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

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中谈到中国自近代以来思想界的精英化倾向——“现在的学术界，讲到中国近代的思想变迁，一般只着眼于上层的精英，其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思想家，从王韬、冯桂芬到孙中山和章炳麟，尽管免不了加上诸如‘局限性“软弱性的尾巴，但骨子里还是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思想，或者说才值得一论。晚清加上民初八十年风风雨雨——工厂冒烟，皇冠落地——仿佛都与农民没什么关系”。书中谈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庚子（1900）以前，至少在表面上，上层精英与农民的行为意向在时空次序上呈现截然相反的趋势：精英的绝大多数在仇“夷”的时候，下层太平天国的农民们却对西方文化取迎合态度；随后，上层的先进分子越来越热衷于“洋务”（也存在清流党煞风景式指责），而农民却在打教闹教中日益积蕴了对西方人与物（工业品和物化形态的技术）的恐慌和敌视；与知识界向西方第一次大学习的维新变法前后脚，义和团则掀起了一场排外的狂潮。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提及，在太平天国之前，出现的民间故事多半反映民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反映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民间故事才多了起来。而太平天国以前的民间故事多为“英雄传奇”，主角为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石达开等，但太平天国后的民间故事的主角多为普通人，庄稼汉、打工的、打鱼打猎的，甚至儿童妇女。这种现象间接表明，在中国乡土上，耕渔樵猎辈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恰是以英法联军入侵为标志，同时也表明，与西方遭遇这个历史事件已经影响到和农民、乡村有关的文学叙事，也提示了农民自己叙述与知识分子叙述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