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

恩格斯曾提到八旗兵抗击侵略

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旗人的抗战。他在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中写道：“驻防旗兵……决不缺乏勇气和锐气……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八旗将士抗击侵略的肯定和赞扬。

关于八旗兵抗战，满族学者灜生先生的 《燕情艮意》 一书提供了一些材料。里面写道：“在这反侵略斗争中，满族也不例外，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恒福佐领率领数百名八旗战士在乍浦抗击英国侵略者，血战至最后一兵，全军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海龄副都统坚守镇江，以土枪土炮、刀矛弓弩抗击以洋枪洋炮武装的英国侵略者，大创敌寇，最后全体壮烈牺牲。”灜生说，他童年认识几位抗击过八国联军的八旗战士。有位旗人打仗时腿炸断了，大喊一声：“咱们都是大清国的旗人，死就死在城墙上，不能给祖宗丢脸！”

庚子之变，京城的八旗战士在抗击八国联军进攻的战斗中有巨大牺牲。《清史稿》列出了牺牲于此役的八旗烈士名字。但这只是烈士的一部分，全体烈士决不仅此数。老舍的父亲就是一名八旗护军，就是在抗击八国联军的巷战中牺牲的。

八旗兵为抗击外来侵略作出了牺牲，他们无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周总理题写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所铭记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英雄烈士，无疑是包括了这些八旗兵的。这些英勇的八旗将士与后来的国共抗日将士，是同样光荣的。

蔡元培：“出体力，出脑力，都是劳工”

五四前后，“劳工神圣”的口号响遍中国。什么是“劳工”？今人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者，类似于过去对“工人阶级”概念的解释。实际上，今人的理解与当时人的理解颇有不同。力倡“劳工神圣”之说的蔡元培，在一次题为 《劳工神圣》 的演说中这样解释“劳工”一词：“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后来，蔡元培在口述 《传略》 中对这段演讲词做了些许改动：“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基本意思未变，只是对从商可否算“劳工”做了一定限制。

蔡元培的论说，极有见地。他把体力之劳和脑力之劳都算作劳动，故而认定操作者都是劳工，其根本标准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或曰“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这是多么正确的标准。改革开放后，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商家、企业家的脑力和智力劳动都得到了承认。蔡元培的见解堪称此现象的一个先声。

蔡元培曾给 《新青年》 “劳动节纪念号”题过“劳工神圣”四个大字，还在文章中满怀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这不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么？

毛泽东是否喊过“蒋介石万岁”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是否喊过“蒋介石万岁”，是个近年来报刊网络上常说到和争论不休的问题。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作为目击者，披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童小鹏在回忆录里说：国庆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鸡尾酒会，毛泽东出席，当时，他带着相机想给蒋介石照相，但因戒备森严没照成。酒会上，毛泽东向蒋介石祝酒，毛泽东说：“蒋主席万岁！”引起全场中外人士的瞩目。（童小鹏 《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 这段记述虽不长，但明确记下了毛喊蒋万岁的情节。童小鹏是在现场亲耳闻听的，所记无疑是信史，人们对此问题的争执可以打住了。毛喊蒋万岁，其实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当时为了满足人民愿望，和平建国，我党不记旧仇，豁达大度地对待昔日政敌，喊个“万岁”又有什么了不得。但蒋没有尊重民意，悍然发动内战，自取败亡。

赵朴初谈“失误”

办了错事，称为“错误”，还是称为“失误”？赵朴初同志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前些年 《民主》杂志发表过一篇对赵朴老的采访记 《封建劣根性的东西要改正——赵朴初的传统文化观》，介绍了赵朴老的一个观点：“赵朴初认为，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反求诸己十分重要。他讲到，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遇到事情，应先查查自己，不要先去怪别人。正确与错误是矛盾的统一，错误就是错误，有错就要改正，不应该用‘失误这个词来掩盖错误，掩盖错误就是错上加错，应该学习并努力做到反求诸己。”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献，对办了错事大都用“错误”一词，而少用“失误”。赵朴老讲的实际就是这个传统。

《现代汉语词典》 对“错误”的释义是：“不正确的事物、行为。”例证是：“犯错误；改正错误。”对“失误”的释义是：“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造成差错。”例证是：“传球失误；一着失误，全盘皆输。”显然，“错误”比“失误”的分量要重。“失误”按词典释义，明显地给人一种“不小心出了差错”或“偶然失手”的印象，较之“错误”要轻得多。著文、讲话中该用哪个词，最好按事情原本的分量来选择。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

刘少奇同志的群众观念极强，中央电视台最近放映的电视剧 《家国纪事》 做了较好的再现。少奇同志这方面的事迹举不胜举，可以写一部书了。兹举两个鲜为人知的小例子。

一、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少奇同志极为关注和看重。“七千人大会”前，他深入湖南农村，做了44天实地调查，真正了解了农民的所思所想。他提出，要让农民有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林。这既是集纳农民的所思所求，也是在帮助农民做规划——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的目标。如果实现了，这就是当时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少奇同志还对子女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惦记的是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对于群众的苦楚、忧愁，抱以极大的同情和忧虑。在少奇同志看来，不为群众争取到美好生活，就不算达到革命目标。

二、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少奇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最危险最严重而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把党和群众亦即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比单纯感恩的“我把党来比母亲”要合理、深刻得多。邓小平有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也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戈培尔论撒谎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他还有一个原则：手段是服从目标的，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撒谎便是戈培尔的手段，是纳粹征服群众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愚民政策，一种是什么都不告诉群众，一种是把假东西告诉群众。撒谎属于后一种。戈培尔说：“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但总撒谎容易有破绽，所以戈培尔又告诉属下：“不能全撒谎，总要夹杂一部分真话，否则假话过多没人信。”（大意）目标、手段、具体方法，全齐了。这样，群众便很容易被征服。

德军狂轰滥炸伦敦，英国老百姓死伤惨重，但戈培尔宣传，德国空军轰炸的只是军事设施，老百姓很安全。德国群众就信了，觉得德军不仅是威武之师，还是文明之师，所以一致支持德军行动。啥叫政治？使敌寡，使己众也。戈培尔用撒谎征服了德国群众，使绝大多数群众成了纳粹的群众。而群众呢，当了纳粹鹰犬，干了丧尽天良的坏事，还觉得自己很正义。

鲁迅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戈培尔的宣传便是如此。捣鬼挡不住纳粹完蛋。

战报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大跃进”年间，曾形成“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吃香”的局面，有的干部到中央开会，左边口袋装着反“左”的材料，右边口袋装着反右的材料，见机行事。这不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

订正平型关战斗的战报，是我党实事求是的一个典型事例。《人民日报》 原总编辑李庄同志，抗战时期任战地记者，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订正平型关战报的情况：“抗战之初一个很短时间，我军公布战果曾有夸大现象。最突出的是平型关之战，我们确实打了大胜仗，最初报道歼敌三千，党中央发现此数不实，指示仔细核查，以后纠正为歼敌千余人。从此严格规定：凡公布战果，包括毙伤敌人、缴获武器、拔除据点等等，必须完全准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如果一时不能核查，宁可从低公布。据我方缴获的日军极机密文件载：对共军作战的战果，如果一时不能查清，内部掌握数字以共方公布数为准，足以反证我军战报的确实。”（《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清人云：“军中讳败饰胜，事所常有。”（《粤寇起事记实》） 这大抵一为争功，二为扬己贬敌。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我党中央一旦发现平型关战报不实，便立即做了纠正，且从此定下严格的规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宁可少报，不可多报。正是缘于此，日军对我军的战报也取信任态度。平型关战斗歼敌千余人，这个数字沿用至今。

国民党向“工农俄罗斯”学了什么

鲁迅憎恶恐怖滥杀，无论白色红色。张献忠滥杀，憎恶之；国民党滥杀，憎恶之；苏俄滥杀，亦憎恶之。

日本记者山上正义披露鲁迅曾言：“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此为鲁迅谈话，非文章中语，见于武德运 《鲁迅谈话辑录》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1928年 《新潮》杂志）。

所言“工农俄罗斯”之残酷行为，非指斯大林之大清洗，乃指十月革命后无节制之杀人。国民党“四一二”“四一五”屠杀共产党，鲁迅既惊且愤，于是对采访自己的山上正义有如是言。所云外族之残酷性，大抵指五胡、蒙元之类。鲁迅认为国民党之残酷性，类如五胡、蒙元及苏俄，而过于北洋军阀。苏俄搞红色恐怖，国民党反其红而学其恐怖，红易白而恐怖则一也。张国焘、夏曦、李韶九之“肃反”，亦“学习了工农俄罗斯”，所谓“做了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鲁迅于苏俄，褒贬兼有，而对其草菅人命的滥杀行为，则深恶痛绝。“工农俄罗斯”后来消失了，鲁迅若地下有知，会说什么呢？惋惜，还是责备？

王明的英烈之家

中共许多革命家都是一家人或一个家族都是革命者，一家人出多个革命者或烈士是常事，一门忠烈是普遍现象。毛泽东一家出了6位烈士，夏明翰一家出了5位烈士。贺龙一家出了100多位烈士，加上族亲中的烈士，多达两三千位。毛泽东因是领袖，人们都知道他家出了6位烈士。夏明翰、贺龙等素为人们所敬仰的革命家的家中出烈士的情况，也多为人们特别是熟悉党史、革命史的人所知晓。

但中共一些犯过错误的“问题领导人”家中出革命英烈的情况，就很少为人所知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烈士，但在全盘否定陈独秀的年代，根本不提或尽量少提他们。张国焘有个弟弟叫张国庶，1925年入党，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尽酷刑后被绞杀。但因张国焘成了叛徒，所以直到1986年张国庶才被追认为烈士。

王明的情况更是如此，谁知道王明的家庭是英烈之家呢？王明的父亲陈嘉渭，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曾参加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组织赤色反帝大同盟、赤色互济会，并担任骨干领导职务；曾积极为红军采办给养，红四方面军转移后，多次被捕，遭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被组织派到新疆任迪化合作社经理，又被盛世才逮捕；抗战胜利后回老家金寨再次被捕；解放后协助解放军剿匪。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王明的母亲先是通过办学校掩护地下党，后因追随红军撤退，辗转饿病而死。王明有两个舅舅是中共党员，二舅曾任区委书记，被捕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三舅是红军连长，掩护主力撤退时牺牲。王明的大妹陈觉民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林月琴 （罗荣桓夫人） 曾在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学习过。小妹陈映民和妹夫吕绍文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妹夫牺牲后，陈映民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后编入西路军，被马家军俘获后做苦工，国共合作后回延安。吕绍文的两个弟弟吕绍武、吕绍全都是红军干部，都在战斗中牺牲。王明的弟弟陈绍炜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辗转延安、西柏坡、北京工作。这就是王明的家庭。王明虽然犯过严重错误，最后出走苏联，但他的家庭无愧是一门忠烈的革命家庭。王明是王明，英烈是英烈，不能因为王明犯错误而埋没他家的英烈。

对于“问题领导人”家中出革命英烈的情况，是如实肯定和宣传，还是有意遮蔽或尽量少提，这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落实的问题，对于修史者来说，是个有无史德的问题。有意遮蔽或尽量少提，实质是一种政治株连，株连到了死去的烈士。这当然绝不应该。那些“问题领导人”家中出的英烈，理应获得与其他英烈同等的尊崇，而绝不可埋没和抹杀他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理应包括他们。

周恩来谈“左”倾错误何以不易纠正

遵义会议前，周恩来犯过“左”倾错误，但遵义会议上他支持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纠“左”的正确主张。林彪叛逃后，他主张必须批判极左思潮。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在1947、1948年土改和整党发生“左”倾错误时，曾发表过一系列纠“左”言论，并总结了“左”倾错误不易纠正的原因。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童小鹏 《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周恩来的这些言论对当时“左”的错误，起到了较强的抑制作用。特别是他对“左”倾错误不易纠正的原因的分析，更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论价值。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也谈到了“左”的错误不易纠正的原因，与周恩来的见解完全相同，可见这两位革命家在思想上息息相通。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海外关系”一词绝对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词，谁沾上了“海外关系”，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怀疑为敌人或与敌方有关。彭德怀、李立三等出访过苏联或与苏联沾过边的不少高级干部，都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华侨大都被怀疑和挨整，甚至为抗战立过大功的南洋华侨机工也被诬为“国民党军队残渣余孽”。

但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海外关系”说话了，他断言：“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他就是邓小平。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小平同志指示廖承志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并在与廖承志谈华侨问题时彻底为“海外关系”翻了案。小平说：“侨务工作受‘四人帮破坏，连侨务机构都被撤销了。国内归侨、侨眷，因有‘海外关系遭受过批斗和迫害，我们必须为他们申冤和平反，挽回不良影响。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帮助我国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彭光涵 《我从事侨务工作的片断记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65辑）这段话，把海外关系好与坏的评价，整个翻了一个个儿，把以往颠倒了的是非重新矫正了回来。小平同志一言九鼎，笼罩在有“海外关系”的人头上的阴霾一下子变成了“解放区的天”。

若想对外开放，不解决“海外关系”问题，怎么开放，谁敢开放？小平同志的眼光是世界性的，胸怀是包容而宽广的，有小平和一批有世界眼光的领导人领航，中国这艘大船终于驶向了五洲四洋。何谓反动？逆历史潮流便是反动。“海外关系复杂论”，便是逆对外开放之历史潮流的反动理论。小平的话实际也给了我们一个判断何为反动的标准。在过去，标准常常搞错，革命与反动常被弄颠倒了，这曾给中国人民带来过多大灾难啊！

我家也有一个海外关系，是台湾的一位军师级老军人，抗过日，与我军交过手。这个情况，“文革”结束前父母是绝对向我这辈人保密的，直到小平同志给海外关系平了反我才知道。近些年我兄姐常去台湾看望他家人。我想，要不是小平，这一份血缘关系肯定会永远割断了。

（选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