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奇飞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主流思想，到了明代，儒家的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却已不是牢不可破。当天下读书人还怀抱四书五经，十年寒窗以求得功名时，明代思想家李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大胆批判宋明理学的虚伪与丑恶，主张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是古代少有的敢于非孔批儒、反对伪道学的“异端”思想家。当时对于这种“狂悖”之徒，好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刘东星却与李贽有着不解之缘。

刘东星，字子明，号晋川，泽州沁水（今山西沁水）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曾任湖广左布政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后因“平籴济民”减轻了天津附近水患灾害，升左副都御史、吏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河决口，他又因治河有功，官至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就是这样一位自幼读圣贤之书，深受儒学熏陶的明代官员，怎么会与当时的“异端”思想家结下深厚的友谊呢？

相见恨晚 雪中送炭

刘东星与李贽相识，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当时李贽流落于湖北麻城一带讲学，被当时理学家耿定向派人围攻，并诬蔑李贽是“左道惑众”。统治者的迫害，理学家的围攻，使得李贽身心俱疲，处境极为艰难，恰逢此时刘东星在武昌任湖广布政使，早闻李贽名声，见他受困，遂主动到李贽居所洪山寺拜访，并将李贽迎入公署加以保护。刘东星在后来所著《书道古录首》中回忆道：

“闻有李卓吾先生者，弃官与家，隐于龙湖。龙湖在麻城东，去会城稍远，予虽欲与之会而不得。又闻有讥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终以去官为难，去家尤难，必自有道存焉，欲会之心未始置也。

会公安袁生今吴令者，与之偕游黄鹄矶，而栖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见焉，然后知其果有道者，虽弃发，盖有为也。……嗣后或迎养别院，或偃息宦邸，朝夕谈吐，始恨相识之晚云。”

由此可以看出，刘东星虽为朝廷要员，自称为“拘受章句，不知性命为何物”之士，但他对耿定向之流攻击李贽为“异端”，并未人云亦云，一见李贽，便认为其人为有道之人，并相见恨晚。李贽被刘东星迎入湖北官邸后，一边与其朝夕谈吐，一边潜心著书立述，日子总算稍有安定。其实刘东星帮助李贽，并非仅仅是帮他摆脱“饮食耿氏之门”者的围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异端”思想的接受和认可，可谓是李贽的知音。刘东星是在李贽受迫害最落魄之时出手相助之人，二人至此建立了终身之交。对于他的雪中送炭，李贽一直难以忘怀，后刘东星离开武昌，迁往保定为官，李贽曾作《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八首，其中一首写道：

季心何意气，夜半犹开门。幸免穷途哭，能忘一饭恩！

黄昏入夏口，无计问刘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季心为秦汉间著名游侠，曾因杀人流落江湖，夜奔吴中袁昂家，幸免于难。刘琦为汉末荆州刘表之子，不受刘表宠爱，为自保，遂问计于诸葛亮。诗中将刘东星比作袁昂、诸葛亮，因其一饭之恩，使得李贽在穷途末路之时，得以自保，免于流落，对于刘东星的感激之情，不胜言表。

在刘东星离开武昌之后，二人书信不断，刘东星写道：“（与李贽）别后宦游燕赵，虽闻问不绝，而欲从未由。”李贽在《与周友山》信中亦言：“晋老初别，尚未觉别，别后真不堪矣。”二人友情真挚可见一斑。

惶惶巨著 出于坪上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丁忧家居的刘东星清静无事，想起老友李贽，特地安排其子刘用相前往李贽居所龙湖，邀请他到家乡作客，当时李贽已近70高龄，但他不顾年迈体衰，路途遥远，在刘用相和几个弟子的陪同下，向北而行，到达刘东星家乡山西沁水坪上村，生活了“历秋至春”之半年有余。坪上村是一个不足百户的村庄，看到这样一个与江南乡村截然不同的寂静安闲的小村落，李贽十分喜欢，他白天终日闭户读书，十分勤苦，夜晚就与刘东星相对而坐，探讨学问人生，研读古籍。同时，刘东星的儿子刘用相和侄子刘用健在侧旁听，还拜李贽为师。李贽在坪上时，写诗十余首，记录了他在此地的生活和刘东星的情义。对于不以诗作见长的他来说，本属不易，并且这十余首诗皆是表达了轻松悠闲的生活状态，如此情调，对于一生漂泊的李贽来说，很是难得。坪上时日，恰逢刘东星六十大寿，李贽作《寿刘晋川六十序》，在序中，他将刘东星比作太原狄梁公、白乐天，闻喜裴晋公、汾阳文潞公四大贤者，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贽在坪上村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论著《明灯道古录》，其内容以问答形式写成，发问人以刘用相和刘用健居多，也有刘东星和李贽弟子的问话和叙述，李贽以回答为主。后由刘东星子侄二人记录整理成书，再由他亲自主持付梓刊行。李贽在后来指出，《明灯道古录》其实是他与刘东星共同的思想结晶，如若没有坪上之行，没有刘东星及刘氏兄弟的问答，此书恐怕很难出世。《明灯道古录》表现了李贽非孔非儒、反对偶像的战斗精神和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由发展以及反对封建等级制、要求平等的思想，鲜明地体现了晚明时期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启蒙主义思潮的特色，这本书不仅是研究李贽思想的重要代表著作，也是认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轨迹的代表作品之一。李贽早年奔波于官场，卸任后遭受耿定向之流的围逐诽谤，晚年又遭遇牢狱杀身之祸，也许，只有在坪上村的短暂岁月，才是他生活最为安逸悠闲的时光。万历二十六年，刘东星任工部尚书，居山东济宁漕属。次年，李贽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藏书》在南京刻印，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著作，其收录了从战国至元末约800位人物的传记。这本书体现了他的反封建正统思想，对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此书一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焦竑、梅国祯等名人纷纷为其作序，焦竑评价这本书为“程量古今，独出胸臆，无所规放”。李贽《藏书》刻印，作为其老友的刘东星当然不会置若罔闻，专程去南京为《藏书》作序，以尽友人心意。

当“异端”遇上“异教”

万历二十六年，李贽又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拜会刘东星。利玛窦初至中国，一直希望有机会拜会当时万历皇帝，但苦于没有机会，李贽曾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时与其相识，得知其心事后，遂带他到山东去拜望刘东星。《利玛窦中国记》中对此有过描述，记述了刘东星接待利玛窦一行的情形：“当时这位总督（刘东星）是山西人，是一个虔诚的偶像崇拜者，但对于来生来世十分关心。他的儿子曾由一名叫李卓吾的朋友介绍，见过利玛窦神父，所以他也从儿子那里，听到了很多基督教信仰的事。……他们热情的接待利玛窦神父，然后听他谈了一些欧洲的情况。”刘东星成为首位接待外国人、接触基督教文化的山西士绅。

刘东星与李贽生活于万历时代，此时正是程朱理学最为猖獗之时，许多反理学者最终被当朝镇压，李贽等人皆被迫害，可谓时局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东星作为一个传统文人能肯定、支持李贽及其思想，对于朱明当道来说，本身就是反其道而行。平心而论，刘东星与李贽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李贽是儒学“异端”之尤，而刘东星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文人，但他不“拘守章句”，而是非常乐意接受各种不同的新思想，所以他能容忍李贽和其“异端”思想，并以积极的心态与利玛窦交往。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当时社会可谓难能可贵，也从侧面反映当时山西士绅并未墨守成规，而是能勇于去发现新思想和新世界，这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