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振勇

一

七八年前，写过一篇《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起》。该文主要围绕鲁迅临终前怀念太炎先生的精神动机展开：1.鲁迅怀念章太炎的文章，隐藏多重心理动机和深刻精神线索，具有浓重的自我评价和自我确证色彩；2.进化论和阶级论是一种理性的认知逻辑和阐释工具，在鲁迅精神世界中两者具有互文性特点，但均非鲁迅的本源动力与终极信仰；3.在现实境遇尤其是革命阵营内部问题的刺激下，鲁迅寂寞心境中的不宽恕姿态，是他一贯直面黑暗的不屈战斗精神的展现；4.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又开始了一个精神界战士新一轮自我形象的理性审视和思想信仰的自我调整。前三个层面的命题，论述较为透彻。但因种种限制，最后一个命题未能说透：这就是临终前的鲁迅，如何调整自己的政治信仰？如何重塑自我的精神动力？如何再造作为社会人和政治人的自我形象？但遗憾的是，那场规模罕见的“国防文学”大论战不久，鲁迅就去世了。他没能来得及将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更全面、更真切地落实到有生之年。

因为鲁迅的去世，这一命题具有了事实的难以确定性、理解的多重可能性和阐释的多维开放性。因为鲁迅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的戛然而止，我们只能依据他生前的种种“迹象”，进行一种设身处地乃至感同身受式的分析、判断与推论。悖论之处在于，这种分析、判断与推论，又因鲁迅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的未完成性，而缺乏最终的实证性和确定性。我们所能确证的，是诸多“迹象”的存在与支撑，使这一命题无法被证伪。解决这个命题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当然不能掩盖和否定该命题对于我们理解鲁迅尤其是后期鲁迅的重要性。其重要性更在于：鲁迅去世之后，因为鲁迅精神的典型性和辐射性、符号化和仪式化，这个命题常常以直接或变形的方式，再现于后来者的精神视野和价值场域；不但屡屡勾起后来者对历史的沉重记忆与痛切反思，而且深刻影响着后来者的精神构成与价值倾向。鲁迅身后留下的这个命题，仍然在拷问我们的灵魂。它不但关乎我们对鲁迅整体形象的理解、建构与阐发，而且关乎那段文学历史的叙事真实性和准确性。鲁迅虽死，但他依然在场。

笔者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初源于对瞿秋白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个所谓“定论”的疑惑。大约2001年左右，承蒙杰祥兄寄赠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英文版复印件，又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