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虹影对于现当代文学来说，无疑是个特殊而骄傲的存在。她擅长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示内心，并剖析其中深层含义。本文以其小说《饥饿的女儿》为例，从虹影人生记忆中的饥饿、虹影精神层面的饥饿和饥饿叙事的文化意义三个角度，探讨饥饿叙事的内涵。

关键词：饥饿 精神 历史 生态文化

一.虹影人生记忆中的饥饿

虹影自诩为“灵魂纪录片”的小说《饥饿的女儿》问世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她十八岁以前整体生活的原始记录。这部作品以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虹影亲历过的饥饿，她以文字的方式正视无法抹灭的被饥饿侵害过的自我并展览于公众，调动出来一个被埋藏许久的“旧我”。这其中的饥饿叙事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对个体生命饱含深情的一声叹息。

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中作家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道德伦理的“刻意”疏离，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伦理由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逐渐向“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1]转变，个人生命在离开了国家、集体的规训后开始被当作一个真正“属人”的自然存在，人之为人的生命感觉和道德境况被作家们用语言重拾起来，开始考察人性的真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饥饿”作为导致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紧张、痛苦以及焦虑的源头之一理所应当地被关注，从而出现在文学表达中。那么，《饥饿的女儿》中虹影是如何借用饥饿叙事来表达因食物缺乏而导致的精神困境，以及源于生命原始欲望的饥饿感呢？

《饥饿的女儿》提供给我们的是饥饿记忆带来的精神焦虑与性饥饿的展示。小说在回忆中展开叙述，带着重新审视自己的口吻。

身体往往是饥饿灾难的直接现场，母亲在饿殍满地的饥荒年代怀上了女儿六六，让她隔着娘胎切实地在脑子里烙印下饥饿。六六对事物的渴望完全服从于身体的本能需求，她对于食物的味道尤其敏感，邻居家炒鸡蛋饭也会让她口水直流。为人的自尊让六六极力否认这种“吃不够的欲望”，但是显然心理对肉体自然需要的控制是无能为力。人若是有了源于出生年代对饥饿的领受后，面对食物就会表现出一种来自生存恐惧的紧张感。六六对肥肉特别馋，幻想中的美好生活就是自己做主天天吃肉。“肉”对有过饥饿痛苦体验的人来说是一个具有五彩光环的神圣意向，它代表不挨饿，代表生命绵延。六六从不馋零食偏偏只对肉痴迷，深知吃肉才能缓解她被饥饿纠缠的压迫感，这种“贪婪”恰恰显示了底层人在食物获取上的无能为力。

有过饥饿体验的人会在不饥饿状态下产生饥饿感，从而产生对未来的饥饿的恐惧。当他具备缓解饥饿感的能力，又会面临精神与物质的两难抉择。六六十八岁生日当天拿着父亲塞的五毛钱陷入精神食粮（看一场久违的电影）与物质食粮（买两个松软皮薄的肉馅包子）之间的思想斗争，结果当然还是买吃的。在这里，“看电影”的行为远远不及咬一口肉包的满足感，何况当时哥哥为了饭桌上的口粮还需要冒险下江捞野草。对以往的饥饿记忆与当下的饥饿恐惧共同构成了六六的精神饥饿感，这饥饿感实在只能依靠食物才能缓解。葛红兵认为消灭饥饿带来的匮乏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对食物实现占有。“当再者感觉饥饿时，实际的这种均衡互占被打破了，再者和世界之间处于隔绝和紧张状态，世界对再者体现为匮乏，再者被世界视为多余。”[2]从这个角度上看，六六通过拥有肉包的方式试图克服饥饿感，消除饥饿带来的紧张、焦虑，从而完成自己与世界的和解。

因为食物缺乏以及私生女身份，六六在出生后不久便被母亲送人，长大后她仍时刻惧怕被抛弃。十八岁的六六自然已不可能“被抛弃”，但是，情感上的饥饿感已牢牢扎根于脑海里，尽管已经不再受到饥饿威胁，她仍然恐惧饥饿感的再度侵袭，在这里的饥饿感具体表现为性饥饿。对此，六六的缓解方式就是“占有”。

性饥饿与食饥饿的共通之处是无法占有，换句话说，处在饥饿状态下的人只有通过占有食物或对象（身体），才有可能缓解饥饿。六六成长于一个近乎无爱的家庭氛围，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余者，所以她会因为想要被那个跟在身后的陌生男人强暴的想法感到兴奋，是情理之中的。“强暴”在六六看来并非暴力，若真实发生，那么她将会从中感到自己的“被占有”，相比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她是渴望这种占有的：这种极端的暴力形式在幻想中能够暂时缓解长期以来的性压抑，六六才得以获得“存在”。

二.虹影精神层面的饥饿

饥饿通常会引发人的伦理紧张，把人置身于保证生存需要还是维护道德高地的两难中。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德行”，体现的是一种“崇智抑体”的价值倾向。如钱穆所说：“在中国思想里，重德行，更胜于重思想与理论。换言之，在中国人心里，似乎认为德行在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更胜过于其思想与理论。”[3]从这个角度看，人面临饥饿时必须压制自然欲望以保持精神上的高贵，这样才算得上合乎传统道德价值。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极端化”的道德要求之下，人面对饥饿带来的食与性的双重压迫时，很容易放弃道德把持，而是被还原成一具受原始欲望支配的躯体，虹影呈现在《饥饿的女儿》中的，就是人在这种道德高压下的精神痛苦，并最终以人性完成与世界的和解的过程。

虹影在六六身上建立的道德立场不是精神圣洁，而是一种当食与性的需求得到满足，人就能在世界里安居的价值观。好比六六总会在梦中被香喷喷的红烧肉迷得发昏，她甚至能够对曾欺侮过她的人下跪作揖。按照佛洛伊德精神分析通论来说，若人的生命从一开始便受到来自饥饿的严重威胁，这种由对死亡的恐惧而导致的内心的沉重阴影被称为“创伤性精神病”。佛洛伊德认为睡眠的心理目的“是对外界刺激的拒绝和逃避”，而“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潜意识在活动”，那么潜意识化进梦中便使人获得某种“愿望的满足”。[4]睡梦中的人暂且可以看作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不饥饿的人，但是潜意识里人的尊严在食物面前瞬间瓦解，这可以理解为是人的“永恒饥饿”[5]在作祟。一个有过长期饥饿记忆的人即使在不饥饿状态下也会意识到饥饿感的威胁。六六生活在对饥饿的反复体验之中，她时刻恐惧饥饿感的再度来袭，所以，即便只是在梦里获得虚幻的红烧肉（从实质功用上讲它并不能解决现实饥饿），也能让她得到幻想中的满足感。在这里，她的不惜主动放弃固有的道德价值立场用身体本能去克服饥饿感的行为，体现的是食物在牵引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巨大成就。

同样的，在母亲这个角色上，虹影也让其交织在食与性的矛盾中。在饥荒年代父亲出了工伤，母亲靠做体力得来的微薄收入喂饱七张嘴谈何容易，每天饿得心慌。此时小孙恰逢其时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力所能及的缓解了家里五个饥饿了两三年的孩子，母亲在他的关怀下度过了新嫁娘般的岁月。母亲与小孙的所谓“婚外情”起始于母亲对他的以食物为主的生活关照的依赖，处于食饥饿和性饥饿折磨之下的母亲通过小孙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她才敢于向世界妥协，在政府大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时期与小孙私通，并且怀上六六。换言之，母亲通过小孙的行动克服饥饿感，因为饥饿感的消除母亲实现了与世界的和解，从而使自己安居于世界。她深知私通的后果，必须因此付出道德的代价，实际上她也领受了现实的惩罚：私情被大女儿撞破甚至被丈夫告上法庭，后来隐忍对小孙的爱恋长达十多年，被世人唾弃等等，但她依然随性而为。

威廉·赖希说道：“成人为维持其婚姻和家庭的存在而必须承受的性抑制在子女身上继续存在下去。”[6]换言之，子女在原生家庭目睹着父母婚姻的不幸，很难将自己从性压抑中抽离出来，而且这种性压抑常常伴随着带有仇恨的负罪感，这很可能变成个人强有力的革命冲动。身份特殊的六六自小敏感渴望被占有，成长环境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个生来有罪的人。这样，六六后来的对性的游戏式的沉迷就变得有据可循。一个人长时间受到性压抑就会倾向反抗，然而这反抗通常会被视为违背道德，尽管他只是在身体的本能驱使下寻求最基本的幸福（赖希提出“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7]），这也是虹影借六六来为女性主义发声的方式。

三.虹影饥饿叙事的文化意义

1.对历史的批判

小说《饥饿的女儿》中虹影展示了饥荒年代和的惨剧：当年历史老师给中央政府写信上报四川饥馑的真实情况，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当局者认为保障自身的权利大过于老百姓的身体需要，这是六十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的情况，而大部分百姓软弱又心宽。在长时期的基本生存无保障的情况下，人性暴虐扭曲的一面就显露出来，食物的缺乏不仅给人带来身体的饥饿感，而且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紧张与隔绝。人们已将生死看作常事，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文革”贯穿了六六的大部分少年时期，她大把本应坐在教室里的时光都花在了义务劳动上，同时她也目睹母亲送姐姐下乡知青时的眼泪与无奈。虹影在《饥饿的女儿》里反复提及这段积贫积弱的颓败历史和匮乏的精神世界，也许是试图让这段回忆不至于被忘却。正如她所说：“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记忆……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8]

2.文化移民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渴望

梁漱溟为人的世界划分了三个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与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提出的生态学三分法相吻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9]人的内在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了精神生态，当人与自己内心疏离，便会导致自我认同的坍塌。虹影作为英籍华裔作家，即便《饥饿的女儿》一书写作于英国，但其中表达的自我意识都是来源于根植内心的中国文化传统。居于英国的虹影依然处于无目的的漂泊状态，逃离过去生活的满足感无法逾越身处异乡的惶惑感，《饥饿的女儿》让我们看到六六与自我相处的焦虑以及精神生态的不平衡，内心的苦恼源于无根的漂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栖居”，强调栖居的基本特征是“精神上的保护”[10]。同样，虹影要让给自己内心回归到本质中从而得到精神上的保护，她只有“回归”，带着对祖国的依恋回归到人与自我最原始的关系中，回归到传统生态文化根植的家园。

注 释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3页

[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4页

[4]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张堂会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第33页、第54页

[5]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第1版，第111页

[6]威廉·赖希《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7]威廉·赖希《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8]谢有顺，虹影《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虹影专访》，虹影《K》，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

[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10]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作者介绍：向友谊，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叙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