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写信给当地的人大代表，他在信中提出，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希望人大代表进京开会时向上建言。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这一话题很快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实际上，近年来由于害怕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能源不足等诸多问题，已经出现了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准备在农村颐养天年的现象，这种现象已被称之为“逆城市化”。而一些“逆城市化”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告老还乡”，不仅是对“逆城市化”的一种引领，同时也说明这样的引领有利于农村“新乡贤文化”的营造，它将会给乡土世界带来积极的生机和活力。

众所周知，各地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之后，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双向的选择。在大批的流动人口中，既有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也有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尽管目前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的较少，但这样的流动已形成一种趋势。然而，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目前存在着一种制约问题，就是城市居民回农村居住难以得到宅基地，户口也难以落到农村，这种情况使他们在思乡返乡之路上遇到了难题。其实，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所以，不管是官员、知识分子“告老还乡”，还是普通市民“退职还乡”，均应得到政策支持，在户口和宅基地问题上应提供便利。因为，这些人的返乡对当前日渐荒芜的农村是大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是一股具有活力和推动力的“新乡贤文化”力量，他们回到农村，对“三农”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和滋润，对农村利大于弊。

实践表明，“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镇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农村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农村发展速度就快。同时，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也有助解决“大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特别是，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告老还乡”，不仅可以提升农村整体素质，而且可以促进乡风文明，弘扬和传承乡贤文化。

既然“逆城市化”已逐渐成为潮流，就应作出制度安排，使其有利于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比如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让返乡居民享受当地的公共福利；同时，各地政府应当审时度势，加强对“逆城市化”的管理和规范，使其趋利避害，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应成为“逆城市化”的引领者。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论是知识精英通过高考实现了“跨农门”，还是经济精英在城市里打工、经商、开工厂，抑或文化精英迫于生计转行甚至到城市里谋生，都表明农村正面临着空心化的挑战，这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后遗症”。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乡贤犹如一个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起到消弭社会分歧、为利益博弈提供缓冲地带的作用。而在公路桥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涉及村民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上，有智慧、有能力、有威望的乡贤，可以凝聚乡村的社会力量，从而避免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搭便车困境”。

所以说，“乡贤治理”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乡贤一方面扎根本土，对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所以，他们在农村社会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如今，大力弘扬“新乡贤文化”，让那些“不在场”的乡贤回归乡村，既需要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也需要明晰乡贤的权责边界，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让“乡贤文化”与时俱进，才能既促进乡村建设，又避免乡贤给乡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的乡土世界，才会更有生机活力。

（山东临沂 卞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