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王超

1950年10月，46岁的任弼时英年早逝。作为战争年代与其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贺龙悲痛万分！他含泪撰文悼念：“我和弼时同志开始见面并成为亲密的战友，是在人民解放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那是怎样一段艰苦的岁月呢？贺龙回顾道：当时蒋介石以优势兵力进攻我们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阻梗了我们和党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正在这时，弼时同志等所率领的六军团与我们二军团胜利会合了。由于两个军团的会合，特别是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兴奋之情，亲密之意，跃然纸上。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模范会师。任弼时：“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贺龙：“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

贺龙和任弼时的会面，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1934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说红六军团“一路是探路”，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既后来恢复番号的红二军团活动地区——笔者）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任弼时根据当时形势认为这“是不可免的”。事实证明，任弼时与贺龙的会面是愉快的，两军团的会师是团结模范的会师。

1934年10月26日，两军在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联欢会。这是黔东苏区东北端一个倚山大村，有近千户人家，红三军（此时未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司令部设在这里。为防止敌机空袭，联欢活动在树林里进行。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与贺龙等登上了主席台。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他指着贺龙向红六军团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贺龙满脸笑容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指战员敬礼，他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又是一阵笑声。

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接着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会后，红三军奉军委电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据理力争。任弼时、贺龙等致电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抵制中革军委将两军团分开行动的错误决定。任弼时、贺龙等协力同心，最终两军团集中行动的正确建议为中革军委所接受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以后，贺龙、任弼时等和中革军委发生了历时1个月的争论，焦点在于：一是两军团是集中行动、统一指挥，还是分开行动、各自直受军委指挥？二是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北开展攻势作战，还是由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西建立苏区？结果是任弼时、贺龙等的正确建议为军委所接受，也为后来两军团发展壮大，更好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乃至为形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格局取得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拉开这场争论序幕的是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的会师。两军会师后，直面而来的重要问题，是确定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方向。贺龙熟悉湘西地区情况，他和任弼时等研究后认为：第一，地处梵净山区的黔东特区新开辟不巩固的根据地，活动范围窄；冬季大雪封山，部队过冬有困难。第二，两军合则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而盘踞在那里的湘西军阀陈渠珍和苗汉地主豪绅勾结，红六军团孤军深入，一时难于立足。

任弼时、贺龙等会商后，于10月25日致电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同时，决定将黔东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两军现有伤病员合编成独立师，留在黔东特区坚持斗争，而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军委在26日发出的复电中，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建议：“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红六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而此时两军团正向黔东苏区南腰界开进，未及时收到电报。

27日夜23时，任弼时、贺龙又致电军委，报告两军团主力挺进湘西北，准备在湘鄂川黔几省交界处开创新根据地，并说明红六军团不直接向乾城、凤凰地区行动的原因。28日，任弼时、贺龙等率主力向湘西北发动攻势，当晚才接到军委26日复电。经过审慎研究，当天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致电军委，再次陈述利弊：“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之（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这3份电报集中反映了两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兵力、进军湘西北军事方针的正确依据，表明他们因地制宜，坚持己见的正确态度。

对此，军委于29日再次复电重申：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应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改编数天后应直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印、秀之敌，向黔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复电既不符合战场实际，又不采纳下级合理建议。

既然中央来电要求“向湖南大发展”，任弼时，贺龙等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不去乾城、凤凰地区，而是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北进军。10月30日，两军团顺利通过酉阳，连日急行军，向湖南龙山县招头寨前进，11月7日占领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摆脱了川黔军羁绊，甩开了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部队集结永顺县城附近，得到了1周时间的休整。

11月13日，朱德电示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这表明中革军委已开始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16日，中央书记处电示任弼时、贺龙等，对建立根据地、肃反、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给予指示。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为书记，同时成立军区，两军仍保留红二、红六军团名义，“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任弼时、贺龙分别兼湘鄂川黔军区政委和司令员。

党内斗争。“战士们看见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啊！”两军会师后，贺龙急切要求解决夏曦的问题，了解情况后的任弼时积极支持、参与领导，最终解决了夏曦的问题

两军团会师以后，任弼时、贺龙和关向应对批评夏曦错误的领导有两段。此前，由于夏曦在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时执行了“左”的肃反路线，“不正确的估计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4次进行肃反，冤错案甚多，后果严重。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的领导，早已不满”，请求中央“加强中央分局的领导力量”，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明确地说军分会“由夏曦负责是照顾不来的，反致妨碍党的工作”。所以，“非常迫切”要求中央“加派理论的军事的干部”以及参谋人才等。

两军刚一会师，通过贺龙和关向应等指战员介绍和迫切要求，了解一些情况的任弼时、萧克、王震就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政治工作队伍，提出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的主席，萧、任副之”。紧接着，任弼时、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联名致电周恩来报告：红二军团因长期与党中央断绝联系，“在夏曦同志的右倾取消主义领导之下，使政治工作受到大的损失，解散了整个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和一切政治组织，直到最近才开始恢复”。部队中党团员还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还没有党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支部，多数支部只有几个党团员，也没有划分小组，只有一个支部书记。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情况仍然存在。鉴于此，“我们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从红六军团调两名团政委任红二军团两个师的政委，“调一批同志和4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的普遍建立支部”。

部队在永顺休整期间，任弼时、贺龙等原打算召集大规模会议来解决夏曦的问题，因军情紧张，仓促间开了个团以上干部会，初步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上述措施，使红二军团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陆续起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贺龙等认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任弼时和红六军团给予的非常深远的帮助。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贺龙在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军政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红六军团派代表参加。任弼时、贺龙在会上总结了3个月来红二军团工作转变的成绩和弱点，批评了夏曦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红二军团当时建设的紧急任务。

任弼时指出，两军会师以来，红二军团中“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会师以前党团员只有213名，3个月来已有党员703名，团员413名，增加了数倍，“各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

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批评。他归纳夏曦的错误有3个：一是“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二是“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在“肃反中心论底下，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造成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怖现象；三是“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人特别踊跃，会场室内外都站满了指战员。夏曦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听取大家批评。

任弼时的报告和大家的批评，总的来说是依据中央书记处来电指示精神进行的，态度也是同志式的。夏曦也承认了所犯的严重错误。贺龙多年来坚持的正确意见也得到了肯定，效果是好的。会后，省委遵照党中央电示精神，仍委任夏曦为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

反敌“围剿”。任弼时关切地对贺龙说：“你就到后边休息一下吧！前面的事我负责。”贺龙说：“我万万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

1935年1月23日，何键、徐源泉制定“协剿”计划，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合计81个团11万兵力，并配有两队战斗飞机，分6路向湘鄂川黔苏区分进合击。新生的湘鄂川黔苏区，面临着被扼杀的危机。

这时，任弼时、贺龙通过电台破译的情报，从1月11日至31日的20天内，先后6次致电中革军委，详细报告国民党军的“进剿”“协剿”计划。原来，早在湘赣苏区时，任弼时就布置电台工作人员，侦听敌人电台和破译敌人电报密码，秘密了解敌人动向。到湘鄂川黔后增加了电台，他又布置建立了专门的侦察台，称“小电台”，日夜监听破译敌人情报。“小电台”在任弼时、贺龙直接领导下工作，成了总指挥部的耳目。

与此同时，为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1935年1月6日，任弼时、贺龙等进行紧急战斗动员。这时，两军团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17万余人，地方部队约3000人，是来犯之敌数量的十分之一。任弼时、贺龙指出，我们组织和领导得好，苏区现有这几十万群众相当10万、20万军队的力量，他们要求每个党员都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真正成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号召苏区军民行动起来，厉兵秣马，保卫新生的革命根据地。

5月9日，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认为：两军团牵制吸引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任务已告一段落，当前中心任务是保存壮大力量，坚持在长江以南进一步打击消灭湘鄂两地敌军有生力量，恢复和发展苏区。过去两军团为牵制敌人，主要对湘军采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现在湘鄂两军在地势上已被分割为东西两块。因此，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东湘军守、对西鄂军攻的方针。所以，从5月下旬起，任弼时、贺龙等率两军团主力向西进逼驻防龙山、来凤鄂军。在对鄂军的攻势中，红二、红六两军团统一指挥，密切协同，在忠堡地区全歼张振汉部。

原来，战前张振汉关于行动路线、行军序列和途中休息地点的密电，已经被任弼时、贺龙直接领导的“小电台”抄收破译。任弼时、贺龙亲率红二军团急行军奔向忠堡，先敌1小时到达，红六军团随后赶到投入战斗。任弼时、贺龙奔上山顶，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任弼时看到被歼部队战斗力很差，估计张振汉未必在那里。贺龙说：“我也这样想，我们一定要把张振汉请进来。”任务布置完毕，任弼时得知贺龙劳累过度又受凉，关切地说：“你就到后边休息一下吧！前面的事我负责。”贺龙说：“我万万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任弼时等都笑了。经过3天战斗，红军在忠堡地区击败敌9个团，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这次战斗，又是“小电台”提供了准确情报，使红军能掌握先机。贺龙风趣地说：“一个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6月至7月，任弼时、贺龙等指挥红军主力一部围龙山40天，城虽未克，但主力大部得到休整，在几次打援中接连给敌以打击。撤龙山之围后，红军进行了3次重要战斗.即招头寨、板栗园和芭蕉坨战斗。特别是8月初的板栗园战斗，创造了红军奇兵突出，楔入纵深歼敌的战例。原来，任弼时、贺龙等又是事先得到“小电台”监听到的敌人情报，掌握先机，决定“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然后奇兵突出伏击敌人。共歼敌1个师，2个团，1个特务营大部。8日，红军转移至芭蕉坨，再击败陶广纵队的10个团。至此，任弼时、贺龙等两军团奋战半年的反“围剿”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