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绍铨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1945年发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第三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这次昆明一二·一运动，是由以郑伯克为书记的地下党云南省工委发动和领导的。如今回顾和纪念一二·一运动，对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有着重要意义。

一二·一运动前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因而加剧了全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云南，于当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云南省主席龙云，换成他的亲信李宗黄代理省主席，这就更加深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派之间的矛盾。云南地下党工委书记郑伯克审时度势，利用这种矛盾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反内战、争民主，时事问题就成为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进步青年学生十分关注的问题。郑伯克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赴云南做统战工作的华岗磋商后，分别同省工委委员交换意见，又与西南联大地下党员袁永熙碰头后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决定于11月25日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四所高校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一次时事晚会，邀请几位赞成和平民主的著名进步教授讲演。开会地点原定在云南大学，因反动当局破坏，后改在西南联大。

当晚7时，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参加晚会的，除发起的四所高校学生外，还有几所中学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共6000余人。大会由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学联主席王瑞沅主持。他沉痛地说：“国家苦战了八年，现在算是胜利了；但是跟着来的并非幸福和平，而是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内战！”第一个被邀请讲演的是钱端升教授，他正讲到精彩处，突然机关枪、手榴弹夹杂着步枪的声音四处响起，流弹在会场低空飞来飞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枪声来驱散参加晚会的听众。钱端升等教授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依然神情自若地站在台上高声讲演，竭力呼吁停止内战。费孝通教授激动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无数听众纷纷高呼：“要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敌人的枪声！”学校师生在校园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并用枪弹进行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的粗暴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怒，彻夜未眠，纷纷要求罢课抗议。

11月26日晨，郑伯克与西南联大袁永熙碰头，详细了解晚会情况，分析形势发展趋势，认为云大、中法等校很可能罢课，很多中学也可能响应。鉴于这种情况，郑伯克考虑，敌人的枪弹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群众自发罢起课来，我们应当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对敌斗争。于是，他研究决定，改变原来只召开时事晚会的做法，根据学生群众的要求，同意罢课抗议，具体由昆明市学联派出联络员到各校联络组织。接着，郑伯克又与联大地下党的许乃炯、何功楷碰头，分析形势，传达开展全市总罢课意见。然后，他立即布置向全市各校党员传达，组织各校党员里应外合，形成全市总罢课局面。全市总罢课后，地下党省工委随即指示，在斗争中要团结进步师生，要争取校方的同情和支持。当天下午，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授权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组织罢课委员会，起草罢课宣言，筹备出版《罢委会通讯》。

同日，联大地下党第一党支部书记袁永熙交给郑伯克一份《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草拟稿，要他审改定稿。郑伯克对着稿子反复研究，认为现在罢课虽然理由充分，斗争形势也很好，但周围环境相当险恶，仅仅有理不够，还要有利有节才行。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将原稿“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还将标题改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这样一改，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孤立敌对势力。次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决议全市大中学校总罢课事宜，并选举联大、云大等五校代表为“罢联”常委；各校学生自治会也先后成立罢课委员会，统一领导罢课事宜。参加罢课的大中学校，最初是31所，后来逐渐发展到40多所。

11月28日，罢联会以昆明市31所大中学校署名，公布了经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修改定稿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与此同时，郑伯克向省工委委员通报了《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及修改情况，并通过交通员设法把它送到重庆的南方局，再由南方局转送到延安的党中央。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全文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支持和鼓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昆明全市学生总罢课后，国民党当局李宗黄、关麟征等亲信，执行国民党中央关于“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指示，妄图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下去。在“以宣传对宣传”方面，他们指使昆明各报发表社论，说现在的危险“不是内战是内乱”，污蔑学生“不是学潮是政潮”。国民党中央社还以“通讯”“读者来信”等方式统发新闻稿，强令各报刊登，对学生罢课竭尽污蔑之能事。国民党特务还以“反罢课委员会”名义，沿街张贴造谣污蔑之类标语，用“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之说来蛊惑人心，并用木刻“赤匪”二字盖在罢委会张贴的宣传品上。至于“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方面，国民党当局也准备了一套对策。

昆明各校学生在共产党员和“民青”盟员带动下，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地向敌人展开斗争。被反动当局收买的中山中学校长，威胁利诱学生反对罢课，被学生一致拒绝。昆华女中校长召集学生训话，强迫学生复课，学生一哄而散；关麟征的警备司令部派特务到该校索取罢委会负责人名单，全体学生一致拒绝。其他一些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把守校门，不让外人随意入校，规定会客需办理正当手续，以抵制特务混入学校。在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有的学校组织校工传递信息，有的学校组织附小学生担任交通员，校与校之间互通情报，从未间断。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学生始终坚持斗争。《罢委会通讯》第2期发表的题为《我们决不退下》的文章说：“虽然我们挨了打，虽然我们受了伤，虽然我们进了监，但我们决不退下来。”

在学生群众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过激情绪正在滋长，有的提出要罢工罢市，有的要求游行示威。针对这种情况，郑伯克感到，我们是地下党，几年来积蓄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面对强大敌人的压力，要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爱护群众，不能硬碰；对群众乃至共产党员中的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必须加以启发和劝导。基于这种指导思想，11月28日、29日两天，郑伯克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尽量说服学生群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

11月29日，联大教授们对学生集会遭到武装恐吓和造谣污蔑表示同情，于是以联大教授会名义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大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指出当局的暴行，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的抗议。”教授们尽管对学生遭受迫害表示同情，但也为他们的学业和安全担忧。闻一多、吴晗、冯友兰等教授竭力劝导学生复课，如果继续罢课，将荒废学生学业，危及学生前途。对教授们的担忧，学生们表示理解，但又感到，如果无条件复课，必将增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会使这次爱国民主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因此，他们决定，只要地方当局接受学生的起码要求，就可以考虑复课。

昆明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同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11月30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认为学生“罢课是正当的抗议手段”，学生所提的要求，“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完全同情这一行动，声援这一行动”。云南省政府五位下级公务人员，在社会各界热情声援和踊跃捐款捐物的影响下，联名向罢委会写信说：“看见你们罢课，恨不能马上用行动来响应你们，不幸我们所服务的机关，成天灌输的是只准拥护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因此，只有凑了五千元（法币）表示声援。”

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度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等密谋镇压学生运动，演习投掷手榴弹，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墙外。联大师院、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乃至《新华日报》驻昆明营业处等，都有武装特务闯入，撕毁书报，捣毁杂物。面对敌人的高压手段，郑伯克深感形势日益严峻。他考虑到，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他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负责人分别碰头，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并决定由“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要求学生不要单独外出，暂停上街宣传。

一二·一运动爆发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告诫军政官兵要效忠党国，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省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多人进攻联大新校舍。联大学生在高呼反内战口号，向敌人展开说理斗争的同时，还在校门前堆积桌椅、黑板和杂物，以防御敌人闯入校园，但这些障碍物根本抵挡不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当暴徒攻击联大校门时，在校门对面南区实验室工作的袁复礼教授前来劝阻，竟遭到暴徒的野蛮毒打。共产党员、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路过联大校门前，见军人蛮横无理，攻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前去劝阻，结果被打伤。于再见到一个军人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向校园投掷时，不顾个人安危，强忍伤痛，向前劝阻。结果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当即倒地，壮烈牺牲。闯入校园的暴徒被逐出后，又隔墙向校园投掷手榴弹。女共产党员潘琰被炸伤，暴徒又闯入校园，用尖头铁棍向潘猛扎。她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当暴徒行凶时，联大共产党员、“民青”盟员都同学生一起出生入死，英勇搏斗。联大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在搏斗中殉难。四烈士的遗体，集中停放在联大图书馆阅览室。在这次搏斗中，除了牺牲四人外，还有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这是12月1日发生的惨案，故称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更加群情愤慨，斗志高昂。在联大新校舍，罢委会组织学生修理校门，加强巡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参加保卫校园的战斗。社会各界对学生在校内被暴徒打伤和残杀表示同情，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关麟征去联大假意慰问、道歉，事后又派人送去花圈、现款和棺材，这都被罢联会严词拒绝。敌对势力见势不妙，为推卸责任，关麟征与李宗黄之间开始内讧，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中统与军统之间也相互推诿罪责。一时间，公开横行的特务销声匿迹，“反罢委会”的公开宣传暂时收敛。重庆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反动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

扩大。”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心情十分沉重。郑伯克感到，反动派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应当乘此时机，向社会各界控诉反动当局的罪行，以争取更有利地位。于是他分别找联大第一、二党支部负责同志碰头，交换意见，然后作出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集中多方面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云南反动当局大举进攻。在宣传方面，要公布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罪行。

12月1日下午，云大教职员发起学生签名运动，并发表《敬告各界书》说，“对于本市各大中学校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和赞助”，认为国民党当局“杀死同学多人”，“实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他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污蔑”；他们“对于那些以反内战而遭逮捕殴打枪杀的同学，表示无限的哀悼”。最后他们要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次日，联大教职员也开会决议：“一致罢教，以反对内战，抗议国民党当局罪行，至学生复课时为止。”

12月2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除对“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菅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权的人士一致声援”。同日，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邀请罢联代表报告惨案经过，并决议要求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保障学生安全。与此同时，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多家期刊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运动还得到了外籍教授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2月2日下午，昆明举行烈士入殓典礼。全市大中学校6000多人前来参加。烈士入殓时，气氛沉痛肃穆，主祭者泣不成声，参加者都失声痛哭，有的女生因悲痛过度而昏倒。最后“罢联”代表致词宣誓：“我们不仅哀悼，我们还要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为千千万万无辜地被法西斯匪徒残杀的人们报仇！我们将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决不后退一步！”

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

12月3日，联大袁永熙把第一党支部起草的《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稿子交给郑伯克审阅。他稍加修改后，经“罢联”常委提交全市大中学生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发布。省工委还派交通员将这份经郑伯克修改的《告全国同胞书》送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并转报延安的党中央。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盖不了的。当局首先应该严惩杀害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予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对于昆明的学生表示极其真诚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云南当局为掩盖其罪责，多次由中央社出面造谣惑众，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并拉出某官员当替罪羊，演出了一场所谓“公审”凶犯的丑剧，企图蒙混过关。罢联会针锋相对开展斗争。国民党云南当局见不能蒙混过关，又指使中央社继续造谣，将罪行嫁祸于共产党，说凶犯幕后指使人姜凯是所谓“共产党分子”。为了戳穿反动当局的阴谋，以郑伯克为书记的省工委，从国民党省党部内某下级官员那里搞到一份参加行凶人员名单，经联大党支部转交“罢联”，由“罢联”用街头壁报和印发传单等形式公布，向公众示明真相。12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昆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镇压昆明学生爱国运动而一手造成的，却无端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这是抄袭德国国会纵火案的故技。”

12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污蔑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要学生“遵守纲纪”。第三天，刚上台没几天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法律解决”。同日，卢汉等人代表国民党省政府邀请罢联会代表谈判，对“惩凶”等项要求回答说：“将秉承蒋主席旨意办理。”此时郑伯克考虑到，卢汉的基本立场是“拥蒋保己”，他的态度不会转变，我们仍应坚持利用矛盾，中立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争取在适当时间复课。然后，他分别与联大地下党员袁永熙等同志研究，决定通过“民青”、罢联会负责人向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做工作，向他们说明当前的斗争形势，争取他们支持学生代表提出的“惩凶”等多项要求。

此后，郑伯克感到要认真领会中央多次指示，领导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要认真吸取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决定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停灵复课”办法转弯子。当“停灵复课”所提条件达到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省工委，又决定以公葬四烈士来扩大宣传，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从而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国许多地方社会各界以捐款、罢课、致慰问电、开追悼会、游行示威等方式，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王若飞，还以个人名义捐款法币两万元。

一二·一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5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这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控诉”，“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下来。”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的罢课是抗战胜利以后巨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比以前更残酷的镇压，它在今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仍然会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一年后的1946年12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论“一二·一”运动》的署名文章说：“它是中国青年一面光辉的旗帜！它光荣地出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正如‘五四‘一二·九一样，放射着灿烂的光芒！”胡锦涛1995年在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一二·一运动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5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进步学生发扬‘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光荣传统，在昆明发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今天回顾和纪念一二·一运动，就是要学习当年昆明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为实现人民的共同愿望，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从而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原国内贸易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