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元成

去到贵州

那是1965年，老美兵犯越南犯到了我们家门口，西南边关告急。来者不善，我们必须在祖国广袤腹地建设一个强大的军工基地。

全国，尤其是沿海一线各大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支内潮。

我不曾想一下子中了“头彩”：按单位安排，首批千里奔赴那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古夜郎国所在地贵州，跟上海说再见。

火车启动了，撩动了我的千般思家情。家里的那间屋，屋里的一切一切，那条走向屋的熟到能摸着走的小巷，屋里曾发生的种种：新生命的诞生、逢年过节、加工资、录取学校的喜庆，家人生病住院的陪护，甚至偶尔家长的训斥和弟妹们的吵闹，此刻统统都幻化成了娘，想来都甜如蜜，想来都心里痛……

无尽的心事伴着我的去黔路，那时列车走老线。过了广西麻尾、六甲进贵州，渐次爬高，在连绵不绝的，像猛火之下大锅里翻腾跳跃的稠粥似的群山里，它必须不断的盘山、钻洞、爬坡，耳朵里充斥久久的、沉闷的两个蒸汽机头拉着的列车呼哧呼哧声，难得的一声长啸，像是累极了喘口气，也往往惊醒了我们这些似睡人。

三天四夜，车到遵义。因急着要赶汽车去筹建点，我们下火车后瞥了一眼这个古城，又赶紧上汽车，一路霏霏冷雨，一路颠簸二个多小时才到终点。

身在大山

我们像是到了天的尽头。这个群山中的深山沟展开一片灰色迎接我们：山是一色的灰，那间关着门的小邮局是灰的，摆着几桶煤油、几样农具的日杂铺和那条懒洋洋的守门狗是灰的，头顶上的雨丝和是否存在的天顶是灰的，到处怪石嶙峋，似一个个大小灰色鬼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