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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沉默论”的再解读

2016-05-14秦政

文教资料 2016年6期
关键词:鲁迅

秦政

摘 要: 鲁迅“沉默论”指的是鲁迅作品中所反映的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沉默”的心态。“沉默论”问世的原因主要是鲁迅对当时国民“沉默”心理的一种对抗和对当时民族道路的探索。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深刻洞见了中国社会的国民性。它主要适应解读社会历史的非常态而不适应解读社会历史的常态。

关键词: 鲁迅 沉默论 再解读

鲁迅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面对周围择人而噬的财狼,他毅然地挺身而出,就为了为人民说真话,为了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他在《呐喊》自序中说:

“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

在这段自序中,鲁迅的内心是悲苦的,因为他看见了当时人们的麻木,看见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看见了军阀专制的残暴。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人们内心的麻木,对这种“吃人”的社会状况的麻木。他的如何“慷慨激昂”,也不能激起人们心中的反抗情绪,他如何“振臂一呼”也唤醒不了人们的“沉默”,他只能用冷酷的语言,用讽刺的话语激起人们心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篇日记是以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视野感受,通过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这篇文章借实引虚,以虚证实。这也应该是鲁迅的一篇成名作,从此鲁迅就一发不可收拾,爆发的鲁迅正是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唤醒人们心中的沉默及麻木和对封建势力旧势力的讽刺。在鲁迅“沉默”的那几年时间里,鲁迅已经渐渐了解到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封建思想和对国家及自身命运的麻木的心态。鲁迅知道,并不能靠着一腔热血激起人们的反抗意识,他所要做的就是让污水更污,让黑暗邪恶的东西浮出水面,让那些麻木的人们看清社会的现状和内心的渴望。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广大人民起来反抗封建势力。无疑鲁迅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当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出版后,所引起的巨大的反响,正是他想要看到的。此后鲁迅继续创作之路,以讽刺冷漠刻薄的笔锋展现出当时社会最黑暗的一幕,让麻木不仁的人们看到,这“吃人”的社会的黑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吃人”者,也会被“人吃”。

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说道:“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在这句话中,作者更倾向于“爆发”,鲁迅通过这句话暗示只有“爆发”一途,才是人们唯一的出路。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这种黑暗的“沉默”现状表示极大的愤慨,更多的是鲁迅看到当时人们“沉默”时,内心深处所表现出来的无奈,他需要“爆发”,需要用“灭亡”逼迫人们“爆发”。这句话,作者更倾向于“爆发”,鲁迅通过这句话暗示只有“爆发”一途,才是人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唤醒那些“沉默”的“看客”,才能激发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无疑鲁迅“沉默论”的提出是正确的,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当时的社会民众来说,面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面对军阀反动势力的剥削,面对国外列强的侵略,想要生存,想要不被灭亡,唯有“爆发”,唯有奋起反抗。这在当时的动乱的社会年代中,是人们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妥协只能换来更加沉重的压迫(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沉默”只能换来更加巨大的苦难(军阀反动统治加重了对人们的剥削)。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唯有“爆发”打破一切陈规旧章,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是最正确的道路。这正和后来毛泽东所说所作的那样相对应(新中国的成立,破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新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产生了)。

鲁迅在当时就洞见了中国摆脱民族危亡的道路,并为之实施。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学者,但是只有鲁迅看见了这一条道路,并为之实施。这跟上文提到的鲁迅本身在1909年至1918年间的十年“沉默”是离不开的,正因为这十年间的鲁迅自身精神虚无浅沉和对社会民众的心理剖析,才有鲁迅“沉默论”的提出,才有鲁迅自身的爆发。鲁迅“沉默论”的提出不仅暗示着自身的爆发,而且暗示着摆脱中国民族危亡的唯一道路就是“爆发”

“沉默论”的核心在于“爆发”,这是鲁迅所期望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的重心也在“爆发”二字,正如鲁迅所探索的那样,“爆发”是人们唯一的道路,也是挽救整个民族危亡的道路。这种道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疑是最正确的,但是它仅仅只局限于动乱年代即非常态的时期。“爆发”意味着深度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当压迫达到一定的质的时候就会引起“爆发”。这在哲学上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从哲学上讲,“爆发”是必然的,“沉默”正是对这种压迫的无条件的接受,但是这种接受必定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爆发”的临界点。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中,儒家思想“占据”着人们思想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这种“占据”和“规范”在封建社会就是统治者对人们进行统治和压迫的一种手段。当这种手段并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时候,他就成了“爆发”的导火线。儒家思想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思想体系,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它君臣父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社会,这种君臣父子的理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饱受压迫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压迫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父辈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是在这种压迫中生活的。儒家思想中的“孝”,是儒家思想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这种“孝”的思想本来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就成了其统治压迫人们的工具。统治者通过“孝”,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让其遵循父辈们的行为接受,甚至认可这种“合法”的压迫、剥削。在这种统治手段下,中国产生了“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正是人们在层层压迫、剥削下产生的一种生存之道。这种小农意识在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具有保守性,本能地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在的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这种封建社会就会延长一段时间。在清朝晚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事件,正是很好的解释。这种“小农意识”在太平天国颁发的一系列政策上都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太平天国运动也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在这种双重压迫下(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国外的殖民掠夺)的“爆发”,但这种“爆发”仅仅体现在物质需求上,他们的精神思想并没有随之爆发,这一点从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的腐败和其一直不曾改变的“小农意识”也可以看出。

鲁迅“沉默论”的提出正是在民国初期提出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反动政府的压迫、剥削更加加剧了人们的苦难。民国初期的两次复辟帝制,更让鲁迅深刻意识到这种“爆发”(武昌起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爆发。它是需要物质和精神上同时进行的爆发。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民众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小农意识”的阶段。这种求稳、怕变、不思进取的麻木不仁的心理,正是“小农意识”在那一时期人们心理和行为上的体现,也是“沉默”的体现,更是爆发的条件所在。

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堪,人们思想精神赶不上时代的变化的这种条件下,鲁迅的“沉默论”才能存在。鲁迅的“沉默论”必须,也只能在这种非常态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施,并取得有效成果。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爆发下,才能成功。

在和平年代即常态时期,鲁迅的这种“沉默论”是不合时宜的。鲁迅的“沉默论”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鲁迅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且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鲁迅本身所遭遇的经历。只有在社会动乱不堪的环境和人们精神思想受到深重的束缚、压迫及人们遭受残忍的压迫剥削下,这种“沉默论”的提出才无可厚非。

上文中提到“沉默论”的核心就在于“爆发”。人们所期望的幸福生活永远存在于和平的年代即常态的社会环境。只有社会环境处于正常状态,人们的幸福生活才能得以实现。

在社会的常态时期,人们能得到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的精神支柱并没有倒塌的情况下,人们所期待的只是安稳的生活,不是“爆发”后所得到的本来不用“爆发”就属于自己的物质条件。

在鲁迅看来,“爆发”是在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改变,更没有看到未来的激进的革命的方式。这种方式,本来就需要社会非常态的环境才能得以实施。鲁迅“沉默论”正是在社会的非常态时期(民国初)提出的,也是为了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们和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而提出的。因此,鲁迅的“沉默论”适应社会的非常态时期,而不适应社会的常态时期。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华盖集续编(第32片)[M].北京:北京北新书局初版,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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