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源

[摘要]我国军事哲学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辩证法为起点，试图立足军事学寻找军事的本质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学科理论体系。21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哲学界认为军事哲学应是一种部门哲学理论，从而开启了军事哲学的“另一种历史”。从两种军事哲学研究的横向、纵向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出，军事哲学的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军事哲学历史考察

军事与哲学的联系由来已久，从《孙子兵法》到《战争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无不闪烁着对军事问题的哲学思考之光。我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研究的历史尚不足百年，从其研究的立足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军事学领域，试图立足军事学，在最高思维层次上寻找军事的本质规律；另一个是在哲学领域，试图以哲学的批判思维反思人类军事认识成果，从而为军事学提供认识论、方法论指导。

一、军事哲学存在“两种发展历史”

我国军事哲学研究之端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我党的军事辩证法研究。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军事路线，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以“军事辩证法”为题进行了讲演，首次提出“军事辩证法”概念[1]p23。此后，为了从“思想上哲学上”“驳斥抗战中的军事上的唯心论与机械论”[2]p1，“运用马列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来认识、分析、理解、解决军事问题”[3]p8，延安“新哲学研究会”进行了军事辩证法相关研究。1949年，杰出的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出版了《军事辩证法》一书。“文化大革命”前后，军事辩证法相关研究较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辩证法、军事哲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内容全面拓宽，队伍不断扩大，两次召开军事辩证法研讨会，先后有30余部军事辩证法、军事哲学教材、专著和论文集出版，例如林伯野主编的《军事辩证法教程》（1985年）、王成业主编的《军事哲学研究》（1986年）、朱宝庆的《军事哲学范畴引论》（1988年）、刘先廷主编的《军事辩证法新论》（1990年）、宫锡准的《军事辩证法论纲》（1993年）等。这些成果，主要对军事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1995年5月，“军事哲学的开拓者”梁必骎出版了《军事哲学》，该书建立了以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和军事哲学方法论等为基本内容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至此，“军事辩证法”之称谓被“军事哲学”所取代，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得以明确界定。进入21世纪，军事哲学侧重从当代新军事变革出发，进一步向军事实践拓展，出版了许志功主编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研究》（2005年）、赵小芒主编的《面向未来战争的中国军事哲学》（2012年）等数部专著，进一步彰显了军事哲学的现实价值。

历史地看，定位于军事学分支学科的军事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然而，这种军事哲学研究的传统并不表明只有这条路才是适合军事哲学发展的光明大道。我们在翻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的历史之页时，看到的却是悄然而生的军事哲学的“另一种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的研究正渐渐兴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其缘起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开始反思哲学本身，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其结果之一就是，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等部门哲学在我国兴起研究热潮。不像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时间长成果多，作为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研究历史极短暂，或者说才刚刚起步。从哲学角度研究军事哲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军事哲学应从军事学中“分离出来”，“注重对战争问题的哲学思考”[4]p315。21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军事哲学“不代替军事学去认识军事活动的一般规律”，应当体现哲学的思维特征，“不断地反思、怀疑、批判和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5]。近年来，随着部门哲学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军事哲学应在部门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展开，与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研究是同性质的，即都须采用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这样说来，军事哲学就不应该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部门哲学，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军事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哲学理论”[6]。这种定位于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将以哲学反思的思维特性去观照人类军事世界，对军事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批判，这对军事学研究的创新、深化、完善和拓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二、军事哲学“两种发展历史”之比较评析

1.异同比较。可以看出：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一种哲学理论。具体地说，前者的根本特点是立足经验与实证去“研究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与一般价值”[7]p1，目的是为了实现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科学认知的思维。而后者以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对象，反思军事领域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认识军事问题时逻辑思维层次上的跃迁，体现了哲学反思的思维。如此看来，二者的共同点是都面向军事问题，试图就军事领域的各种活动为人们提供理性指导，二者的研究目标具有部分重合性。同时，我们也能看出，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从研究对象上比较，前者研究的是军事整体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后者以军事科学的全部思想为对象。从研究目的上比较，前者旨在揭示人类军事活动的本质规律，用以作为其他军事学科的理论基础，从而为建构一个属人的、“运行有常”的人类军事世界而努力；后者不是为了寻找军事学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反思人类军事世界的种种思想，敞开军事世界各种理论自我批判的空间，从而推动人类在军事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从研究方法上比较，前者主要采取观察、调研、试验、预测等实证研究方法，后者采取批判、反思的思辨方法。另外，从二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队伍方面来看，较之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既浅薄又寡少，以致为部分研究者“忽略不计”。

2.价值比较。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从产生到成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其研究成果不论对于完善军事科学理论还是对于指导人们的军事实践活动都具有促进意义。而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既研究者寡亦无理论体系，几近为人们“忽略不计”，其“何德何能”可与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并列为军事哲学的“另一种历史”？这是因为后者有前者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从人类世界整体与部分的角度来说，一门科学应当明确学科领域范围并且研究该领域之内的问题，不能出现“超界”现象。但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某一孤立的科学，各学科领域之间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人的面前。因而，哲学认为一门科学自其学科建构伊始就存在单一化、封闭化、专业化的特点，其思考空间和理论视野难免存在一定的偏狭。军事学也不例外。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实证科学建立的基础是经验，而经验在哲学看来是需要审查的。因此，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应当有一种哲学理论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批判。有人要说，军事哲学不正是给军事学以哲学批判的吗？是的。但问题是，如果将军事哲学定位于军事学的分支学科，它能超越军事学的学科边界而给军事学以批判指导吗？如果军事哲学“越界”了，它还属于军事学吗？在哲学看来，从军事经验上升的理性认识即使再富有哲理性，也终究难脱经验主义思维的局限。要给军事学以哲学批判指导，军事哲学只有“越界”才能担起这一责任。为此，我们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军事学理论成立的预设前提是否合理，军事学的界限在哪里，其终极价值是什么，军事学理论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其研究方法是否存有局限，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果仅仅在军事学的“小圈子”内“打转”是无法得以解答的，它需要超越军事学之界而进入哲学思考。人们在对军事科学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如果这种思考运用的是经验认知思维，那么它只是立足经验与实证而对军事学的建构与完善，一旦我们超越军事学而从人类整体的视角、以哲学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去批判军事学，我们就进入哲学思考了。这种哲学思考，将以形而上的批判思维去观照人类军事世界，给军事理论与实践以整体性的、超经验性的、广视角的指导，这有利于人们在军事领域克服视野的偏狭和经验的局限。可见，在完善、深化军事学研究方面，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是无法企及此深度和高度的。

3.造成歧向的根源分析。军事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姻”，为什么会走向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呢？这个问题需要踏着历史的足迹去寻找答案。沿着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专业化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军事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军事领域的问题这一点没有变，但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介入军事学的时候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哲学自身内涵的理解发生了“突变”——20世纪80年代之前与之后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那么，是不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军事哲学发展的歧向？这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到70年代末，受苏联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我们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普适性的“科学”，以“根深蒂固的哲学知识论立场和无法割舍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来理解、研究、运用哲学，认为哲学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形成了“教科书哲学”研究范式[8]p1—p32。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界开始反思“教科书哲学”的不足，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固定精确的、由经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反思、批判的思维方式。那么，对于此两种军事哲学来说，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它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思维和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9]p451，从而以“本本主义”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军事学，显然其是“教科书哲学”的产物；而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研究始于21世纪初，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研究范式之上，认为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到军事学，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思维方式反思军事科学，显然它是“新哲学”的产物。由此可见，军事哲学“姓军”“姓哲”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之历史背景。换言之，二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理解不同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军事学不同方式的“联姻”使此两种军事哲学“分道扬镳”。

4.合理性评析。该给二者如何“定性”，或者说他们谁更具合理性呢？如果考察一下其他部门哲学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与同为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的“尴尬处境”相同，历史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从哲学本体论出发试图寻找历史学的本质和规律，新兴的批判历史哲学以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为历史学提供方法论指导[10]p3。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等部门哲学的发展史也有类似情况。于是，有学者认为，部门哲学研究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理论”，另一条是“由一般哲学理论走向具体科学”。并认为这两条道路可以同时并存[11]。可见，“两种发展历史”现象在部门哲学大家庭中并非是军事哲学特有，两条发展道路并存于历史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军事哲学研究中既是历史事实亦有一定合理性。大体说来，军事哲学发展史符合部门哲学有此两条路径的说法：一条是军事学视野的军事哲学，企图立足军事学在思考军事问题时达到哲学思维高度；另一条是哲学视野的军事哲学，由哲学的思维特性指向军事学。在哲学看来，第一条道路不尽然是“哲学”的，第二条道路才是能对军事学以哲学指导的。然而，从二者的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抹杀“姓军”的军事哲学的价值，这同不能扼杀“姓哲”的军事哲学的发展同等重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有价值的，此二者的研究成果不论对于军事学还是对于哲学都有促进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丁世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郭化若.军事辩证法[M].上海：新华出版社，1951.

[3]郭化若.关于延安新哲学学会研究军事辩证法的一些情况[C]//.军事辩证法新探.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

[4]《军事哲学研究》编写组.军事哲学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许志功，赵小芒.军事哲学何以成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6）.

[6]曾祥云.“应用哲学”质疑[J].学术界，2013（5）.

[7]梁必骎.军事哲学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8]孙正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9]刘先廷.军事辩证法新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10]庄国雄等.历史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1]张建民.部门哲学的两种可能研究层面与两条生成道路[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5）.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