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婧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政治体制改革是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地表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前提。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澄清当前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理解

党的十三大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第一点从“质”上界定了我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从而澄清了理论界对于我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第二点则从“量”上界定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即从发展水平上看，我国还尚未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不发达阶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2]p252。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终是为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可超越性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

从辩证法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首先涉及的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可超越性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因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经历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以手工劳动和自然分工为标志的自然经济阶段，以机器生产和市场交换为标志的市场经济阶段，以机器自动化和社会自觉分工为标志的计划经济阶段。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分三个阶段由低到高形成五种社会制度：第一阶段，形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制度；第二阶段，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第三阶段，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与社会制度变迁错位的现象呢？

事实上，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制度演进的过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不是必须严格对应的。“在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为了把握事物的本质，我们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3]p9，舍弃了上层建筑、时代特征、革命时机、国际环境等主客观条件。但在研究社会制度演进的具体过程时，上层建筑等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作用就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4]p447。

社会制度演进的最基本动因是经济因素，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而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阶级力量对比、革命时机以及国际环境等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率先在俄国、中国较为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是具体社会制度演进过程中上层建筑、时代特征、革命时机等因素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结果。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可以先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前移”[5]p5，这并不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而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从唯物论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涉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超越性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揭示了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一切社会变革都来自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说，一切社会历史的变革都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前提的，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最终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因此，人类即使认识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能人为地超越发展阶段，这即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

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的性质，首先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特性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它以人们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为基础，需要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长期实践中经历一个逐步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作为一种可测量的客观标准，生产力发展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人们不能选择、不可超越的客观物质力量。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连续性、普遍性特点。

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的性质还在于，社会是否前进发展，最终要以人们的物质产品、精神生活是否更加丰富，生存、发展状况是否提高为衡量标准。历史发展阶段的超越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为实现人类的物质要求提供发展动力，但这种动力并不是直接的、持久的。只有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才能为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也决定了社会制度的超越是特殊的、有条件的。超出一定的范围和限制，社会制度的超越不但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会造成原有生产力的破坏，造成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是因为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使人们自觉地认识、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发展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过分强调先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提出超越社会主义阶段在短时间内建成共产主义。在“超越论”支配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最终给本来十分脆弱的生产力基础造成了更大破坏。

总而言之，辩证法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在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唯物论则要求落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要经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去构筑和丰满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5]p6，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领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市场经济。在众多理论问题的争锋中，很多都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市场和计划是不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第二，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市场和计划是不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邓小平有一个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p373这一论断，在当时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例如英国学者指出：“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以及把计划和社会主义捏在一起，是一种通常的观念。我们坚信，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运用市场的和非市场的交易方式。”[6]p107“市场是一种交换机制，它们是进行某些经济活动的手段，它们自身并不是目的。”[6]p108总而言之，市场和计划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工具，手段和工具本身没有阶级性，只要运用得当，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都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如何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就是将社会主义追求公正、平等以及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效率、创新等积极意识相结合，从而实现“以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控制和引导原生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以市场经济来激活社会主义”[7]的目标。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的问题，比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信仰和道德危机突显，等等。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成为一些人质疑、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由。

深入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客观来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旧观念、旧体制等落后因素的束缚，使得新旧体制的转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出现某些管理上、制度上、政策上的漏洞和空白，是在所难免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从主观来讲，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某些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由于自身政策水平不高或是出于某些利益驱动，在制定政策时，出现了淡化党的原则和宗旨、脱离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引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疑，而这些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找出了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根本是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下功夫。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是由于“规范市场的一般性原则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从而导致“竞争还不够自由，不够充分”[8]p29而引起的。因此，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竞争规则，依靠法律手段减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走共同富裕之路，避免两极分化。只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

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深入探究其根源，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当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所引起的。

对于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国内外学者基本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按照西方经典理论观察中国，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质上就是专制统治，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另一种则认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选举并不是民主的本质，“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9]p47。笔者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既不能以西方经典理论判断和解释中国的某些政治现象，也不能要求中国完全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进行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先易后难、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政治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自然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特殊的国情所决定，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第一，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经典理论观察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为共产党“一党专制”，只有推行多党制才符合民主政治的标准。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现在推行多党制“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5]p8。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这种先于国家而产生的“体制外”政党，被称为“外生党”。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多是在现有国家的“体制内”产生，根据法律，通过竞选来获得执政地位的，因此被称为“内生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目的和获得政权的方式，决定了其集领导权与执政权于一身的地位，这与西方国家只有执政党，没有领导党相区别，这是其一。其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一般分为两种：“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主要是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自发生长和逐步积累的结果，其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民间而非政府。西方发达国家多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建设的启动多来自于外部的刺激和挑战，时间较晚、起点较低。因此，仅靠民间力量很难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就需要一个强大政府的推动。在中国，集领导权和执政权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领人民群众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坚强有力的核心。

第二，独具特色的协商式民主模式。当今时代，以竞争为特点的选举民主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民主模式。国内外众多学者都认为，“选举”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原则和表现形式，甚至认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内涵”[10]。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协商式的民主模式，遭到西方很多国家的质疑。然而，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前在中国为何不能马上搞全面的选举民主？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天津师范大学的马德普教授认为，民主的定义应该是“公民通过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11]p22，即民主的本质是自治和参与而不是选举。相对于为了达到执政目的而相互倾轧、相互拆台的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模式，协商式民主能更好地体现公民通过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发展模式，因此，相对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更具优势。当前在中国为何不能马上搞全面的选举民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所决定的。由前文可知，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政治、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加之几千年来受“人治传统与臣民政治文化”[5]p8的影响较深，缺乏民主传统，人民的民主意识不强。如果现在马上搞全面的选举民主，“不仅难以达到像西方社会那样的效果，且有较大的副作用，如国家分裂的危险，国内政治的混乱，等等”[11]p20。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中等思想观念”为协商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5]p8，搞协商民主更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第三，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国内很多学者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国外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企图采用激进式改革路径实现短时间内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渐进式改革路径优于激进式改革路径。那么，如何在实践中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其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由前文可知，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多是由于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时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所引起的。当前，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行政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其二，以民主改革试点为基础，深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由前文可知，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民主传统，人民的民主意识不强。以民主改革试点为基础，积累经验，做好示范，让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提高素质，久而久之，形成良性循环。当然，这一过程可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顺利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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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敏昭.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内涵[J].人大研究，2010（5）.

[11]马德普.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J].政治学研究，2014（4）.

责任编辑/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