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平

一

49岁是个门槛。

我望着医院活检单上的两行字，深信那是医生的误诊。午间，我邀了朋友在一个小餐馆里共进午餐。朋友盯着那张白纸黑字的活检单，怔怔地愣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我说：“你别担心，明天去西安的大医院查吧，不会有什么事的。”在省城一家权威医院里，做CT，做B超，做磁共振，做各种类型的血检、尿检，做比CT更精细的“派特”检查。一万余元的检查费花过之后，权威医院里的医生们在疑疑惑惑的踌躇中确定了最后的诊断。

二

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沉浸在悲苦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依医生的安排，在朋友和同事的精心照料下，住进了省城那家权威医院。先是仪器治疗，历时26天。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妻子，我怕胆小心慈的妻子经不住这样的惊吓。后来，我想，总归要让妻子知道的，身边也需要一个照料的人，只是不能告知她详情，“犹抱琵琶半遮面”吧，让她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几次治疗之后，我约略地知道，这种放射性治疗，其实就是用一种类似核物质的射线，去杀灭猖獗在体内的病灶。治疗过程很轻松，又因为无明显的病症，虽然身在病房，我仍然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还常常去安慰四川那位烦躁不安的病友。妻子来了。她埋怨我早不告诉住院的消息，反复问我到底是什么病，我把那张诊断检查单藏在了包里，只说咽喉发炎已久，医生叮嘱要住院治疗。所住的病房也在中医科，增加了她信任的砝码。她在半信半疑中陪我度过了数日。

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窗外的月光冷冷地洒在病房的一角。我从睡梦中醒来，妻子坐在床头，眼泪从脸颊滴落在她的衣襟上，她拿着那张诊断检查单，独自抽泣着。她已知道了真相，病情是无法再隐瞒了。我坐起来，拉着她的手缓缓地劝慰：“人吃五谷生百病，况且这病的治愈率在70%以上，我现在不是跟好人一样么，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夜，我没了睡意，盯着病房的天花板，思绪难以平静。老天再给我两年时间吧，那时儿子就业了，女儿也上大学了，留在尘世的缺憾也就少了。只是以后的日子，苦了妻子，一个家就要支离破碎了……

三

治疗的前期，我不知道每一次那个仪器的扫射，就是一次对生命的摧残。十余天之后，我的口腔全部溃烂，舌苔变黑，牙齿变黄，咽喉干燥，连喝水都困难了。医生一边对症治疗外伤，一边继续着对病灶的强力扫除。就像大人教训孩子，打肿你的屁股，为的是让你不要变坏。我有时想，人类面对生命遭遇的“黑客”攻击，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法，到底是注入生命的活力，还是在一片带有黑斑的叶子里撒上剧毒农药，“黑斑”消失的同时叶子也已经枯萎了。

活检时留下的伤口也因为不及时消炎而红肿化脓，白棉纱依然贴在脖颈上，连续几天疼得我坐卧不安。三次去找医生，都说随后处理，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我的伤口自破，稠浓奔涌而出，那位蹩脚的临聘医生，才拿起一团卫生纸为我擦去脓水。我惊异于这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缺乏起码的医疗常识，感染的伤口岂能用不洁净的卫生纸去擦拭？是医术的低劣无知，还是良知的丧失殆尽？我只好求助于另一位主管医生为我处理包扎了伤口。那位年轻的蹩脚医生每天为我做的就是打吊针，抗菌消炎，这样的治疗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天，仅抗菌用药就花去了上万余元。这期间，主管医生告诉他不能再用抗菌消炎的药物了，他仍然置若罔闻。后来我才得知，在这个中医科，我的病除了仪器的扫射，无需别的治疗，他借着伤口消炎的理由，给我注射大量的抗生素，只是为了提取开药的更多奖金。自此以后，我常想，那些所谓的“白衣天使”，面对濒临枯萎的生命之躯和渴望生命延续的无奈目光，为何是那样的冷若冰霜？

四

仪器的治疗终于结束。医生告诉我休息一月之后，再开始另一种新的治疗，预案为六次。这种治疗更具破坏性，我理解是以毒攻毒。把杀灭病灶的毒素注射进人的血管，就像在战场上用机枪扫射对面来的一群人，已经顾不了是敌是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人啊。于是，这种治疗，在“除恶打黑”的同时，也残害着无辜。医疗的无奈，有时就像一个人在深山野林里遭遇毒蛇的攻击而陷于绝望。白细胞像秋末的黄叶从树枝上一片一片掉落，生命的树冠早已失却了绿叶的活力。免疫力急剧下降，我浑身感到困乏无力。那个白雪覆盖大地的隆冬，我躺在病床上，就像被赶进了地狱，感到生命微弱得如荒野里的一撮冬草，随时都会被践踏得东倒西歪。吊针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滴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两点，恶心呕吐一阵阵袭来，穿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护士在病床前晃来晃去，声音是刺耳的，视觉、味觉和感官不想再去触及任何一个对象，蜷曲在床上的只是一具眼珠尚能转动、呼吸尚未窒息的躯壳。妻子在医院附近租房为我做饭、送饭，使尽浑身解数，花样千变万化，我却没有了吃香喝辣的胃口，饭菜一次次被倒掉，妻子一次次泪流满面，头发一绺一绺往下掉。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如同墙头上一杆枯萎的蒿草，随时都会随风而去。

病房里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位病友悄然离世。深夜，清晨，或是午后，嘤嘤的哭泣声传来的时候，我知道又有一位难友向阎王爷报到了。隔壁病房那位29岁的小伙子，病情已是晚期，疼痛折磨得他整日呻吟不断，头上也鼓起了几个包。坚强的妻子不间断地为他捶肩揉背，似乎要把人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揉进丈夫奄奄一息的血脉，只是在丈夫情绪平稳的间隙里，一个人躲在阳台偷偷地啜泣，释放那积郁心中的一腔酸楚和满腹绝望。住在29号的那位中年女人，已是第六次来医院治疗，她告诉我这次治疗结束后，她不再光顾医院，任由苍天摆布，生死听命了。她的丈夫也许已被人生的苦难沧桑所麻木，他的前妻也是在病魔的蹂躏中抱恨黄泉，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前灾过后，他们平静地生活了8年，如今这第二个妻子又是病入膏肓，他认命了。

五

第三次治疗是冬寒褪去，春暖花开的时节。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一位主治医生的精心照顾，医生亲切的微笑、轻柔的话语和充满信心的鼓励，使我豁然冰释。有一天，我鼓着勇气向医生说出了我的请求：治疗到此为止，我想回家静养。医生似乎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畅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嘿嘿地笑了，心绪就像满地的绿树嫩芽格外鲜亮。

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相继得知消息，鲜花在病房摆了一长行，电话里一次次传来亲切的问候、殷殷的叮嘱、真诚的祝福。病房里荡漾着春天的温馨。一位挚友在电话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似乎是生离死别。双目昏花的姑姑哭着要二弟带着她来医院看我，任谁劝慰都泣不成声。叔父和弟弟更是隔几天打一次电话。村子里有了各种传言，善良的乡亲对我的病情作出种种猜测，远在外地的岳父岳母问我到底是什么状况，千里之外的儿子从同学的片言只语中听到消息后，也请假匆匆赶回……

六

在生命遭遇死神威胁的大半年里，那个像幽灵一样可怕的字眼，让所有熟悉我、关心我、疼爱我的人都惴惴不安，即使我结束治疗回到家中的一段日子，仍然有人打听我是否还活着。时至今日，那段日子设置的手机铃声，依然会勾起我清晰的记忆，让我回到那漫天大雪的冬夜，那阴风怒号的的黄昏……是误诊？是命中注定躲不过的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