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1 不可复制的《情人》

《情人》“灾难般”的成功使玛格丽特·杜拉斯几乎在一夜之间饮誉全球，成为成千上万的文艺青年的文学偶像，他们谈论她、模仿她。《情人》也迫使一贯轻视杜拉斯的专业读者重新审视杜拉斯。数不清的文艺女青年要死要活，要像杜拉斯那样生活，她们肆无忌惮地要得到爱情、满足欲望、抽烟酗酒，更重要的是获得声誉……根本上讲，作家的生活是无法被模仿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杜拉斯依然是杜拉斯，而不会出现杜拉斯二世或者三世。

杜拉斯的生活与写作是一种互文，也是相互混淆的。对她而言，写作是对生活的肯定，写作是对生活的否定；生活认可作品，作品承认生活。回忆的片段和欲望的火焰，具有双重性，既属于生活，也属于写作。她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写，我每时每刻在写，即使在睡梦中。”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所有生活和写作表明：杜拉斯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已经用书籍取代了自己的存在。

关于她的生活——这些有据可查的生活，不外乎生卒、在印度支那的生活、参加抵抗组织、结婚生子、与若干个情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以及她各个时期的工作：导演及作家要做的事。

1914年，她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即越南西贡），她的童年是一个由水包围的世界：暴雨、江河泛滥、三角洲、湄公河，被水淹没的风信子……父亲先后做过中学校长和殖民地的公职人员，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杜拉斯的童年即与中国结下缘分，他们一家在夏天的时候坐上三天的火车，来到中国云南的山里避暑，杜拉斯清楚地记得她在中国山中的日子：她和两个哥哥在那里捉蛐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