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洲

不惑之年过后开始踩刹车，可怕的惯性力量还是把我飞快带进知天命的年纪。以我对生命预估的七十寿限来说，人生上卷初始部分那些繁琐杂乱的小事情也该盘点清算一下，留下少数珍稀的，其余全部扫进垃圾堆，腾出的大脑空间用来贮存阳光雨露。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刚好六岁，无法感觉到这场运动的摧枯拉朽。

通常酝酿成骤风暴雨总是要消耗一些时间的，紧赶慢赶刮进东南一隅，抵达闽赣边界的山城，再花力气打乱一下千百年来形成的淳朴民风，让彼此温文尔雅的你我拉下脸皮彼此揭发、斗争，两年时间已经过了。山城的运动终于也渐入“佳境”，那年我八岁，正好大到刚懂点事又小到没资格介入，纯粹一个“事不关己”的目击者，心无微澜，留下一份稀罕的收藏。

父母亲都是解放初期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国家干部，身为县商业系统的会计和出纳，长年累月与公款打交道，是俗语里所谓“常在水边行”的那一类人，为人处世从来就格外地谨小慎微。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派、四清……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过后，他们身边那些革命队伍里的“蛀虫”，躲过了上一次也躲不过下一次。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接二连三冒出来，父母亲仿佛就是胆小易惊的兔子，对自己的言行更为检点审慎。山城的“大革命”刚起了个头，他们已经敏感地嗅出了火药味，借着护送一位生病同事到省城医治的机会，双双称病滞留在福州老家，当“大革命”的逍遥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