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政治活动与天津社会的互动

2016-05-14何睦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5期

何睦

[摘要]在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下，政治活动是大学与所在城市社会的主要互动途径之一。就这一命题来说，天津具有典型性。一方面，大学的政治活动提高了天津市民的政治意识，推进了城市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学的政治活动也有赖于天津市民的广泛支持。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大学师生的地域意识逐渐增强，最终与天津城市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关键词]政治活动；天津社会；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5005506

大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应该首先在人才培养或科技服务等方面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动力。然而，近代中国政治危机迭出不穷的现实，促使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层面的互动，从而令中国社会僭越了西方经验。在这一历史现象下，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怎样的变化，这是中国城市社会现代化研究中亟待解答的问题。天津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抗战爆发前已发展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而大学也与天津的现代化进程相契而生。早在19世纪末，天津就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学——北洋大学，民国时期创建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亦分别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的翘楚，因而天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难得的标本意义。

一、学生运动对天津市民的现代政治启蒙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大学不仅是现代城市的重要机构，而且其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潜力和动力来促进城市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近代发生民族危机的国家，学生运动往往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前奏”[1]，而激发学生行动的最重要因素一般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事件或问题。譬如，近代中国大学生首次作为一个群体发起政治行动的五四运动，其直接诱因是当时社会极为关注的巴黎和会签约问题。天津坐落在首府附近，处于近代中国政治的前沿地带，学生更容易受到邻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影响。因此，“五四”翌日的5月5日，天津各学校学生率先响应和声援北京，以发通电、集会、游行、请愿等形式拉开了近代天津学生运动的帷幕。在此后的声援五卅惨案、一二·九运动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天津各校均发起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在天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大学生扮演了组织和领导核心的角色。如在五四运动时期结成的主要学生领导组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中，当时的两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分别担任了领导，其中北洋大学法律专业学生张鉴喧担任了主席[2]（P110）。此后，随着天津高校数量的增加，天津本土大学生已经可以独立策动大型学生运动了。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天津大学生立即响应，包括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学院、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女师学院和河北第一师范学校等高校共同领导了“一二·一八”大游行，随后各校学生又组织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和法商学院学生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统筹行动[2]（P225）。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天津的大学生已经成为运动主力，完全主导了运动的全过程。由于近代中国城市团体处于缺位状态，因而学生的行动也起到了对城市政治力量的唤起和整合作用。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下，原本与政治绝缘的市民也逐渐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包括城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工商业人士在内，天津各阶层均响应学生开展了罢工、罢市等，城市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对于大学生自身来说，参加学生运动也是与求学城市进行深入接触的开始。走出封闭的大学校园，进入学校附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社会，大学生们除了游行请愿带给社会的感召，也迫切期望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亲自散播到居所附近的城市社会中，因而互动性较强的讲演成为学生运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演说以口头论政的崭新形态，取代文牍的上意下达，改变了都市空间。”[3]（P20）

在西学东渐和日本知识界的影响下，清末知识分子一度将讲演活动的出现作为现代都市的重要标准。如梁启超在19世纪末提出：“报馆、学堂、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利器”[4]（P90），三者结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此后，学堂为新式学校所取代，而大学生则成为讲演活动的最好执行者。一方面，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将对民主和现代政治生活的诉求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作为学生政治运动中的具有号召力的部分。另一方面，大学生团体的行动和组织能力，把讲演活动带入了天津社会的各个角落。譬如，五四期间北洋大学学生在校学生会领导下成立了44个讲演团，分别到津郊向工农商各界宣传爱国道理。此举引起了天津各大媒体的关注，天津《益世报》就北洋大学学生讲演团赴塘沽及郊区讲演作了专题报道：“昨据该校来函，叙述一切情形云：北洋大学自罢课以来，于演讲一事竭力进行，设普通演讲团30团，特别演讲团14团。其演讲地点遍布天津各地，如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及附近数十里以内，均有该校演讲团之足迹。” [5]对于市民来说，大学生的讲演传递了社会迫切希望了解的时事动态，因而天津各界民众均表示欢迎，有听众说：“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如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5]市民的热烈回应给学生以极大鼓舞。此后，南开大学学生在“五卅运动”期间也组织了演讲团分赴市内演讲，向民众宣讲五卅惨案，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6]（P213）。

此外，学生讲演的目标往往指向号召市民抵制外国商品。相对于单方面的聆听讲演，抵制行动本身必须得到市民的主动配合，其动员过程成为大学生与市民更深层次的互动。通常情况下，学生先通过讲演陈述利害，在充分获得市民理解的基础上，抵制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畅。如“五四”期间，北洋大学“学生自罢课后，分投（头）讲演，收效颇大，一班普通社会皆知外交失败，以抵制日货共谋挽回者，讲演之力也。……讲演时以抵制日货最易收效，闻者点头称是”[5]。需要指出的是，对抵制行动的宣讲不仅是一种情绪和态度的表达，大学生更着重于提高市民的政治觉悟，令社会从根本上认识到抵制外国商品是打击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手段。如“五卅运动”期间，南开大学学生组织成立“五卅后援会经济绝交研究社”，创刊《绝交报》，积极宣传抵制英、日货物的政治必要性，女生自治会还组成家庭讲演团，深入市民住户挨家进行宣传[6]（P213）。尽管并非每个商家都能理解上述意义，但大学生在民族意识驱使下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贯彻力。如“五四”后期，为表达对“福州惨案”的抗议，大学生加大抵制日货的力度，对贩卖日货的商户进行详细调查，甚至组织“跪哭团”到贩卖日货的商家门前“跪哭”，以唤起城市商界对贩卖日货的政治认识。

大学具有天然的民族性。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大学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欧美大学为社会变革积蓄了知识和理性的话，中国大学同样作为思想的先驱者，成为城市文明的变革动力。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存亡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救国热情和行动，对城市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辐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运动影响的扩大，而且促进了城市社会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

二、市民的襄助：大学公益募捐的丰硕成果

公益募捐活动是一个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越是进步发达的社会募捐活动越普遍和频繁。城市与乡村经济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募捐不可能经常发生在乡村，而城市间的经济差别也往往决定募捐效果。作为民国最开放的城市和北方经济中心，天津的募捐活动比较多，大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传统上周穷济困的募捐不同，学生募捐活动是以一种现代社会活动出现的。在民族社会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学生募捐活动的主旨往往与反帝爱国的主题结合在一起。天津出现大规模学生募捐活动始于五卅时期。1925年，“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天津后，南开大学师生立即组成“南开大学五卅后援会”，该会在学校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动，以“促使国人通力援助沪案，作外交后盾”。不但在校内反映良好，而且得到天津市民的热烈响应，先后募得捐款近5000元[6]（P213）。从时序看，这次募捐体现了前期学生运动中大学生与市民良好互动关系的延续。此后，南开大学师生又发起过数次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社会募捐，其中以华北运动会募捐影响较大。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北站体育馆举行，南开大学学生组织拉拉队助阵。当时学校经费困难，拉拉队就向社会公开募捐，他们喊出了响亮的募捐口号：“毋忘国耻”、“毋忘东北”、“还我山河”，促使民众踊跃加入捐款之列。“在场的天津各界团体和个人都深受感染，国华银行、新华银行的先生都捐了钱，甚至学校附近的一些商店也都给予帮助。”[6]（P219）

从全国角度看，教会大学对募捐活动较积极，具有天主教耶稣会背景的天津工商学院亦如此。该校创办于1923年，位于市中心法租界内，自建校伊始就特别热心于募捐活动。如1925年冬，因冯张混战，避乱天津的难民日渐增多，又逢天气寒冷，难民无衣无食无住所，生活困难到极点，建校刚两年的工商学院便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救济工作。“他们不怕寒冷和艰险，在市区街头为难民募捐三天三夜，募得240元，获得各方好评。”[7]（P517）1936年底，为了支援绥远抗战，天津工商学院在天津市内发起了一轮规模较大的募捐活动。“第一次，由各班班长开会向校内募捐，计分学生、职教员、工友三部，共得洋伍佰元整。即日商妥全数购买棉袜手套，款付益世报馆代办代寄。第二次，藉本校十四周年纪念会之便，由新闻部主持，向来宾劝捐，德洋数十元，亦交益世报馆转汇前方。”[8]此后，随着战事日趋激烈，天津工商学院学生组织成立“援绥会”，成员包括全校学生，下分募捐、买办、制造、宣传等六部。“在寒冷冬日积极进行募捐、宣传等活动，支持前方战事，前后三天共募得600元。由校医卓景蓉制成药品2000余份，毛巾1200条，委托益世报馆转交正在前线服务的天津西开教堂雷鸣远司铎进行分发。”[8]1937年夏，四川发生严重旱灾，工商学院学生又发起“救济川灾募款运动”，一星期募得二百余元，“成绩昭著，极得社会人士赞扬”[8]。

募捐的丰硕成果无疑来源于市民的慷慨解囊，并且从以上记录看社会舆论还不断对学生做出积极的鼓励，整个天津社会全无将募捐视为负担之意，无论社会名流还是平民之家均以捐款支持学生为荣。这说明，从听其言到从其倡再到助其行，天津市民已不仅是大学理念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支持学生的公益募捐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进程与募捐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近代大学生募款活动的频率，与大学校园同城市的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交通较为便利的南开大学和身处市中心的天津工商学院历次募捐活动均较为成功。相对来说，身居天津北郊的北洋大学，在抗战前募捐活动的记录较为鲜见，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助学运动”[2]（P427）等大型募捐活动。不过，此时随着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北洋大学校园已与市区完全接合在一起了。这从侧面也展示了城市化进程对于学生募捐活动的重要性。

三、民族危机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内部纷争不断，天津是各路军阀必争之地，因而多次受战争侵扰。不过，由于天津市中心多租界，交战各方顾忌各国利益，不会进入市区作战。但兵乱往往殃及城市边缘的居民或造成难民迁徙，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各大学往往对附近社区的居民伸出援手，施予救助。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期间，京津一带陷于激战，人民流离失所。南开大学师生纷纷参加妇孺救济会，先是分队出发到战地救恤灾民，至津郊北仓、杨村一带。不久，战况蔓延至市郊，津地秩序紊乱，学校附近住满灾民，南大师生又组织临时妇孺救济所，收容附近居民，并组织战地视察团，募款赈济灾民[9]（P64）。1924年9月，直奉会战期间，天津市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刚刚在南郊八里台地区建成新校区的南开大学立即组织人员在该地区疏散居民，接收难民及维持安全秩序，校方甚至嘉奖维护治安的警察。针对有可能出现的败兵劫掠现象，学校还提前采取对策，主动对败兵实施救济，“特备棉袍、帽、鞋及食物，分送警察各棚，救济溃兵”[10]，事实上扮演了地区自治政府的角色。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近代中国大学成为城市的一支社会稳定力量不是偶然的。20世纪初，西方大学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普世主义向地方主义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既包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地方化，也包括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体化。在这方面，北洋大学的历史特别体现了中国大学与城市社区相互融合的过程。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初称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公立大学的肇始，最初定位是为以军工为主的洋务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因而与城市社会的联系并不紧密。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天津作为八国联军侵华的主战场，遭遇了灭顶之灾，此时的北洋大学规模尚小，既无力也无意识与城市共存，致使校舍被毁、人员无踪，这一经历使北洋校方开始意识到大学与所在城市安危与共的关系。1902年复校后，从校方到师生明显增加了对本地事务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后，北洋大学（1928年～1937年称北洋工学院）所处的城北地区由于是交通要冲，兵祸袭扰更胜其他地区。每逢地方危难之际，学校均设妇孺救济所，对附近居民施食施钱，以周穷困，使其不致流离失所，博得了社会的好感。1935年2月18日，学校周边十余个村为感谢学校多年来的救助，联合举行盛大仪式向学校赠送慰谢匾额，村民举行了提灯会、高跷会、法鼓会、鹤翎会等，男女老幼来观者逾万人，可谓盛况空前。所赠匾文内容如下记：“国家多故兵祸迭乘前数年……皆赖国立北洋工学院两度充量收容施衣助食之所致也僻壤穷乡无以为报略志数语永作怀德纪念并颂耕砚校长李老夫子德政救民水火。”[11]

如果说内战的危机加速了大学对地方事务的参与，那么面对外侮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则进一步促使大学完成了对所在城市的身份认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东三省，并企图进一步蚕食华北地区，天津也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193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华北自治”的借口策划了“天津事变”，他们组织“便衣队”，雇佣大批日本浪人及地痞流氓，手持刀枪棍棒，冲出日本租界，在天津市区闹事，破坏天津治安。1932年6月2日晚，日租界发生炸弹爆炸，天津市公安局通告各大学：“市面情势紧张，盼同学少外出，无事不必下卫，以免发生意外。”[12]面对近在咫尺的危机，大学师生开始将自己与城市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往的爱国情绪开始转化为对天津命运的关切。北洋大学教务长兼代理院长王季绪率先行动，通电全国呼吁抗日，并毅然绝食。消息传出，市内各大报纸都发表消息或社论，天津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函电表示支持、同情和慰问。针对战火随时可能烧至津门的局势，北洋大学开始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预备在参与可能到来的天津保卫战。校方不但拟就系统的军事训练计划，甚至包括组织学生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各项军事训练。“在学校西南隅做步兵壕模型，共四线，每线有步兵壕四，轻机枪壕一，并请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做实地指导。”[13]

同时，天津各高校的学生自治会也成为实行抗战宣传、活动组织的行动组织。他们开始拿起手中的笔，作出檄文疾呼。仍以北洋学生为例，“天津事变”以后，有学生发文呼吁天津社会增强危机意识：“天下太平，所以天津更太平，在天津听不到当地民众的因压迫而奋起的呼声，听不到因受残杀而激动的狂吼，听不到微弱者挣扎的呻吟，甚至听不到窃窃的呓语……”[14]有的学生痛陈国难当头，社会上却麻木不仁的情况：“俯视津市，保安队之血泽未干，东南角之枪痕宛在。而奸商祸国，罔具良心，销卖仇货，有加无已。”[15]从这些话语和文字中可以感觉到，大学生的心已深深地与天津这座城市紧紧连在一起。这与三十多年前，面对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时师生星散的光景形成了一个对照。

此外，天津的大学师生还依托自己的学术专长，致力于增强天津社会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如北洋大学的教师王子祐、高乃谦、齐玉亭分别在《北洋理工季刊》上发表了《毒气战争概论》、《军用毒气之防御》、《糜烂性毒气制法及防御》等论文[16]，为可能发生的毒气战向社会介绍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应对方法。南开大学下属应用化学研究所派遣科研骨干，协助实业家赵雁秋、吴印塘于1933年设计创办了天津利中酸厂[17]（P30），打破日本企业在华北硫酸市场的垄断地位，极大鼓舞了天津民族工商业界的信心。南开大学下属经济研究所还在天津《大公报》开办了《经济周刊》，研究关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问题，其中南开教师丁洪范针对日本抛出的“中日经济提携论”指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中国为日本经济集团的一份子，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18]，彻底揭露了这一论调下的侵略意图。

总之，在共同面对战争危机的过程中，大学已经与天津社会升华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二者的团结协作也成为中华民族各阶层团结抗战的重要一隅。

四、余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中，大学的政治活动是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一。然而，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民族国家的层面阐释，忽视对作为其载体的城市社会的分析。近代以来，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生活开始集中到城市，特别是向天津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集中，同时使城市位于近代不断升级的民族危机的最前沿。这使大学的政治活动只有在城市中进行才有意义，其实质是与城市社会的互动。

以学生运动为契机，大学生开始走出象牙塔，走上城市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向市民示范如何积极地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大学的政治活动也有赖于社会大众的支持，城市为大学生提供了政治活动的平台。有了城市大众的反馈和支持，学生运动才能上升为社会运动，学生的抵制外国商品、政治募捐等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随着双方互动的深入，大学师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事务，并将民族救亡的家国情怀投射为对所在城市安危的关切，加速了大学对所在城市建立起属地认同心理，城市亦因此成为联系国家与大学之间的纽带。正因如此，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组社会关系之一，厘清这一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既有利于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同时对于从社会心理上把握大学、城市和国家三者的关系亦不无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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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院北乡柳滩村民向本院送匾盛况[J].北洋周刊，193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