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敏

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劳动”及“劳动叙事”被赋予了阶级改造、社会动员、集体认同、文化想象等诸多功能，而被看作支撑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在两个“三十年”转换的20世纪70代后期，置身于仿佛具有不容置疑合法性的“拨乱反正”的浪潮中，“劳动”及“劳动叙事”又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了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表征，其在社会生活或文化想象中的角色、功能、位置等都呈现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变化，

在这一格局中，“劳动”及“劳动叙事”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嬗变，显然折射出了一种时代巨变的特殊症候，而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被解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写作于1982年的小说《流逝》值得关注。

作为“知青一代”，王安忆从特定的历史意识和世代经验出发，借助“女性”符码，细致考察了“劳动”这一联系着社会生产、主体构造与生活世界的特定场域在历史转折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劳动”及“劳动叙事”的多个复杂面向，也由此触及到了“后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主体建构的复杂构成。

一、“被迫劳动”：女性主体建构是否可能？

《流逝》是从“文革”时期某个冬天的凌晨开始的：喧嚣的市声，熙熙攘攘的人群，为冬日寒冷的天气所反衬出来的热气腾腾的菜市场景观……对于习惯了上层资产阶级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欧阳端丽来说，这些都是奇异而陌生的。而更为陌生并且窘迫的，是曾经花钱如流水的她，居然还要每天出入菜市场讨价还价，要操心每个月六十元的收入如何供养一家五口的日常生计，这显然是她从未预料到的全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