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经言，男，汉族，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随即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至退休。现仍兼任《中国音乐学》编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1986年起）、国际音乐学学会（IMS，1989年起）、全国音乐美学学会（1996年起）等国内外多种音乐学术团体会员。曾先后任音乐研究所音乐情报室、外国音乐研究室主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学》主编助理兼编辑部主任、《中国音乐年鉴》副主编等职。曾先后于1981年、1994年、2004年、2010年和2011年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在德奥等地大学考察和研修，曾先后应邀在西安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广州大学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西班牙马德里音乐学院、德国科隆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等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

主要从事德语音乐文献翻译、音乐书刊编辑和外国音乐社会学史、音乐学术信息的研究和教学，并曾兼事德语口译工作，曾多次参与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参与和协调了多项中德音乐文化交流和研究项目。1979年起发表作品，至今已在国内外音乐专业书刊上发表音乐调研报告、论文、词典条目、译文、译著约460万字；编辑音乐专业文稿数百万字。主要文论著作有：《中国音乐研究四十年》（德文发表，见Acta Musicologica，1989/3，p.264-326）、《外国音乐社会学发展述略》（1994）、《二十世纪二十名人·外国音乐家》（合作，1998）、《音乐社会学》（2005）等；文集《多声世界》（2008）；译著《十九世纪东方音乐文化》（1985北京版，1987年台北版）、《西洋交响音乐入门》（1987）、《音乐与数学》（合译，1989）、《<奥尔夫学校音乐教材>入门》（2003）、《马克斯·雷格尔》（2003）、《理夏德·施特劳斯》（2003）、《匈牙利民歌研究》（2004）、《开启音乐之门——从若干崭新的视角观察音乐世界》（2005）、《艾斯勒》（合作，2008）、《门德尔松》（2008）、《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美》（2015）；译文集《上古时代的音乐》（合作，1990）、《音乐社会学》（合作，1990）、《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2002）、《音乐教育学与音乐社会学》（2008）、《中国古代乐器考·论中国古典歌剧》（合作，2010）等多种。此外还曾参与了《二十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孟宪福主编，1991）和《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1998）等多部音乐辞书的编写工作。

金经言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上海。父亲为其取名“经言”，字“宣中”，其中“经”为家族辈分排序用字，“言”取自《周语》“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言。

父亲金缄三喜好书法和绘画，还是位音乐爱好者，善奏琵琶和笛箫。由于父亲的影响，金先生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也显示出对音乐的热爱。中小学期间曾参加市少年宫组织的合唱演出，一度学过竹笛，并曾试图学弹琵琶。

1969年，年仅17岁的金先生，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八团支边，就此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长达5年多的兵团生涯。

1974年10月3日，是金先生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收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入学通知书。随即前往北京求学，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学生，并于1978年顺利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1979年，金先生发表了译文处女作《对写世界音乐史提几点看法》（原文作者是波兰著名音乐学家丽莎，见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国外音乐资料》第9辑）。此后三四年间又先后在《外国音乐参考资料》《音乐译丛》《国外文艺资料》《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吉林歌曲》《山东歌声》《音乐通讯》《编译参考》《北京音乐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豆腐块”，作为练笔；同时开始《十九世纪东方音乐文化》一书的翻译工作（该书于1985年由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同年10月调至音乐研究所外国音乐研究室。自入音乐研究所，金先生即深切感受到自身音乐基础知识的欠缺，自学和边干边学虽是一种提高素养的方法，但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于是在所领导的协调下，开始随本所研究员施正镐老师系统学习基本乐理，同时还前往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黄晓和、钟子林两位老师的外国音乐史课程。

1981年，金先生获德国外交部四个月奖学金，赴德国歌德学院进修语言。

1982年回国不久，正式担任第一次口译工作，参与接待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任口译。年底又被中国音乐家协会借调，接待德国DAAD音乐部主任、德国柏林爱乐乐团原长笛首席施密茨教授（Hans Peter Schmitz），担任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全程口译。对于这次工作，负责接待施密茨访陕的西安音协外事处柏俊民来信给予了高度评价：“您这次陪同兼翻译的工作，我是感到最满意的，整个交流完成得非常好。领导和音院师生赞口不绝，……您在事业上的追求很强烈，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此后，金先生多次被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借调，接待民主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资深编辑巴赫曼博士（Dr.Werner Bachmann）、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黑管首席梅尔（Ivan Mahr）、德国埃森大学音乐学教授沙夫拉特（Helmut Schaffrath）、民主德国音协主席莱塞尔（Wolfgan Lesser）、德国不莱梅大学音乐学教授克莱南、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学院奥尔夫教学法专家哈特曼（Walfgang Hartmann）和维特默（Manuela Widmer）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奥地利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博士（Dr.Dietrich Schüller）等音乐界人士来华访问讲学，担任口译。

金先生告诉笔者，他当时担任口译工作，既解了有关单位外事接待工作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为结识德国音乐学者，了解德国音乐学界现状找了一条途径，这些接待工作对他的学术发展以及此后在德国的学习和研修均十分有益。

1984年起，金先生开始著名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的专著《匈牙利民歌──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一书的翻译工作。1985年9月音乐研究所油印出版了该书中译本，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将书名改为《匈牙利民歌研究──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并正式出版。

1985年，金先生被调至音乐研究所新成立的音乐学术情报研究室。

1988年9月起，金先生动笔为国际音乐学学会主办的《音乐学学报》（Acta Musicologica）撰写文稿Musikforschung in der V.R.China（1949-1988）（《音乐研究在中国（1949-1988）》）。该文首次向国际音乐学界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中国音乐研究的现状。对于这篇文章，国际音乐学学界好评如潮：

《音乐学学报》的执行主编、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音乐学教授比安可尼（Lorenzo Bianconi）在收到提交的文章后来信：“千百次地感谢您惠寄的长文《音乐研究在中国（1949-1988）》……您的文章真正丰富了《音乐学学报》，并且也真正充实了任何无法从其他渠道了解中国同行们正在进行着的广泛工作的西方音乐学家。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您的文章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读物……”收到文章的校样后比安可尼教授又评价：“千百次地感谢您如此快速地寄回即将刊发在《音乐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上您的《音乐研究在中国（1949-1988）》一文的校稿。……您的文章无疑是《音乐学学报》曾刊发的最吸引读者的文章之一，为此我要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我坚信，这样一篇极具信息量的文章将有益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研究的了解。”

德国DAAD音乐部主任、德国柏林爱乐乐团原长笛首席施密茨教授来信：“今天我读到了您在《音乐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得马上写信，对您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就，向您表示衷心祝贺。我还要对您文章的整体内容和结构表示高度赞赏。……我也非常期望，您发表的这篇文章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您本人也将因此得到相应的资助和升迁。”

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资深编辑巴赫曼博士来信：“昨天我收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扎尔门教授的来信，他问我要你和乔建中的通讯地址，他非常愿意与你们联系。你发表在《音乐学学报》上的文章将使你在音乐学界成为世界知名专家。”

时任国际音乐学学会主席、德国美因兹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所长的马林教授（Christian Mahling）来信说：“我作为国际音乐学学会的现任主席热烈欢迎您成为我们学会的新会员。”……“您成为了我们的学会会员，令我十分高兴。同样的大事是苗晶教授也成为了我们的会员。因此，您们两位是贵国的第一批会员，您俩也因此将被记录进学会的历史之中。”

1990年，金先生应人民音乐出版社之邀组织编译的《音乐词典条目汇辑·音乐社会学》。7月，抵日本大阪，参加国际音乐学学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4. SIMS 1990 Osaka），作为正式代表发言，题目为《音乐研究在中国》。12月参加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发言介绍德国音乐民族学家库克尔茨关于巴托克民间音乐研究的学术信息。

1992年，金先生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正式参会代表，参加国际音乐学学会第15届大会，在分组会上作《欧洲歌剧在中国》的发言。之后，在德国科隆、埃森、美因兹、慕尼黑等地游学，会见科隆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君特、埃森大学音乐学教授沙夫拉特、国际音乐学学会主席、美因兹大学音乐学教授马林、作家、画家、摄影家布赫海姆、巴伐利亚歌剧院单簧管首席梅尔等知名教授、学者和音乐家。并在德国科隆大学音乐学系作题为《古代中国的乐器和音乐生活》和《欧洲歌剧在中国》的学术讲座。驻地在科隆的德中协会（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 E.V.）主席格拉纳博士（Dr.Grahner）两次均到会听讲，该会会刊还对报告作有长篇报道）。

1994年，金先生获德国DAAD/KCW八个月的研究奖学金，再次离京赴德。提起这次访学经历，金先生侃侃而谈：“在德期间，我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通过在各图书馆浏览和阅读有关文献，通过与多位专家交谈，了解了德国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研究的现状，有关音乐民族学和音乐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其次，为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整理了该馆收藏的部分中国音乐唱片和部分中国音乐唱筒（唱片的前身）录音，并完成了附有解说的目录两份；第三，向美因兹大学音乐学研究所介绍了部分中国乐器，并翻译了若干有关资料；第四，收集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中国音乐音响资料（共有十多个小时）和一些文字资料。其中文字资料有关于我国内蒙鄂尔多斯地区民歌的长篇论文（近百页，发表于1912年），有关于蒙古民歌的论文（发表于1908年），有《律吕正义续编》一书两名外籍作者的小传，有关于世界各国民间音乐的文集等。这些资料在国内极难找到。关于中国音乐的录音资料，是比较音乐学创始人霍恩博斯特尔于本世纪初委托数位在华工作和逗留的德国人在我国各地采录的。就体裁而言，其中有京剧、地方戏曲、曲艺、宗教歌曲、器乐曲和民歌等；就地域而言，有采录自浙江、山东、河北、四川、云南、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和西藏等地的各类音乐；就时间而言，这批音响采录自本世纪初，最早的年份为1901年。目前，国内未能收藏有这么早的音响资料。就这些音响资料的质量而言，虽因年代太久，有一部分已经无法听清，但不少音响仍然十分清楚，其中部分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面貌。所以，它们无论对于研究我国近代音乐史、近代戏曲史，还是研究京剧音乐的演变、民歌的发展，还是研究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都是极有价值的。为完成上述任务，同时为了深入了解西方音乐学的研究动态，我先后走访了不少音乐学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此外，我还于1994年6月8日参加了科隆大学音乐民族学家京特教授的乐器陈列馆开馆式，于1994年6月17日在吉森大学音乐学研究所作关于中国乐器的报告，于1994年7月16日参加了柏林国际传统音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讨论会，在美因兹大学还多次旁听有关西方音乐的大课。另外，还就《图片音乐史·音乐民族学·东亚分册》（我所与原莱比锡音乐出版社合作项目）的出版事宜、我所图书馆拟在德国举办中国传统乐器展览的构想与德国有关人士和机构进行了晤谈。”

1995年，金先生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撰的《国际名人传记词典》（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第24版，1996年入选第25版，此后向该词典编辑部推荐了多名国内学者入选该词典。

1996年，对于金先生来说，是繁忙的一年。4月，在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基金会专题系列讲座”作题为《柏林唱筒》的讲座。5月，参加第五届中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并被吸收为会员。9月，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世界音乐研讨会和第九届中国传统音乐学年会。此外，还担任了包括奥地利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Dr.Dietrich Schüller）博士来音乐研究所考察在内多项外事接待工作。

1998年3月，金先生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学术交流，作题为《西方音乐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讲座。7月，赴呼和浩特参加第一届全国旋律学研讨会，并成为该会创会会员。9月，接手《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主任工作。

2001年，金先生辞去了《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工作，调入外国音乐研究室，担任外国音乐研究室主任（至2012年退休）。后陆续被中央音乐学院、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聘为硕、博士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还开始参与《中国音乐年鉴》工作，后任2000卷至2005卷和2007卷副主编。

2002年，金先生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办的“中国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研讨会”，他的发言引起铁木尔副委员长的注意，后者指出“我们为什么不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后受命与国际木卡姆研究会联系和洽谈，遂有了2006年9月乌鲁木齐的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金先生还应中央电视台3台邀请，为“艺术之旅”担任特邀嘉宾，介绍国外木卡姆研究现状。

2003年起，金先生参与了广为乐迷熟知的《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其中四部：《雷格尔》《施特劳斯》《艾斯勒》（合作）和《门德尔松》，它们先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后作为该社特邀译审，校译了该丛书中的《海顿》《魏尔》《诺诺》《贝多芬》四部。

2004年至2005年，金先生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修奖学金，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高访，半年内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在柏林洪堡大学音乐学系旁听了该系音乐社会学专业著名教授卡登（Prof. Dr. Chr. Kaden）冬季学期的全部课程，还旁听了该专业助教马肯森博士和其他专业教授的课程，收获很大。另在音乐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班上作了一次报告，介绍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概况，并应邀在全系作了一次关于中国古代乐器的客座报告，效果较好，受到好评。中国人在洪堡大学音乐系作Gastvortrag（客座讲座），十分罕见，这不仅表明学校承认他的学术水平，也说明德国学术界对中国的重视。二是在各地拜访了多位音乐学家，了解了德国、奥地利等国音乐学界的学术动态和发展概况。三是在各类图书馆和书店查阅和浏览了音乐学各专业的相关文献，购买、复印和复录了一批在国内无法找到的资料，其中包括中国旋律学学会主席赵宋光教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第一部旋律学著作（1737年版）和许多中世纪的音响资料。

2005年起，金先生自觉视力日益减退，后经多家医院诊断，认为是视网膜前膜增厚和白内障引起的视力急剧衰退。尽管如此，他仍靠放大镜坚持写作和翻译，并加紧旧稿录入。一年后眼疾更加严重致无法正常工作，不得已双眼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仅仅休养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又开始了写作和翻译。

2009年，金先生还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德合作科研项目短期研修生奖学金（2010年和2011年各3个月）。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修期间，他旁听了该校音乐学系音乐社会学专业著名教授卡登的夏季学期课程（包括博士研究生课程、大课和研讨课）。此外，还多次旁听了该系著名音乐史教授达努泽（Prof. Dr. H. Danuser）的大课，收获颇丰。他不仅对音乐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对该专业的授课形式和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对该系西方音乐史学的教学有了新的认识。并在柏林、莱比锡、慕尼黑等地拜访和结识了多位音乐、文化界人士，加深了解了德国音乐、文化学界的一些学术动态和发展概况。此外，还在大学图书馆、音乐学系图书馆和书店查阅和浏览了音乐学各专业的相关文献，收集了不少在国内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尤其侧重阅读了卡登教授编辑的《音乐社会学丛书》1至16卷，为回国后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金先生——这位在“信、达、雅”崎岖山路上数十年如一日不畏艰辛劳苦的攀登者——仍孜孜不倦地活跃在学术领域，在专注翻译工作的同时，应多所高校之邀举办讲座，传播德奥音乐学术信息，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音乐时空：您的翻译涉及诸多领域，比如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甚至音乐与数学这样的学科，而且基本都是这些学科的经典文献，我们想知道，您选择翻译文献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著作值得我们引进、翻译？

金经言先生：选择翻译的标准当然是各门学科公认的经典文献。只要是各门学科公认的经典，都值得我们引进。不过落实到个人的具体翻译书目，往往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譬如：你有没有经典文献的好版本，有了版本、有了授权，你有没有时间翻译，你这一段有了时间，但你有没有能力翻这部书（音乐学术书籍实在太专业、太技术性），此外，还有你能不能找到愿意出版这部译著的出版社，诸如此类的限制都会影响你具体的翻译书目。

音乐时空：您已退休，目前还在工作吗？或者还在译书吗？都还关注那些德语书籍？

金经言先生：由于身体原因，退休后只做了些零星工作，譬如因为还是《中国音乐学》编委，也还被聘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一度还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质检专家，就还要看稿和审稿；《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美》（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虽然是2015年出版的，但几年前即已定稿，期间只做了些小的修改和看校样的工作。另外还写了几篇短小的文章。当然，近来身体状况尚可，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曾应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以及陕西师大、广州大学和华南师大等多所院校的音乐学院邀请，举办学术讲座。效果似还可以。目前有继续工作的打算。如果翻译，会侧重图片音乐史和音乐社会学这两方面。原因是：《图片音乐史》（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是一套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大型世界音乐史丛书，学术质量极高。早就想翻译这套书，但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这套丛书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埃及》和《伊斯兰》等分册，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图像资料及其背景介绍国内音乐界没有见过，譬如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金、银里拉琴，譬如出土的三千多年前、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乐舞图像，譬如印度窣堵波石雕上的音乐画面，等等。至于音乐社会学则是我长期关注的学科，这方面的经典书籍不少，有许多值得引进。柏林洪堡大学卡登教授的几部音乐社会学专著以及他近年主编的《音乐社会学丛书》（1至16卷）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还有许多著作值得关注，如马泰松（Johann Mattheson，1681-1764）的《旋律学核心》（Kern melodischer Wissenschaft...Haupt- und Grund-Lehren der musicalischen Setz-Kunst， 1737，这是第一部旋律学专著）；赫姆霍尔茨（H.Helmholtz，1821-1894）的《作为音乐理论生理学基础的音感觉论》（Die Lehre von den Tonempfindungen als physiologische Grundlage fuer die Theorie der Musik， 1863）；霍恩博斯特尔（E.M.v.Hornbostel，1877-1935）的《听觉现象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Gehoerserscheinungen，1926）和《音乐的音体系》（Musikalische Tonsysteme，1927）；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的《乐器学手册》（Handbuch der Musikinstrumentenkunde，1920）、《乐器的精神和生成》（Geist und Werden der Musikinstrumentge，1929）和《乐器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1940）；施图普夫（C.Stumpf，1848-1936）的《音乐的始源》（Die Anfaenge der Musik， 1911）等等（这个书目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些著作都值得引进。

音乐时空：您如何理解翻译之中所谓的“信、达、雅”？您在翻译实践中，是怎样达到这个标准的？

金经言先生：关于“信、达、雅”，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大题目，它可以写一篇学位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谈点实际体会。所谓“信”，就是一定要看懂原文，不懂的地方要多求教，多问人，多查相关工具书，所谓不耻下问就是一定要拉下脸去求教专家，切不可一知半解就下笔，就作定文。要看懂原文，除在原文上下功夫，还可事先阅读相关背景资料，以避免出现与所论对象相悖的“硬伤”（有一部译著就把法国的“孔德”译成了德国的“康德”。如果事先有些背景知识，勤动手查查工具书，就不会出现这类硬伤）。只有在理解了原文后才能下笔，难以表达的句子可先写在纸条上，要反复斟酌，来回修改，这类重点句子译出后可朗读几遍，觉得顺了，自己满意了，才算过关。总之，译文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句子至少要表“达”到中国读者基本能看明白才算合格。至于“雅”则是更高一层的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古汉语基础大多都不很好，所以要写出雅文就比较难。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逐步让自己的文字“雅”起来。这里，我举个例子：德国文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的《片断集》（Fragmente，或译《碎金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各类叙事犹如梦幻，当然要凭联想，而无须组织关联。作诗也同样如此，只要悦耳的声音和华丽的词藻即可，而没有面面俱到的意义和安排。……真正的诗艺如同音乐，至多只有含混大意，婉转而不直白。”语言大师钱钟书先生是这样翻译的：“叙事一凭联想，如梦中景物，婉转关生，不加组织。作诗亦然，仅有声音之谐，文字之丽，不见意诠安排。……诗之高境亦如音乐，浑含大意；婉转而不直捷。”（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271页。）这段朗朗上口的文字，不是很雅、不是很传神吗？

至于我个人，只是尽力朝“信、达、雅”这个目标在努力。至于结果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读者评判。

音乐时空：在多种外语之中，德语可以说是比较晦涩的，这或许与中、德两国人的思维差异有关。将德语转化为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文字，难度一定很大吧？

金经言先生：两种文字的转换肯定有难度，德中互译如此，英中互译、其他语文的互译也是如此。但掌握了关键，弄懂了含义，其中的难点也是可以克服的。在我看来，德语虽然比较难懂，但也有其容易把握的一面，所以，德中互译并不比其他语文互译难度大多少。

音乐时空：目前，国内从事德语音乐文献翻译的学者多吗？这个学科的前景是否乐观？

金经言先生：国内专事德语音乐文献翻译的学者不多，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们找机会以后在细聊。

至于这个学科的前景，从理论上应该说其前程远大，未来光明。因为随着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需要更多的翻译人才。尤其是德国的音乐学十分发达，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需要翻译引进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是门“有市场的”学科，因而也是门有前途的学科。

当然，从当前实际情况看，该学科的近年发展又不能令人满意，其前景也令人堪忧。我曾在1991年就我国的音乐文献翻译问题写过一篇文章（详见《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对学科的发展提出过一些建议，但25年过去了，相关的问题和困难似乎依然如故。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依然是极其艰巨和繁重的，正所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