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

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

这句话是孔子对弟子子贡“问政”的回答。在这里，孔子将足食、足兵以及民信之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首先，民以食为天，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其次，正如古人所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家再大，若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保卫，则容易变成他国觊觎的肥羊，一旦遭到入侵，导致覆亡，也就不能奢谈其他。最后，人民的信任拥护最为重要，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执政最重要的根基。孔子所指出的治国三要素，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国防齐备与人民支持。其中，前两项可以看作是内政与国防外交，人民支持则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发展民生、巩固国防，同时要坚持以民为本，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推进国家事业的进步。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论语·颜渊》

坚守官位不厌倦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

弟子子张询问孔子从政要领，孔子做出了简要回答，这句话从此成为从政者的座右铭。这句话有两个要点：一是要求对工作不懈怠不厌倦，二是要求处理问题、颁布政令时没有私心、尽职尽责。西晋名臣陶侃，就是这句话的忠实履行者：陶侃曾被降职为广州刺史。广州地处边远，但陶侃并未垂头丧气，相反，一到任，就立刻将当地的恶势力一一翦除；他勤于政务，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过问，信函往来，也都亲自动笔。有人来访，他也不厌其烦亲自接待。治下无事，他怕自己懈怠，就派人找来了一百块砖，每天早晚把砖头搬进搬出，并解释说：“如果终日耽于安乐，就会消磨意志。”陶侃不但锻炼了自己，也激励了部属。孔子之言、陶侃之行，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工作久了，业务熟了，我们是否也会有懈怠情绪，会有私心作怪、不够尽责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应该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使自己更加敬业呢？换一种工作态度，抛开厌倦心理，阻止私心作祟，也许我们的事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论语·子路》

为手下官吏作出表率，宽容他们的小过错，提拔优秀人才。

这句话是弟子仲弓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对他提出的三点要求。当时仲弓在季氏门下为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层干部，孔子给出的这三点忠告，就是针对此而言。首先，孔子要求仲弓注意以身作则，为手下官吏作出表率，以建立威信；其次，由于仲弓一贯严谨认真，孔子或许是担心他过于苛责，因此要求他注意宽容手下官吏的小错误；最后，或许又是担心仲弓无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影响效率，因此要求他注意选贤任能，以充分调动其他人的积极性。如果说孔子在其他一些场合对于问政的回答主要从治政之道的角度阐述，在这里则主要从领导之道的视角发挥。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既明习大道，也深谙领导艺术、领导方法的“小道”，这三条忠告，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也有启发。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论语·宪问》

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得俸禄；如果国家政治昏乱，也做官得俸禄，这就是耻辱。

这句话是孔子对弟子原宪“问耻”的回答。如前所说，孔子终其一生，基本上没有机会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他也曾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更多地是保持乐观知命的磊落胸襟。这是因为，孔子虽然将传播他的“道”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但这个理想并不是为了个人功名利禄，因此，尽管一再遭受挫折打击，他始终保持“君子坦荡荡”，进退超然，这突出表现在他关于邦“有道”与“无道”的多次阐述上。在他看来，如果“邦有道”，即政治清明，则不应埋没自己，要积极有为；但如果“邦无道”，即政治昏乱，则不必孜孜以求，甚至应当以随波逐流为耻辱，不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等因素，读书人的职业选择是极其有限的，仕途是最重要的出路，这也是“官本位”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孔子这句话告诉我们，当官并不是目的，弘道才是目的，更不用说只是为了俸禄和荣耀了。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

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话说得好听就提拔他，也不因为一个人有缺点就废弃他有价值的言论。

孔子看人，喜欢“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者说“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在他看来，“文质彬彬”当然最好，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显然宁可野（粗野）也不要史（虚伪）。总之，做人做事，不需要虚张声势、夸夸其谈。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对言辞这东西一棍子打死，特别是不能以人废言。要之，只要话说得有道理，就不要在意是从谁的口中说出来的，而应当虚怀若谷、坦然接受。今天，某些地方选拔干部，将演讲、考试作为唯一凭据，只看干部口才、“笔才”，而忽视其真才实学，更不用说考察干部的实绩。同时，一些人因为在领导心中打入了另册，因此不管说什么，哪怕再有道理，在领导耳朵里都变成了刺耳的“噪音”，甚至下意识地认为是唱反调。对比这些，孔子这两句话，真可谓先知先觉。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论语·卫灵公》

凭聪明才智可以谋得官职，但如果不用仁德去守护它，即使得到了官职，也一定会失去的。凭聪明才智谋到官职，又能用仁德守护它，但不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那百姓也不会尊敬。凭聪明才智得到官职，用仁德保住了它，又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但不能用合乎礼节的态度去实行，也不算是最好的。

这段话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详细阐发了孔子关于治政的逻辑思路。首先是要凭借才智得到职位，其次是用仁德来保持，接着是以庄重的态度去对待，最后是通过礼节（典章制度）进行规范，这样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也提醒我们，治国理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历史上，不少统治者就是因为不能做到这些而不免折戟沉沙的结局。比如，秦始皇就是因为“仁不能守之”导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梁武帝就是因为“不庄以莅之”导致众叛亲离，至于礼崩乐坏、制度虚设导致国家覆亡的更是数不胜数。这几项标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良好的治理，必须具备高超的管理技能、优良的作风、认真的态度和完备的制度。具体到个人，则更应时常自省，不必担心得不到职位，而要自问是否已达到孔子所说的这几条标准。所谓“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做官为了什么？做官需要什么？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问题。

（选自《孔子语录》，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