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

号贩子不是因为现场挂号、医生加号权而存在，而是医生的价值给这个群体提供了生存土壤，依靠取消现场门诊号的措施打击号贩子，恐难以如愿

3月9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治“号贩子”需要对医院体系进行改革，把“蛋糕”做大，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而多数政协委员也认为，靠取消现场门诊号治“号贩子”的路并不通。

“炒号”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业，号贩子也是不小的群体。随着“互联网+”的热潮，“炒号”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转到了“互联网+”，形形色色的APP公司应运而生。深谙中国医疗体制的商家们也看到，只要他们控制了医院的现金流、药品流、卫生材料流，甚至检查检验，他们完全可以把医生养起来。因此，互联网要颠覆传统的医疗模式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黄牛党”炒号的现象？首先要从医生的定价来思考。“黄牛”倒号，各地价格不一，基本上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报价”，最低120元，一般两三千元，最高五六千元，而专家的“合法”价格在7至15元之间。如今，公立医院已有一些“天价”特诊，一般在三五百元上下，而“黄牛党”给出的专家号价格，挤去“恶炒”的水分之后，才是专家真正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

期望依靠取消现场门诊来杜绝号贩子“炒号”现象还待商榷。不少媒体把“黄牛党”炒号看成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医生的价值没有得到公正客观的体现，反而把打击“黄牛党”作为打击炒号的重点。……