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文学场也常常是功利的，尤其在当下互联网+的时代。比如一个曾经有不小影响的作家，若几年没有什么大作问世，就很容易被人遗忘。但也有一些作家会在某个时刻被人想起，不仅为其作品，也因为他存在的意义。比如王刚。这里的“某个时刻”与打开了文学视界的“一带一路”有关，我相信，借由这条互联互通的路途，还有很多被封存的力量会持续注入中国文学的精神。

提及王刚，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英格力士》，进而会与作者所写的特殊地域——新疆联系起来，最终落脚在作者的成长地：乌鲁木齐。所有这些，汇成的综合图谱则是一个陈述句：一个在新疆大城市成长起来的作家写了一部边疆人的心灵史。话语背后，则是一系列问题：首先，作者在哪里写作，“写新疆”与“在新疆写”是两个方位的叙事，其中最紧要的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写；其次，地域在叙事中所处的位置；第三，小说叙事与电影剧本创作之间，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微妙的精神联系。最后一个问题显然已经破除了单一的“来源地”的束缚，而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或许，地域并不是一种叙述的关键，重要的是叙述中的地域被赋予了何种文化内涵？就像《英格力士》中的刘爱常常念叨的，“我是一个热爱文明的孩子”，《月亮背后》中带着米沃尔诗集闯荡北京的李苗，虽然在不同地域之间穿梭，却始终有某种心灵地带驻扎在那里。尽管有时被忽略，但它确实以被强调的方式存在。至此，地域已经被生发故事与意义的语境取代，事关细部的人的生活，这就牵扯到谁是叙事者，以及谁被叙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