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钱振纲

消融的“历史实践主体

赵树理小说以充满农村生活情趣的口语化描写，记录了山西晋东南地区从抗战至合作社时期的重要政治经济事件。他笔下的农民主人公“不再是简单地被启蒙、被同情的对象，而是真正的主人公，成为了历史实践的主体”，这一论断演绎于周扬1944年发表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其关键词是“历史实践的主体”，因为现代文学中农民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并不少，但除了阿Q祥林嫂这类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即使像《春蚕》中的老通宝那样颇具传统文化积极意义的主人公，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赵树理由此获得的“政治烙印”既是他成功的重要推手，也是新时期文学意识形态褪色后被广为诟病的原因之一。质疑赵树理文学地位的人认为，赵的小说在内容上完全是政治的传声筒，在艺术上追求通俗化，“文学性”不强；支持者则认为，赵树理的“问题意识”使其在创作中真实反映了农村变革，不溢美也不避丑，其“通俗化”是“以农民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而不是“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艺术风格“明朗隽永”，具有一种独特的“朴素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褒贬双方都认为，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与五四以来追求个人价值的人物不同，没有“灵魂的搅动”和“矛盾的挣扎”，即使放在无产阶级小说谱系中，与柳青、浩然的作品相比，这一“缺陷”也是存在的。然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