经济建设中保持高速度。这些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至此，总路线的基本点初步形成。

快速发展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共识

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召开期间，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周恩来在谈话中，对反冒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毛泽东很高兴，但他还是要求周恩来在第二次（20日）的会上作个发言，讲一讲。在20日的会上，周恩来发言，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对方针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同意发表的，因此，刘少奇也在19日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周恩来、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应该说是真诚的。他们都以为自己错了，因此，他们的思想也统一到了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了。正如后来（3月26日）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说的：主席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

毛泽东虽然在会上仍然继续批反冒进，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批反冒进，达到使全党都能接受初步形成的总路线基本点，使全党的思想在初步形成的总路线基本点上统一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

经过南宁会议，可以说，全党尤其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认识上，基本达到了统一。因此，南宁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

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把“多快好省”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为了肯定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战略是对的，毛泽东还正面解释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4句话，说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他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夏禹惜寸阴，我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赞同。经过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上的认识，也统一起来了。

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纳入总路线中

1958年1月下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1957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讨论和批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而讨论和批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又是会议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批准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而这个指标体现的，正是跃进的精神，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与会全体人员处于一种兴奋状态，毛泽东本人也十分兴奋。他在这次会议开会的间隙，就跑到山东去，召集有一些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农业合作社长等各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就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又动身去东北了解情况。他到东北后，找东三省的一些省一级领导人和一些大型企业领导人谈话，参观一些工厂，目的还是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问题征求地方各方面的意见。

地方各级干部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无疑深深地感染了毛泽东。到1958年2月，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热情是十分高涨的。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开始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见过。”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他认为，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一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生产关系。1956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2月27日讲的，6月19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是在同时并举。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我历来是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又一次批判了反冒进，但口气不像此前那样严厉了。他还对反冒进的性质作解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他以和缓的口气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全党。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6次发表讲话。毛泽东虽然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又批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讲话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能专门模仿苏联，要有独创性，要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路线的概念。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与苏联的相比，“原则相同，但方法有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那么，这条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中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除了提到“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及《论十大关系》中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方针外，又一次强调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的工农业并举、中国工业化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他认为，这些都是总路线的内容。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多次讲话中，通过与各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通过与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同志的交流，初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还在创造中，但基本点已经有了，今后的任务，一个是在实践中完善总路线的内容。对此他说：过去的8年，我们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来抓建设。现在，总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在科学、文化、教育、商业领域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要苦战3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另一个是让多数人相信总路线。对此他说：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也已经使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了，但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拥护总路线也是不自觉的。要让多数人相信总路线正确，要从理论上宣传，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有成绩，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这样，多数人才会认识到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用一段话概括了他的主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1958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广州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等一起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毛泽东与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共同磋商后，写出了一段概括总路线基本点的话：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公开讲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上述概述。毛泽东对这个概述是十分满意的。不光是毛泽东满意，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个概述也十分满意，一致认为，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成果。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