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放

隗瀛涛先生在其重要代表著作《四川保路运动史》前言中指出：“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这次运动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和群众性以及武装起义的广泛性为特色。它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发生并给全国的革命运动以重大影响，起了‘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作用。四川保路运动作为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可缺少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着中外学者的注意。”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四川保路运动105周年及《四川保路运动史》出版35周年之际，重读先生的这部重要代表作，总结先生的学术思想，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以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一

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对保路运动史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被国内外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1959年6月13日，先生参加了老革命家、辛亥四川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吴玉章在四川召集的研究辛亥革命史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吴老详细地介绍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情况，希望史学工作者尽快把这段历史以整理研究。在吴老的启示下，先生开始了四川保路运动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先生发表了《四川保路运动》这篇重要论文，旋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引起史学界的瞩目。从1966年起，十年浩劫，十年时间大浪费，先生虽然一直没有放弃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但写四川保路运动史的日程一再废延。1976年“文革”结束后，先生参加了由章开沅、林增平教授任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一书的研究工作，与吴雁南教授一起任该书中册主编。在研究过程中，先生深感辛亥革命史有分门别类，深入研究各省区的必要，写一部四川保路运动史对推动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辛亥革命史》中册定稿付印后，他便开始了《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的写作，于1980年10月定稿，1981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五章，27.2万字，以宏富的第一手资料，在系统地论述四川保路运动史实的基础上，就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和作用，性质和特点，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用，农民和会党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建树的学术见解，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国“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的名著”，“在同类著作中堪称领先地位”。该书后来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生也因之有了“隗保路”的美誉。

《四川保路运动史》出版迄今已35周年，我作为先生的入门弟子，正是从认真学习这部大著入手，并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门的。今天重读先生大著，依然深感其资料之宏富，分析之严谨，立论之公允，见解之精辟，不愧是保路运动史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下面想就《四川保路运动史》着力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学术创见，谈谈自己一点学习体会。

二

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史中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是20世纪初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这与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矛盾具有同一性。值得关注的是，保路运动何以在四川声势浩大，在国内独步一时？这确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四川保路运动史》首先论述了保路运动前夕四川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的态势，分别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清王朝的暴政、保路运动前夕四川人民自发斗争三个方面条分缕析了四川保路运动发生的社会矛盾。其中有两个问题，充分反映了四川社会矛盾激化及其特殊性，尤其值得重视。其一，是20世纪以四川义和团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的自发斗争。对这一问题先生亦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早在1960年就发表了《义和团在四川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等重要论文。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中，先生以更详尽的史实，深入论析了以四川义和团（以红灯教的名义）为首的四川各族人民的自发斗争及其特点，详尽列出了1900—1910年四川各族群众自发斗争简表，考析了四川义和团是最早在全国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这一重要史实；并指出，这一口号表明，四川各族群众的自发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清王朝的战斗任务联系了起来，主张用武装斗争去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以达到‘兴汉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承袭此前的人民反帝运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自觉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从而使人民的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和深入了一步”。其发展趋势表现在“有的自发斗争开始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起义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59、61、67页，以下引该著仅注页码）

其二，是20世纪初年具有反清传统的四川会党势力的发展。正如先生所指出：“二十世纪初年，四川会党，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第65页）以哥老会为主的四川会党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反清秘密组织，在保路运动中十分活跃且作用显著。先生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保路运动中，会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联盟的纽带”这一重要学术见解（第67页），并深入分析了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揭示了保路运动之所以深入城乡而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四川保路运动史》出版的当年，先生出席了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学术论文《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与何一民合著），对这一重要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详细论述了近代四川会党势力的扩张及其成分，同盟会、会党的联合战线的形成和作用等问题；尤其深入剖析了同盟会对四川会党的“整理与指导”的具体表现，即（1）灌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争取政治指导；（2）采取参加进去和吸收过来的办法对会党进行组织改造；（3）把会党自发起义引导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该论文大大深化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前后，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外学术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海外学者，以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发展微弱为由，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便成为当时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四川作为一个内地省份，较之沿海地区，其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较晚，发展不足，确为事实。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与四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有无直接关系，自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生对这一问题同样给予相当重视，当年他招收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之一，即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中，先生亦以两章的篇幅，重点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四川的发生和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及其演变”。先生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在四川产生和发展状况时，提出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一、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清末新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作用。清末新政虽然今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在三十年前研究十分薄弱，评价亦欠公允。先生则客观地指出：“清政府至少是宣布了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奖励资本家兴办企业，并从口头承担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民族资本在清政府推行这些‘新政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发展的有利条件。”（第80页）他还客观地肯定了川督锡良率先倡设川汉铁路公司的作用。二、指出绅商发动的收回利权运动对四川民族资本经济初步发展的促进作用，四川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正是在这一运动中陆续筹办起来的。三、论证了四川资产阶级大多由官僚、地主、商人转化而来，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较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显得强大。“在辛亥革命前夕，已成为四川的一股显著的政治力量”。（第102页）先生还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四川谘议局的成立及作用、立宪派的国会请愿活动及影响。当时，辛亥革命史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为主线这一叙述框架在学术界还有较大的影响，而清末新政、绅商和立宪派的研究当时才刚刚开始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研究还相对薄弱。先生的这些见解对拓宽学术视野，丰富辛亥革命史研究内容，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之沿海沿江地区确实较为缓慢而落后，但四川保路运动却在全国保路风潮中独步一时，引人注目，其中的经济根源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川汉铁路款股特别是“租股”的筹集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先生以第一手资料详细论证了这一问题，并与各省铁路公司集股情况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各省铁路公司中，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额占第一位，实收股额占预筹股额的百分比居二位。”尤其是其中的租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铁路公司开办至1910年底，租股占76%以上，1908、1909两年租股所占的比例更高。（第165页）而租股是铁路公司凭借官府、依靠士绅征收，具有政治强制性质，当时被称为“铁路捐”。因此，租股的性质如何？与保路运动发生有何关系？成为保路运动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先生通过对四川租股征收情况的深入研究，明确指出：“租股是川汉铁路公司经济命脉。大大小小的租股股东是它的社会基础，租股的征收与四川保路运动关系极大。”先生进而深刻分析了租股征收对四川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1）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从而加深四川社会阶级矛盾；（2）因租股征收的对象不包括四川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从而使川汉铁路的修筑成为四川各阶级、阶层人士利害与共的事，这就为保路运动的发动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3）租股的征收迫使四川地主“将封建剥削而来的财富的一部分投资于铁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交通事业”，“因此，川汉铁路租股的筹集过程也就是四川的地主在不同程度上卷入资本主义漩涡，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第168—170页）这些分析为确定租股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关系，揭示了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路径。当时林增平先生的开门弟子鲜于浩亦将川路租股作为研究课题，并奉师命前来向隗先生请教，撰写了《试论川路租股》一文，进一步论证了租股的资本主义性质，得出了租股是“‘当作资本来发生作用的价值量，是垫支资本。因此，川路租股是近代中国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独特方式”这一重要结论。鲜于浩此文提交1981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经专家评议获得一等奖，并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上发表，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此后，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矛盾和经济根源研究，又扩展到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整个社会环境的研究。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一书由成都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将区域史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相结合，从深入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内陆省区的史实出发，将四川保路运动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侧面，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这次革命产生的原因、性质及意义。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有两点：第一，区域研究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考察相结合，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四川保路运动；第二，注重社会的综合考察，从农村、城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人口、社团、会党、教育、知识群体、地方自治等多方面地科学地论证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这一研究成果及其所体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正如辛亥革命史专家李喜所教授在为该书写的书评《新领域·新特色》（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 3期）中指出：“该书改变了过去一些史学论著的单一模式，展现的是一幅多彩的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社会的风情画，这对于从区域社会方面研究辛亥革命史是一大贡献。”

四

先生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明确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即立宪派领导的保路爱国运动和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各用一章的篇幅进行了详尽论述，深入分析了两者的联系和区别，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据先生的研究，前一阶段的保路爱国运动又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四川绅商要求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的斗争（1911年5月12日—6月17日）；第二阶段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破约保路（6月17日—8月24日）；第三阶段为罢市、罢课、抗捐、抗粮斗争（8月24日—9月7日）。对保路爱国运动三个阶段的划分，十分清晰地展示了这场爱国运动在四川各地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尤其展示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及各地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后，所形成的遍及全川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的格局。先生大量运用了极为珍贵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对四川各阶层的爱国力量不分地域和职业、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汇入保路洪流的壮举，进行了生动而翔实的论述，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当时，关于保路运动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见解。这场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群众运动，还是“绅士、地方和豪商的运动”？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还是“绅权”与“官权”即封建阶级内部的斗争？这是当时研究保路运动必须明确的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又在于如何判定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和评价其在运动中的作用。先生分别就立宪派的阶级属性、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等方面作了深入剖析，认为立宪派之所以起而领导保路运动，“这是四川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决定了的”，他们是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的政治代表活跃在历史舞台的”（第267-268页）。他们中的一些留学生更是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学说的新知识分子，与旧日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迥然不同。对于立宪派领导保路运动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先生精辟地指出：“这两个口号，前一个是参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财产权的斗争，两者合起来正好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第269页）而“咨议局、川路董事局、同志会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使立宪派人以保路运动的领袖资格登台。”先生既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理论观点，指出了立宪派领导保路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也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指出“从保路运动而论，我们不能因立宪派人的软弱和妥协而否定他们确曾起过进步作用”，保路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成如此宏大的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和立宪派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的到来”（第280页）。这些重要观点，在三十多年前学术界还较多存在将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的“语境”下，无疑是极具睿见的。

关于同志军武装起义研究，先生在第二章第三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中，详细考察了保路运动之前同盟会在四川的组织、宣传和武装斗争，以大量史实证明保路运动前“同盟会已经成了四川社会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集团”。（第129页）而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正是这些活动和斗争的延续和扩大。他在详尽而深入论述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第五章中，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观点：

其一，同盟会在同志军武装起义中发挥领导作用。当时，一些国外学者对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持否定态度，而强调地方绅士所起的作用。先生则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同盟会对同志军的领导作用， 主要表现在：（1）同志军起义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同盟会有计划策动的；（2）几支最大、最有影响的同志军的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会党首领；（3）同盟会的政纲是同志军的政治指导。（第319—322页）同时，先生也指出，当时也确实存在一些同志军起义是自发的，“但是时代的特点和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这些自发斗争，在实际上已经纳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还具体考察了四川35个府县革命独立的情况，充分论证了同盟会及其政纲在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作用和影响。（第322页）

其二，保路同志军的主力是农民群众。先生以大量史实证明，四川同志军的主体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加入同志军的渠道是会党和民团。如前所述，会党的问题，先生除在书中以较多论析外，还在《同盟会与四川会党》一文以专门讨论。而关于民团，先生认为，其本是地方绅士掌握的武装，但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原有的民团及其首领也发生了变化，或接受同盟会的影响而加入到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来，或由于帝国主义和清王朝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而成了反清人士。而且民团往往与会党合二为一，成为同盟会发动农民群众参与武装起义的重要组织形式。

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先生回应了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群众的联盟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独到见解和重要结论：“同志军和同盟会的关系说明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曾一度出现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革命联盟。这一联盟的政治基础是同盟会的政纲，组织形式是同志军，纽带是会党，领导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第322页）

四川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作为武昌首义的导火线而载入史册。而历来对这一导火线作用的理解，大多只看到清政府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令端方率鄂军入川，造成清政府统治在武昌的空虚，从而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先生在总结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意义时，也对此亦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导火线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的鼓舞下，一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气馁情绪，振奋起革命精神，加速了武装起义，特别是在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先生还用大量史实证明“四川保路运动为中国引来了新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各省革命斗争的高涨。正由于这种新的革命形势的出现，武昌起义得以一举成功，并得到全国响应，使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第361页）这可以说是从更高的学术层面上提升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意义，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拓展了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总之，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的学术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卓越的学术贡献也是中外学术界所公认的。本文仅谈了点自己学习的一些肤浅体会，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专家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