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常小琥有天发信息给我，宣布，他已经是北京作协会员了。然后又问：“为什么还要加入中国作协啊？”

我也很自恋地宣布：“加入中国作协，就可以收到我编的《作家通讯》了。”

他甩了个“无语”的表情给我。

就像他在长篇小说《收山》自序《好好活着》里写的：

“以前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自己能做主的，都是些针鼻儿大小的事。给孩子走个后门，从单位顺点儿东西，处了个对象说家住景山，见面后才知道介绍人大意，少说了个“石”字。都是这样的，现在想想，可气可叹，但那日子过起来，真的有种美感。好像是路走累了，还能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走。

可现在不成了，走这条路的人，太多了，慢一点，别人就会撵你。”

写东西的人，要没点儿不切实际的狂妄，怕也是不行的。哪怕这种狂，你只是揣在心里，从不表现出来。你也还是得靠着那股劲儿来撑着，人不就活一口气嘛。这条路多不容易，尤其现在这社会节奏，尤其年轻人，被退几次稿、评奖落几次选，再听来几句似是而非的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扛不住的，怕就得夭折、也得“收山”了。

如此说来，投稿、发表、被转载、获奖，还有申请加入其实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协会，这一揽子事儿，其实都是给自己提劲儿的。就是撵着自己跑的意思，怕再不跑，就跑不动了，或者就是为了证明，看，我还能跑呀。

我好像从没想过，这是为什么？结果常小琥问我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啊？

常小琥提出这问题的时候，已经凭借二○一四年的《琴腔》和二○一五年的《收山》两部小说，戴上了小说家的帽子，顺带还被喜欢贴标签的内行人，附赠了一些标签，京味儿、传统文化、八〇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