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琴 陶正 葛兰英 李倡云

摘 要：美国特许学校接受公共教育经费资助，由社区、企业、个人等提出经营计划书，通过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审核成立。本刊特约记者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采访了美国希望山特许学校（Prospect Hill Academy Charter School，PHACH）校长、马萨诸塞州特许公立学校协会董事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兼职讲师杰德·利帕德（Jed Lippard）博士。利帕德博士1995年加入马萨诸塞州特许学校运动，作为学校领导者，在PHACH工作了14年。作为特许学校的资深研究者、执着探索者和成功实践者，利帕德博士在采访中向我们讲述了PHACH的成功经验和特色项目。

关键词：美国特许学校；希望山特许学校；教师核心素质；进步主义教育

一、PHACH的使命与特色

《世界教育信息》：创建于1996年的PHACH的使命是为学生上大学做准备，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该校第一年只有12名毕业生，现在约有1200名在校生。历经近20年的发展，学校在其使命、愿景、价值观方面是否始终如一，有没有一些改变？

杰德·利帕德：我校由萨默维尔市的学生家长成立。萨默维尔市毗邻剑桥市和波士顿市，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当时，超过50%的萨默维尔高中生无法在九年级顺利毕业和升入大学，当地学生迫切需要一所学校能够帮助他们做好读大学的准备，无论其肤色、语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上述理念一直贯穿于我校整个发展历史之中。

变化之一是我校已经从只有一处校址的规模较小学校，发展为拥有多处校址的规模较大学校。我校在两个城市有三个校区，建有四栋大楼。随着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学生群体结构也有所变化。早年，因为学校创始人大多来自工薪阶层的白人家庭，所以学生也大多来自该类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成为移民家庭（萨默维尔市和剑桥市的海地人家庭）的一个选择。我校采用抽签录取的方式，任何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都可为其提交申请。在某些移民人口中，我校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学校。我校拥有很高的大学录取率，因为我们做了许多非凡的工作，帮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校不得不调整体系，以容纳更多学生。7年前，我校有11名英语语言学生，现在有183名；残障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学校通过设置不同的模块和增加额外的人员拓展学术项目，以适应更多学生的需求。从文化角度看，在日益壮大的学校规模下，学校更加努力地创造亲切感、社区概念和家庭概念。

《世界教育信息》：一方面，学校旨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尊重差异，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社区意识。请问，学校在这两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杰德·利帕德：这是我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建校之初的5年里，我担任初高中部（相当于中国的7～12年级）的校长，最近8年里，我担任学校校长。事实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即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是单一的个体。幼儿园至3年级的幼儿教育、4～6年级的低年级基础教育和7～12年级的高年级教育应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一个整体，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个体？以上教育阶段与相应年龄组学生的发展既要保持一致，也要保证学生在校区之间过渡时明白他们亦是单一的个体。对于三个校区的教师，是否采用相同的绩效标准进行评价？以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PHACH曾被评为2012年全美高中金牌学校，多次被评为银牌学校。引导您年复一年为学校工作的理念、信仰和动力是什么？

杰德·利帕德：我称其为“关键成功因素法”。第一，我不能低估使命的重要性——我们是使命驱动的机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无论是传统学校还是特许学校，都由目标引领，而目标决定了学校教育的特点。所以，我校的教育目标吸引着应聘的教师和有意愿参与的家庭。

第二，特许学校拥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基于数据确定需求，然后迅速跟进并分配资源。这在更大的区域系统中很难做到。例如，2015年我们在高中数学方面遇到了问题，学校雇佣了两位有经验的数学教师支持我们教师的工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们不必经过层层审批。

第三，我校覆盖K-12教育阶段，这非常独特。我们可以根据毕业生的视野倒着规划他们的培养计划。根据高中毕业生需要知道什么（学习内容）、从事什么（技能）、成为什么（习惯），我们可以绘制出学生从12年级到幼儿园的各条路径，以便于我们有一个垂直的、连贯的项目，切实触及学生的学习内容、技能和习惯。

第四，教师的领导能力与自我激励。教师不只是一个轮子上的齿轮，更是领导者、孩子受教育过程中的必要合作伙伴。多年来，在制定发展规划、创建教师领导机构、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机会、保持教师学习与参与方式等方面，我们培育了教师的领导力。

第五，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教师职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从校外聘请某位专家，让其传授大量知识，教师通过工作坊或研讨会学习。当然，人们常常会在这种形式下感受到“工作坊的兴奋”，因为他们确实被所学内容吸引，并且会在当下运用。然而，兴奋过去之后，教师就会回到原来的步调，因为这种方式没有连续性和问责制。我认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大多数知识应该存在于组织内部。因此，处于合作探究团队之中的教师比较有优势，他们可以系统地观察数据，掌握收到的指令：明白哪里存在缺陷，学生需要什么，哪里能够起到作用。然后，一起工作、重新设计课程，并通过数据检查实施效果，然后再继续改进，循环进行。因此，该机制迫使教师对整个团队负责，如果某个班级的学生表现不佳，则整个团队就是失败的，因为团队要对所有学生负责。但是，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机制来“三角化”教师所做的工作。

二、PHACH的开拓型项目

《世界教育信息》：在PHACH，您创立了许多开拓型项目，如高三旅行（Junior Journey）、未来学者（Prospect Fellows）、特别高中（Collegiate Institute）。您能简要谈一谈这些项目吗？

杰德·利帕德：因为特许学校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可以创新之处。

第一，高三旅行。在美国，很多学生都有出国交流的机会。我校为幼儿园到11年级的学生教授西班牙语。为了保证我校不仅在学术上教授西班牙语，还可以让这门语言在校外有生命力，让学生拥有真实的、集中的浸入式体验，我校设立了高三旅行项目，即高三学生到危地马拉旅行三个星期。

首先，学生寄宿于当地人家里，这迫使他们用西班牙语沟通；其次，学生参与密集式西班牙语指导，和教授进行一天4个小时的“一对一”训练；最后，接触有责任感的公民，参与服务学习项目，在当地一所学校教书或建造房屋。

这是能够体现我校使命的项目。同时，对于许多高中生来说，这是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他们距离上大学还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提早让其体验长时间离开家的滋味。

第二，未来学者。一方面，无论教师授课多么精彩，总有一部分学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我们想创建一个项目，使教师职业规划多样化，使其真正了解学生的成长背景。因此，我校创建了教师培训项目——未来学者。我们把已经读大学且取得成功、并想服务社区的校友作为目标，他们在大学学习如何成为教师。在这里，他们是导师或助教，是我校多样化教师战略的一部分。

第三，特别高中。简单地说，这是针对11和12年级学生的重新设计，是高中和大学之间的桥梁。美国大多数高中生在读大学之前，仍然按照学校教学节奏生活：一天8节课，每节课47分钟，每天写家庭作业。然而，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在特别高中，学生须参加每周两次的课程；须在两周内完成需要上交的论文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一本小说。如果我们认真帮助学生顺利地升入大学，就需要像大学那样对待他们，同时不忘提供高中阶段的教育支持。

三、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质

《世界教育信息》：您的简历上写到自己首先是一位教师，尽管您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您看来，哪些核心元素或特征是教师应该追求的？

杰德·利帕德：第一，树立每名孩子都能学习的基本信念。“聪明的孩子，迟钝的孩子”这样的语言文字对我不起作用。成长型思维模式相信，通过艰苦工作和有效努力，人们可以用意志力克服重重困难。这并不总是轻而易举，但我相信任何人都是有能力的。教师需要践行成长型思维模式，如果他们相信一些孩子善于学习，而另一些孩子不是，他们就已经将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推向失败。

第二，乐意成为学习者，把教与学看成相互交错的过程。不要强迫教师赞同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我们生活在学术课程范围之外的世界，不断变化的世界正在带来各种挑战。

第三，不要让学校教育干扰个人教育。很多教师迷恋于教学内容和专业知识，以致于他们忘记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学生有自己的背景、文化、激情、信仰、兴趣等。于是，传达教学内容并重视学生特质之间存在很深的连接，这大大地提升了教学难度。教师要意识到学生成长在复杂的时代，他们有真实的感情，他们不是被用来装满的容器。

第四，与同事合作。在美国，多年来教学已经变成孤立的工作：教师关上门，在教室里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对学生来说，运气好会碰上一位好教师，可以拥有良好的学习经历；运气不好就可能会碰到差劲的教师。而且，对此造成的后果并没有问责制。所以，教师不仅必须合作，而且要乐意合作，将合作视为自身发展的基础。

第五，“文化素养”的特性。教师要认识到不同孩子的不同需求。例如，我校对于来自海地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和爱尔兰天主教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怀抱不同的期望。但是，很多教师不在乎学生是谁，他们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像知道海地“独立纪念日”这样的事情，对于来自海地的学生就意义深远。此外，教师还要意识到，在教室里与学生建立共鸣需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要有倾听的兴趣和愿意，而不总是假设。实际上，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将学生父母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实际上，我不关心我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我关心的是他们是否深深寄希望于他们的孩子，我要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校每年都会开展“聆听会议”，这是一个与父母缓和并获得授权的重要机会。“在你孩子方面，你是专家。请告诉我关于你孩子出生的故事。”“他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什么是驱使他的动力，什么时候他最幸福？”将问父母问题作为认识孩子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真正与父母建立合作关系的强大方式。

四、教与学之关键

《世界教育信息》：请为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进步主义教育。

杰德·利帕德：我讨论过两类不同的学校，一类是迷恋于以测试分数作为学业成就判断标尺的学校；另一类是对建构主义方法更有兴趣，学生可以确定自己人生意义的学校。进步主义教育之父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建构主义方法的支持者，认为学校和教育应该为学生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道路和意义。学习应该是可信的、经验的、生动的，学生应该追逐自身兴趣，而不总是从属于教学大纲。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美国运动领袖西奥多·赛泽（Theodore Sizer）成立了基础学校联合体（The 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s），提出十项共同原则，明确规定建构主义学校在实践中的样子。他用“学生似工人，教师如教练”的比喻，来描述传统上“学生似接收器，教师如灌输者”的说法。

所以，存在两类学习方式：一类是信息性学习，即接收知识；另一类是迁移性学习，即如何体验世界、如何看待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迁移性学习。在进步主义学校里，学生不会成排地坐在教室里面对一直在讲课的教师，而是在分离舱里创造、制作、展览，围成一个圈反思。

不幸的是，美国目前对此并不特别引以为豪。“如果你不测量你评价的，最终你将终结你所测量的。”现在，政策制定者念念不忘以标准化测验来衡量学校。希望“钟摆”能摆回来，因为滋养灵魂的艺术课程和一些项目已经被消除了。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者，对此我感到非常悲伤。

《世界教育信息》：关于此次采访，我们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孩子》，另一个是《每一个孩子都值得高质量的教育》。您喜欢哪一个？

杰德·利帕德：我认同“顾客至上”的理念，意思是“每一天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孩子都值得面对一位有效的教师”。作为一年级孩子的家长，我知道，在孩子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单一可变因素是教师的素质，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因此，我们才会看重教师的领导能力、合作协同能力等素质的培养，所有这些素质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想将“每一位孩子，每一间教室，每一个日子”（every child， every classroom， every day）作为采访的题目。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