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我们就开始走进一座树林 / 那里不见有什么路径的痕迹 / 树叶不是绿的，而是晦暗的颜色 / 树枝不是光滑的，却是卷曲而多节 / …… …… / 我已经听到了四边发出哀鸣 / 但是没有看到发出哀鸣的人 / 我因此完全吓呆了，站着不动 / 我想我的夫子相信我是在想：/ 这些众多的声音是由那些因为怕我们 / 而在丛林里隐匿起来的人发出来的。

——但丁《神曲·地狱篇》

但丁的隐晦的树林和四处的哀鸣正是诗人的心象对应，这是精神的炼狱，是灵魂的盘诘，是诗歌终极关怀的本质化回声。这个古老的回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在继续。我记得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花低矮却高过了墓碑。”那一截石碑在时间和尘世面前却是微渺而不值得一提的。诗人就是在精神隐喻层面撰写墓志铭的人——“在这里，死亡仅仅作为生命的关键节点，向我们展示各种深入语言的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探究生命的意义和为后来者重新设定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墓志铭不仅以证明死亡的力量为目的。因此，个体人类的死亡在精神万古流长的旅程中是不会彻底地一次性完成的。诗人一腔忧惧而满怀信心，皆源于对‘墓志铭所刻写的言辞的敬畏。”（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确然，从终极意义上考量诗人不仅为自己写下了特殊的墓志铭，而且也镌刻出了人类共同的难以规避的命运。死亡之诗也就是永生之诗。由此考量当下的中国诗人，这样的诗人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