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田

几乎每一件上古金器的身后，都有一段坎坷曲折的流传史，见证家国的百年沉浮。自上古大禹铸九鼎起，鼎便成了国之化身、正统所系。《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们是古老岁月里大事的见证者，穿越千载时光，一旦重见天日，必为惊天之藏。

我们要感谢那位叫克的人，他为祭祖上余荫，铸成一鼎，以传千秋万代，鼎上金文向后人告诫，不忘旧德，缅怀祖上荣光，也使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悉西周往事；我们也更应该感谢鼎的最后主人，她视鼎如命，历经劫难，最后把它送进了文物的殿堂，完成了藏家最神圣的使命。由鼎与人，再到家与国，个中故事，耐人寻味。

海内宝鼎

谈起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属大克鼎无疑，这尊重量逾两百公斤的鼎铸于西周孝王时期。造型端庄，形制雄伟，是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之一，清代末年就与大盂鼎和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此鼎口部微敛，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腹部略鼓，下置蹄形足，口沿下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宽大波曲纹，婉转流畅，是西周中期新出现的装饰纹样，一直到春秋时代都有使用。波曲纹的出现改变了商代晚期神秘兽面纹的装饰特点，体现出清新朴素流畅的新装饰风格。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如果说大克鼎的形制和纹饰显示出庄严厚重，给人以威严与权力的联想，那么铸于鼎腹内壁上的长篇铭文则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铭文分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赞美他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赏赐的奴隶、田地，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

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恩襄（壤）率心，宁静于猷，淑哲阜德。肆克（恭）保率辟葬（恭）王，谏（救）锌（义）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连），肆克口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亡（泯），易（嫠）无疆，永念于阜孙辟天子，天子明（哲），显孝于申（神），里（经）念阜圣保且师华父，（龠力）克王服，出内（纳）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强，保（义）周邦，吮尹四方。

王才宗周，旦，王各（格）穆庙，即立（位），锺季右（佑）善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唯（锺就）乃令，易女叔市、参同（纲）中恩。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淬，易女井家（勺累）田于（吮山），以阜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匡，易女田于（尊）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需符、鼓钟。易女井徵（勺累）人。易女井人奔于粮，敬夙夜用事，勿法朕令。”克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文且师华父宝彝，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为：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序，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道劲，全文非常工整。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出土争论

关于大克鼎的具体出土时间，上海博物馆陈列时曾标明：“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中国大百科全书，各种金石学著作都沿此说，据载，大克鼎出土后旋即由陕西转卖至北京。首先为天津人士柯劭吝收藏，而柯氏得鼎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传到了大收藏家潘祖荫的耳中。潘氏也是一位金石学家，据载，每闻有彝器出土，他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西周三大重器（虢季子白盘、大盂鼎、散氏盘）中的大盂鼎已被其收入囊中。得知柯八藏大克鼎，潘氏欣羡不已，亲往以重金求让。稍加协商，大克鼎即易主。两大礼器至尊齐聚潘府，可谓壮观，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亦称“大克鼎1980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

潘租萌是江苏苏州望族潘氏之后，出身名门的他，从小颖异机灵，学问渊通，他才识高卓，办事干练、勤快，一生担任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文渊阁校理等。故大克鼎得以八藏，潘氏自然高兴。盛名之下，不免引来诸多文人雅士及显贵上门，以求一睹二鼎的尊容。但潘氏奉二鼎若拱璧，不予示人。加上他秉性直爽、敢于直谏。为此潘家还真得罪了不少人。直隶总督端方，曾向潘逼诱出让，就终未能如愿。谁知，在收藏大克鼎的当年，潘氏即撒手人寰。但后来学者姜呜通过《潘祖萌年谱》和《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挂轴》的民国学者题跋，得出，潘祖荫卒于1890年12月，如果大克鼎出土于1890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再到北京潘祖荫所得再到他撒手人寰，一年时间应为不可能，故姜鸣认为，大可鼎的出土应早于1890年。

潘家护鼎

潘卒年在北京死后，由于膝下无子，遗产就交由其弟潘祖年全权处理，祖年比兄长潘祖荫小13岁，他虽不为官，但深知官场险恶，怕哥哥的去世使潘家失去庇护，迟早会遭人暗算，于是经过族内商议，决定举家回迁故乡苏州。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及大量钟鼎珍玩由京城运抵苏州，供放厅堂，视为传家之宝。并定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

潘祖年死后，保护潘家珍藏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孙媳潘达于身上。（潘达于原名丁达于，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家子弟潘承镜，潘承镜是由潘家四房过嗣给潘祖荫、潘祖年兄弟为孙子，兼祧两房香火。不料婚后三个月，丈夫潘承镜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

潘达于小时候没上过学，只粗识一些文字，但她一直谨记祖父潘祖年的家规，肩负着守家护才的重任。其时正值中国社会兵荒马乱，一些盗窃者不时“光顾”探底，甚至有外国人得知潘家的收藏，愿出600两黄金和一幢洋房买下两鼎，潘达于想起当年祖公曾叮嘱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要妥加保护，传给子孙后代，因此潘达于一口回绝了，同时这些让她更坚信家传珍宝的重要性。

1937年“八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山区避难。快到中秋节时，大家以为仗打得不那样急了，找个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大家匆忙收拾了东珏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

潘达于叫来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把克鼎和盂鼎以及其他金银器等宝物放八其中，在潘家一进中间背后，搬开方砖掘坑埋藏，并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一丝挖掘过的痕迹，然后再把书画和其他收藏放入夹弄里不易被发现的“三间头”里，它只有一扇小门，外面用旧家具堆起来，很不容易被发现。

日军占领苏州城之后，到处抢劫，潘家先后闯进七批日本强盗，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财务损失是在所难免的，维度埋藏大克鼎的大土坑和“三间头”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起潘家的收藏，万幸他到底也没有得手。潘家就这样在潘达于的小心保护下躲过了这场灾难，文物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了解放后。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8月即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文物管理文员会，颁布了一些列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1951年7月，已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希望将两大鼎捐赠给国家。上海文管会受捐后，随即派人前往苏州搬运，大克鼎由此得以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永久性收藏。

往事如烟，从克铸鼎祭祀祖上荣光到潘氏肩负家族使命坚定护鼎，历经三千年的历史变幻，唯有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家与国的情怀未曾有变。

（编辑/雷焕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