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格的！如一声悲怆的华阴老腔，从古城西安滚滚而来，在4月29日的早晨击疼了天津的我：写《白鹿原》的老汉走了。我真想站在“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灯”的崖畔大吼：叫一声老汉你快回来。可老汉你，这一去，不再回来。

早有预感，但噩耗仍然使我的泪水像渭北谷地的泥石流，糊了满脸。明知阴阳两重天，我仍偏执地给老汉打了电话。那边没有任何反应，我恍惚自问：“难道，是打给白嘉轩了吗？是打给黑娃和小娥了吗？”多家媒体采访我心目中的老汉，我回应了六个字：慈悲、良心、情怀。这样的话，说给活着的他该多好啊！可是，在死神对他生拉硬拽近一年的日子里，我几次均未能启程。如今还能说个啥嘛？论理由，那只是我们内心的世俗和轻飘。

十年了，和老汉在北京、在陕西、在甘肃相处的日子，像岁月的残片硌得我那个疼！初识老汉，是在甘肃老家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老汉看到嘉宾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却不见我的人影儿，就问左右：“我那个陕西乡党秦岭在哪里？我在《小说月报》上看过他的《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一句话，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其一，老汉对我的创作比较关注；其二，老汉误以为我是陕西乡党。在薄情寡义的文坛，我这个旅居天津的甘肃人，居然意外分享着一位文学大家对文学晚辈的舐犊之情，分享着陕西作为中国文学重镇对游子们的护佑和关心。在大家的起哄中，我赶紧上前问安，并做了解释。老汉乐而开笑：“陕甘一家嘛！你有好小说一定要寄给我，我喜欢你那个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