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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2016-05-14谷东

群文天地 2016年5期
关键词:红六军团中央苏区苏区

谷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发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一部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作为红军的主要发源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江西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回望中国共产党80多年前的那段浴血历程,既令人扼腕慨叹,痛彻心扉,又使人热血澎湃,难以自禁。

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敌我方略

1933年3月,蒋介石集团不甘心第四次“围剿”的失败,继续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为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政治上,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根据地周围地区严格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同列强签订巨额贷款,并大量发行纸币、公债,增加苛捐杂税,筹措“围剿”经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各种民生物资进入根据地。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改变过去急进深入的方针,坚持战略上攻,战术上守的原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企图依托堡垒推进,不断蚕食苏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为此,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聘请了大量德国军事专家充当顾问,积极拟定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用贷款购买新式军火装备,增强部队实力。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并亲自坐镇南昌,并于6月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从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培训军官7000多人。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充任总司令,先是50万兵力和100架飞机,采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略,分几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部队;另派南路军11个师的兵力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9个师另3个旅担任“围剿”湘赣、湘鄂赣两块根据地并阻止中央红军向西发展;第十九路军等6个师另2个旅,扼守闽西北各县,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警备区5个师另3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苏区并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发展。

面对敌人的严酷的“围剿”形势,中央苏区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共中央号召全苏区的人民群众热烈参加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加强经济建设,发动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中央苏区红军扩展到10万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达到20万人。

当时的形势虽然十分严峻,但只要红军领导人能够正确地分析敌我态势,抓住有利机会,针对敌人的弱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况且,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蔡廷锴和陈济棠为保存实力,均不愿与红军作战。这可为我方所充分利用。可惜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实行了冒险主义路线。在政治上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所谓“国家对国家”、“大军对大军”的大决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在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分兵作战,要求同时“两个拳头打人”,沿用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束缚了一线指挥将领的手脚。在蒋介石正大力筹备“围剿”之时,毛泽东已经离开并被剥夺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6月,临时中央错误地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派出另一部分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意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但在国民党军队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分散兵力作战很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东方军虽然先后向闽西出击,在泉上、连城、顺昌、将乐、延平等地取得一些胜利,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暂时扩大了根据地,为反“围剿”战争积累了经验,筹集了经费,但是,东方军因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而此时,中央军则基本无仗可打,被闲置。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1933年9月底,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被临时中央委派直接掌握红军的指挥大权。李德只是生搬硬套,使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而同样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的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却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作为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反对毛泽东、朱德等总结、制定的正确作战方针、原则,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从南城、硝石时开始进攻黎川,28日占领黎川,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于收复黎川。于是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东方军第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便贸然命令红军继续向敌军有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红三军团连攻硝石,数日不克。硝石战斗不利,又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进攻资溪桥。结果,红军又连攻多日不克,损失惨重。到11月中旬,红军已经连续疲劳作战近两个月,不但未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为辗转奔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伤亡,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在主力红军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从1933年12月中旬起,临时中央领导人又转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命令红军在根据地周围修筑工事,强令装备低劣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生拼死耗。

不懂得发扬统一战线的威力,在战略上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同盟者,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以打破敌人的堡垒政策。当时,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反对内战,主张抗日,联合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共同抗日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急调北路军的9个师和江浙地区的两个师前去镇压,从而导致敌人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和江浙地区的兵力变得空虚。这对于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是一次十分有利的机遇。周恩来建议利用蒋介石目前正延迟进攻中央苏区,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之机,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利用此次有利时机,以红军主力主动出击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变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被迫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出击,威胁宁、沪、杭,支援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但博古等并没有采纳这些正确的建议,甚至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红军不能给予支援,并要求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这使得蒋介石得以从容地集中兵力镇压第十九路军,从而使得红军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又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佳的战机。

在解决了福建事变之后,蒋介石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并于1934年1月底,进一步完成了四面合围中央苏区的态势。

而此时在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县城。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拒绝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9个师死守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要同敌人进行“决战”。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军主力虽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但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进攻广昌。红军采取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的艰苦阵地战,实施“短促突击”战术,未能摆脱被动局面,不得不于4月28日撤出广昌县城。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红军遭受了5000余人的重大伤亡,对红军以后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六路向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等地逼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中央红军由10万人减少到8万人。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给予敌人以重创,但仍然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此时,敌人向中央苏区发动了总攻击,在内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已经变得不可能。毛泽东再次建议派主力红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加以消灭,开创新的根据地。但是这个建议又遭拒绝。10月,敌人进攻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至此,左“倾”错误指挥下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壮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5月,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不久复电同意。然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为了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从中央苏区出发向闽、浙、赣、皖等省行动。

1934年7月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攻克大田县城,进入闽中地区;渡过闽江进入白区,正准备按原计划北上浙西去皖南时,中革军委又电令先遣队由谷口东进。8月1日,先遣队攻克福州西郊的水口,7日晚先遣队向福州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扼守,激战两昼夜未克,红军撤出战斗。8月9日晚,部队在桃源与敌激战,损失严重,随即向闽东游击区转移休整。8月16日,先遣队奉命向闽北前进,半月之内三战皆捷,声威大震。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古楼一带。先遣队为避开敌重兵围堵,转向皖赣边界活动。9月底到达婺源,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打退追击和堵截之敌。

10月21日,先遣队奉命向闽浙赣苏区转移,闯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后在德兴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同红十军及当地武装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为先遣队,在寻淮洲率领下于11月18日出击浙西,逼近昌化、临安,震动杭州。随后挥军北进威胁芜湖。在苏区形势日益危困的情形下,11月18日,方志敏等奉命组成军政委员会,随红十军团行动,北上皖南。12月14日,部队在屯溪和青阳附近的谭家桥作战失利,寻淮洲牺牲,刘英、乐少华负重伤。

1935年1月中旬,方志敏所率的北上抗日先遣队2000余人,被7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包围在常山、乐平封锁线内,损失惨重,方志敏、刘畴西等不幸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的篇章,抒发了一个革命者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同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红十军团剩余的部队在粟裕和刘英等领导下,突出重围后挺进浙南,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5000里成功西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设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作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红六军团此次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为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红六军团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遂川的横石出发,开始突围西征。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任弼时为中央代表,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并宣布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西征的最高领导机关。会上还对全军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并宣布了红军纪律。

红六军团的神速突围,引起了湘桂两省军阀的惊恐,他们急忙进行堵截,湖南军阀何健急调两个师的兵力追击,同时又令1个旅4个保安团在资兴和汝城之间的彭公庙、滁口一线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命令2个师迅速向北部边境集结。为此,红六军团立即改变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出发,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但因敌军布防严密,红六军团放弃渡江计划,转而东进阳明山区,随后东出祁阳的白果,跳出敌人包围圈,急转南下,29日到达嘉禾城附近。敌军仍然穷追不舍,红军果断折而向西,经永安关战斗,破坏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堵截计划,进入了广西的文市。敌人又企图在此阻止红六军团西渡湘江。红军果断出击,击溃敌军8个多团的进攻,于9月4日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湘江,并占领了西延县城。

9月8日,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活动,设法

牵制大量敌人,以直接配合即将突围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红六军团立即从车田出发,挥师向西急进,进攻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但未攻下。而且此时湘、桂、黔三省敌军纷纷向绥宁以北地区集结,以防红军北上。红六军团旋即改变计划,夺路南下,攻占通道县城,渡渠水河,西入贵州。19日,在通道以西的新厂,歼灭尾追之敌数百人。随后红军向贵州锦屏、黎平挺进,渡过清水河,占领黄平县城,进入瓮安一带,10月6日,到达石阡地区。但在甘溪不幸遭到桂敌第十九师的袭击,红六军团被截成3部,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重兵包围之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红六军团充分运用游击战术,迂回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之间。在朱家坝向南转移途中,五十二团遭敌军围攻,损失惨重,十八师师长龙云不幸被俘,后在长沙英勇就义。经过10多天的艰苦转战,红六军团突破了敌人在石阡至镇远设置的封锁线,战胜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前来接应的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后来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西征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两个月,历时80余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成功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基本上摸清了沿途敌人的兵力虚实,有效地牵制、调动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减轻了敌人对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的压力,为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沿途的地形、民情、气候、物产等情报,探明了道路,做了大量政治宣传,为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提供了有利的群众基础,实际上起到了长征先遣队的作用。

长征前的部署

1934年9月下旬至10月初,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推进。10月6日,石城失守,10月14日,兴国再次被占。中央苏区只剩下宁都、瑞金、会昌、于都等县狭小地带。主力红军已不能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必须突围转移,进行长征。

1934年7月,中央先后派出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组成两支先遣队,分别北上和西征,以便吸引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并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同时,动员苏区人民支援反“围剿”作战,征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为红军长征做了一定的物资准备;在苏区迅猛扩红,新组建了红军第八军团。9月底至10月中旬,中革军委命令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红军主力集中转移。但这些布置都是在“保卫苏区”和“粉碎敌人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对于整个战略转移计划,除了中央领导核心博古、李德等极少数人知晓外,就连党政军的高级干部都不知情,更没有在红军和群众中进行政治动员。

为了便于转移,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并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工会、团中央、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队等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邓发为副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陈毅为主任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

从10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分别从瑞金九堡、云石山、梅坑和会昌的石门圩等地向于都集结;红一军团分别从兴国的竹坝、洪门向于都的段屋、宽田、岭背、段屋地区集结;红三军团分别从兴国的高兴、石城的南部向于都的车头、汾坑地区集结;红五军团从兴国的社富向于都北部集结;红八军团从兴国的古龙岗向社富集结;红九军团从长汀的钟屋村经瑞金向会昌的珠兰埠集结。10月16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基本完成了突围长征前的准备工作。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突围转移的红军左翼前锋红一军团、右翼前锋红三军团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和县城西门的塔脚下渡过于都河,中央第一、二野战纵队于18日从城东门口渡过于都河紧随其后,红军右翼后卫红8军团于17日傍晚至19日傍晚在于都河孟口渡过贡江;左翼后卫红九军团于16日渡过濂江紧紧护卫。20日晚,担任整个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在于都城南孟口渡过于都河。至此,中央领导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开始突围西征,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中共中央在领导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开始突围转移时,战略转移变成了一次大搬家。部队携带大量辎重,在行军中,负担沉重,行动迟缓,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给了敌军围追堵截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机会。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转移的大军也基本沿着红六军团所走过的路线行动。蒋介石马上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命令南路陈济棠的粤军4万多人,在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带,设置了一道南北长约20多里、东西宽约100余里的弧形封锁线,企图利用桃江为依托,阻挠红军西进,消灭中央红军。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在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这给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可乘之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借道等五项协议,因此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追击。24日红军全部渡过了桃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6日,红军左前锋红一军团到达广东南雄的界址、乌迳一带,右前锋红三军团经信丰油山,进入大余,击溃青龙圩驻敌,继续向西前进。27日红军相继渡过章水。28日在青龙圩击溃敌军一个团。30日红军主力撤出大余,进入崇义,向广东仁化和湖南汝城推进。至此,主力红军离开了江西,走上漫漫长征路。

江西苏区军民的巨大牺牲和顽强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于11月23日占领全部中央苏区。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对江西苏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苏区不少地方全村被烧光,全家被屠尽,尸横遍野,人烟断绝。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央苏区就有80万群众被杀害。杀人魔头、赣南反共团总黄镇中,杀害宁都、兴国、瑞金、于都、石城等县革命群众达数万人;江西保安三团团长欧阳江,在瑞金武阳一夜之间屠杀了500多人。就连敌人在“清剿”报告中对其犯下罪行供认不讳:“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江西苏区遭到了空前的劫难。

在大肆烧杀抢掠之后,敌人又强制推行了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苏区人民群众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还建立所谓“铲共委员会”、“清乡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强迫苏区人民不准进入“匪区”,不准靠近红军,不准接触苏维埃工作人员。否则,将以“勾通共匪、谋反党国”等罪名加以逮捕,甚至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敌人还对江西苏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还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苏区人民种田要交如“户口税”、“壮丁税”、“保甲税”、“治安费”等,计数十种之多。许多农民除了要交清这些沉重的捐税外,还要补交地主土地革命前的陈年老账、租谷利息,苏区人民重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顽强的江西苏区军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勇敢地拿起武器,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有效地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率领留守红军与数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搏战。遵义会议后,中央分局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召集紧急会议,改变战略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九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各路红军部队突围以后,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留守的苏区军民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同时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革命骨干力量,成为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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