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栋

我们搬进城那年，“四人帮”刚粉碎不久。我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六十岁之前大约就没出过乡镇，有一回在县城大街上看游行，迎面驶来辆汽车，老头不会躲，左右为难，结果被气急败坏的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骂了个狗血喷头。

我们姊妹六个，连上爷爷，全家共九口人，在城南租了半个农家院。这院子呢，十分的宽敞，可以晒粮、打场，只是屋子逼仄，一排六间锢窑，个体面积都不大，我家占了靠东的三间。房东爷爷后来跟我爹说，人不能把空间都占了，得留地方给庄稼、给蔬果、给禽畜，庄户人嘛，就是这么个活法。

这孤老头养着一群鸡，鸡窝紧挨着茅厕。

我爹是转业军人，军转干，早先在公社当个小干部，后来瞧见几个孩子学习成绩都还不错，有的甚至颇为可观，比如我姐，在城里一中补习，恢复高考那年，差几分就被录取，于是我爹萌生进城之意，经过近一年多的折腾，他终于把自己从公社弄进了县里的衡器厂，当了个党办主任，家也就随之一块迁了下来。

这年我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

那时干部中间还在闹派性，我爹“文革”时归“红总司”一派，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干将，另一派叫“联络站”。一九七八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过世两年多，两派干部之间仍然水火不容。革命工作不但凝结了友谊，也凝结了仇怨，我爹在新单位很是受排挤。

回家跟我爷爷诉说，起初，我爷爷没太理会，说了有那么几次，我爷爷便觉得是个事了，抽了几支我爹递过来的“战斗”烟后，老头说，早先我在村里当小队队长，跟大队支委的干部们也脸红脖子粗地吵过，谁也不尿谁，后来呢，喝了一顿酒，就都化开了，东堡的双锁，新堰的白宝庆，放到现在，也还是说一不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